钟正国：百年母亲（上）
百年母亲（上）
文/钟正国
母亲89岁时留影
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生于20世纪初的农历己酉年腊月初四，于2004年12月25日快到95岁生日时离开了我们，到2010年1月14日冥寿100岁了。
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等我死后，你要为我作一篇祭文，把我的事讲给世人听。”我望着她恳切的目光，点了点头。几年来，我的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记住她叮嘱的话语。这段时间里，我竭力搜索几十年来的记忆，找出尘封的日记和信件，翻看手边的老照片，回忆母亲，回顾往事，沉浸在不尽的思念之中。
第一次听母亲讲起她的身世和家事，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那时，我们家刚搬到市区，妈妈结识了一些新邻居，其中的杨阿姨和妈妈最谈得拢。记得那是放暑假的时候，每天午饭之后，杨阿姨就摇着一把蒲葵扇来到我们家。妈妈半躺在一把凉椅上，杨阿姨靠墙坐一只竹凳，俩人便开始了长谈。多半时间是妈妈在讲话，主要内容讲的是家庭往事。这些闻所未闻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常使我听得入神，燥热而漫长的午后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妈妈的健谈而善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妈妈的讲述让我浮想联翩。那年，我刚好10岁。
又过了许多年，到了1971年夏天，我上山下乡已经七个年头，当年有几次招工机会被错过了，心情非常沮丧。正在此时，公社党委推荐我到县里的师范学校读书。但是在填写招生表时，因我不清楚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家庭成员的情况而再次搁浅。
事后，我写信给母亲，好在她并不希望我在当地解决工作。母亲的回信中有她亲笔书写的家庭历史情况，这份宝贵的资料我一直保存至今；我回城工作后，在参加高考、争取入党的过程中，母亲又作过多次口头补充。母亲健谈的天性一直保持到老，她的故事如水一样点点滴滴流进我的心田，加上我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件，我掌握了大量丰富的素材。
这几天，一股强冷空气席卷全国，北方和江南的好多地方下了暴雪。高大的秦岭未能挡住巨大的寒流，整个四川盆地一下子就进入了严冬。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2010年悄无声息地到来了。
此时此刻，我端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开始写有关母亲的故事，实现我的诺言，了却母亲的遗愿，并以此作为母亲百年诞辰的纪念。
母亲的娘家在原四川省荣昌县，离县城北门外五里之遥的螺罐山下。追根溯源，母亲的家族也并非当地土著，而是湖广填四川时迁入的移民。关于其先祖如何入川，怎么落户在荣昌地界，母亲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相传当年张家三兄弟，接到皇帝限期入川的圣旨后，当即着手准备上路。都说故土难离，但最难舍的却是门前那棵大树。这棵树是张家先辈所栽，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拔地参天。与众不同的是这棵树能预报天气，凡刮风下雨、打霜落雪都有明显征兆，因而能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三兄弟商议，宁肯少带一些被褥衣物，也要把这棵树搬走。
于是，他们把大树连根刨出，锯成三段，三兄弟一人背一节出发。说也奇怪，这树背在身上，却轻如鸿毛，三人健步如飞，昼行夜宿，走了两个多月终于来到川东地界。只见这里丘陵起伏，河流纵横，三兄弟踟蹰徘徊，不知在哪里安家为好。一天早上，他们又准备继续上路寻找，不料那棵树已恢复了原先的重量，再也背不动了。见此情景，三兄弟想这一定是天意，那就在此地落户吧。他们急忙挖了三个坑，先把树栽下，再搭了窝棚安下家来。三兄第询问当地人，说这里是荣昌县螺罐山。
不久，这三棵树都成活了，齐刷刷长得跟先前一模一样，仍然能预测风雨，且更为灵验。这件事惊动了四邻八乡，许多人赶来观看，受它恩惠的人事后又来还愿。久而久之，人们称呼这三棵树为大神仙、二神仙、三神仙，还集资修建了庙宇，做了牌位供奉起来。每逢初一、十五烧香朝拜的人络绎不绝，一时盛况空前。这大概就是现在螺罐山云峰寺三仙殿的来历。
从小听妈妈讲这段故事，对螺罐山早已心向往之。2009年3月7日，我为此专程去了一趟。
这天，艳阳高照，云淡风轻。山上山下，桃红李白，菜花似金，一派春日景象。我走进云峰禅院，站在山边平台上张望，只见山门高大巍峨，殿宇富丽堂皇，苍松翠柏环绕，来往人流如织，案头香火很旺。我在寺内仔细寻找那三株古木的踪迹，遍访不见方才小心询问方丈，答曰：三棵神树早己故去。听到此言，我不觉暗自神伤，怅然若失。螺罐山没有险峰峻岭，与相对平坦的荣昌县城来说，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山包。我想，以前的传说不知是真是假，而眼前的景象却千真万确。这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我在大山门外拈了一柱香，默默地为母亲、外公外婆及列祖列宗祈祷，愿他们在天之灵安宁。
关于螺罐山神树的传说，从母亲的表情来看，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我很想了解张家祖上真实的生活状况，多方追问，母亲却并不知道多少，只是到了外公这一代，张家已沦为赤贫却是事实。
我的外公张玉隆，大约生于1870年。8岁时父母双亡，丢下他和4岁的妹妹。乡邻见其可怜，妹妹被刘家抱去作童养媳，外公则帮人割草放牛为生。外公长到16岁后，开始在大户人家帮长工；25岁与外婆结婚。
外婆李氏，云南人，听母亲说是少数民族，苗族或彝族难以确定。从小做童养媳，遭夫家打骂难以活命，被运盐的马帮相救，逃往四川，流落到了荣昌。先是在罗家做童养媳，20几岁时其夫病逝，才嫁与外公。
外公外婆这一对苦命夫妻，在螺罐山下搭了一个草棚安下家来。好在这里是一个要道路口，常有行人来往。外婆就上山采野茶叶熬水卖，继而打草鞋、卖粽子，外公出外打短工、抬滑杆，开垦周围的荒地。夫妻俩起早贪晚，勤劳节俭，逐渐有了几亩田土，种了粮食、苎麻和几十株柑橘树。积攒了一点钱后，开始盖房子。先盖了一间、两间，后来一共盖了七间房，同时又养了猪羊。除卖茶水、粽子之外，还增加了米饭、豆花和炒菜。仅十几年工夫，夫妻俩白手起家，小小草棚就变成了一家路人歇脚的幺店子。随着几个儿女相继出世，张家终于又兴旺了起来。
外公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脾气急燥；外婆则慈悲为怀，积德行善，人称“李善良”。有一天早晨，几个村民逮住一个拦路抢劫的“棒老二”，这本不关外公的事，但他闻讯后，急忙找出一根绳子，要将这人五花大绑送官府。外婆则可怜这人守候一夜又冷又饿，连忙舀了一大碗热饭端给他吃。也就是这件事，从此种下祸根。这个“棒老二”后来纠集一伙人，成了打家劫舍的土匪。他毫不顾及外婆的好处，头一个抢劫对象就是外公家。这伙土匪几次光顾，将粮食、钱财、猪羊洗劫一空。他们还声称要外公的命，以报那次捆绑之仇。因此，只要听到风声，全家人就外出躲避，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后来，简直就不敢在家里过夜，于是外公在县城找了一间房子，全家人在那里避难。但是，这伙人还是绑架了张家长子，以撕票相威胁，索要巨额赎金。
在这期间，外婆打听到荣昌城里的袍哥“舵把子”家，千方百计到这户人家当了佣人。这家女主人吃斋念佛，心地善良，且娘屋也姓张，外婆与之拉上关系，进而让母亲拜其为四姑。攀上了这门亲戚，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外公一家又才搬回乡间。但大儿子因惊吓受虐，加之从小体质虚弱，竟一病不起，不久夭亡。之后，外婆又死于狂犬病。起因是，一队军兵路过，驻扎在外公家里。灯油用完了，外婆外出去借。正是初春时节，天刚下过小雨，路上满是泥泞。外婆背着竹篓，柱着一根棍子，走在一条田坎上，突遇一只疯狗迎面而来，无法躲让，被咬伤倒在水田里。被人救回家，几天后发病，全身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怕光、怕风、恐水而亡，时年52岁。
外婆去世前后，外公家其他几个子女也相继死亡，仅剩母亲一个孩子。受到这一连串打击之后，外公突然苍老，一蹶不起。母亲二十岁出嫁后，外公一人孤苦守家，后由母亲接去赡养。
1942年，也就是外婆去世二十年后，外公在我们家病逝，享年七十二岁。那时正是抗战时期，我们全家在简阳县石桥镇避战。母亲执意要护送外公的灵柩回家乡安葬，但时值三伏酷暑，母亲又正怀孕待产，关山重重，实属无奈，由我的父亲作主，就地安埋。后来，我的父亲病故，也葬在此处。外公离开故乡后，田土、房舍租给他人。但由于地处遥远，连租谷也未去收，可惜辛苦一世挣来的家业，白白送与了外人。
临近解放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之后妈妈带着几个儿女，离开简阳辗转来到重庆求生，丢下逝者，一去六十余载。翁婿俩客死他乡，仅两座孤坟永久相伴。
我退休之后，曾两次专程去了简阳县石桥镇。虽然已无法找到亲人的坟茔，我还是买了一些香烛纸钱，找了个僻静之处祭拜。
傍晚时分，春寒料峭，一阵阵风吹来，火光忽闪，青烟四散。我与外公从未蒙面，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两岁。不过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了两位亲人慈祥的面容。我泪眼朦胧，心口滴血，轻声地呼唤：“外公、爸爸，我来看你们来了 ……”
母亲原名张树琼，又名张祥文，排行老五，是外公家最小的孩子，人称张五妹。母亲10岁以前的童年时光，家境向好，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那时流通铜钱，外公家的收支尽是零零碎碎的小钱，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收拾整理。这时，外公总爱喊：“五妹，快来帮我数钱。”母亲站在桌子旁，两只小手伸向那一大堆铜钱，每数完一百个，就用麻绳穿成一串，整整齐齐地摆好。一次数完，总有十串二十串之多，然后把这些铜钱串子放到床底下的一只大木盆里。外公要用钱时，也常常使唤她：“五妹，给我拿几吊钱出来！”母亲常常偷偷地把床底下的木盆拉出来，双手轻轻地抚摸。后来，日渐增多，直到有一次已拉不动那木盆了。她不知道这些钱究竟有多少，只是心里感到踏实和快慰。
每逢春节更是快乐的日子。进入腊月，外婆就开始置办年货。在家里熬糖，做芝麻杆、米花糖，砂炒花生、瓜籽、胡豆、碗豆、薯干、板栗等，待到外公磨刀杀猪宰羊时，外婆又忙着推豆腐、磨汤圆，炸麻花、炸酥肉，准备好丰盛的食物，三十晚上全家围坐团年。正月初一早上，全家老少都换上新做的衣服，外出拜年、走人户。母亲回忆说：“我的衣服总比哥哥姐姐们的好看一些。有一年，还给我一个人做了洋花布的棉衣，那布料是阿爸在荣昌城里扯回来的。”堂屋的案桌上摆满糖食、炒货和红橘，供招待客人和孩子们嚼用。整个正月里，五妹的衣服荷包都装得鼓鼓的，腮帮子都嚼得酸疼。
母亲生性好动，成天到处玩耍。五岁那年，外婆按照乡间习俗开始给她缠脚。母亲难以忍受那钻心的疼痛和不能自由活动的寂寞，成天嘶叫，趁外婆不注意时就偷偷地自行解开。外公对此不以为然，从不说好歹。于是母亲有恃无恐，拼命反抗，外婆无可奈何，只得放弃。得到解放的双脚，跑得更欢了。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就能上树采摘橘子，外公不无感慨地说：“要是缠了脚，五妹哪能帮我的忙哟！”
母亲心灵手巧，自幼就最爱看大人做事，学大人做事。荣昌盛产夏布，家家户户都绩麻线，母亲从四五岁开始跟着外婆学着做，乐此不疲，熟能生巧，到八九岁时，就与大人做的差不多了。母亲说：“那时，我和阿咪、嫂嫂三个人一起绩，一天下来，总是我绩得最多。阿咪要煮饭喂猪有耽搁不好比，但我和嫂子都是同样坐一整天，但她总是比我少一两多。”开春之后，天气转暖，是绩麻的好季节。母亲回忆道：“那时，我们从天亮做到擦黑，白昼变长了，每天长一线，当天可以比头天多绩一根麻线。夏至至短，每天又要少绩一根麻线了。”母亲手脚麻利，绩的麻线多，且又匀又细，质量好。外公赶场去卖时，总是把她绩的摆在上面，还得意地对买家说：“这是我幺姑娘绩的。”
外婆去世的时候，母亲刚满12岁，一连串的家庭变故使她很快地成熟起来。她忍住悲痛，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操持家务，掌管钱财，照料外公。除煮饭、喂猪之外，还照常和已守寡的嫂嫂一起绩麻线。那时，外公家的幺店子仍然开着。每到下午，总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来这里打发时光。他们看女人绩麻线，盯着雪白的大腿，无话找话说笑。妈妈知道他们是冲着嫂子来的，便不露声色，看他们取闹。听着听着，一些言语明显出格，不堪入耳。这时，她突然掀翻凳子，“嗖”地站起身来，双手叉腰，横眉冷眼望着众人。那几个人见势不妙，也急忙起身，嘴里说道：“五妹息怒，五妹息怒，”讪讪地溜走了。这些人走后，五妹把满腔怒气洒向嫂子。数落她不自爱、不自重，招惹是非。又告诫她要对得住张家，对得住死去的哥哥，还说，阿咪死得早，我们姐妹要如何撑持门面，怎样照料阿爸……说到伤心之处，涕泪交加，把满腹的苦水都倒了出来。开始时，嫂子还辩解几句，但看到她不依不饶的样子，只好闭口。最后，只得好言劝慰，百般承诺，方才了事。
说到妈妈这个嫂子，也有一段奇特的经历。她是外公家的童养媳。据说，她是一名私生女。其父是一位游走乡间讲“圣谕”的先生，与一良家妇女发生私情生下她。事情败露，这个男人不敢露面，女方的家人要把刚出生的婴儿丢到荒山里去。我的外婆得知后，赶上前去一把抢过来，抱在怀中，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取名张树庭，成为张家的一个女儿。长大后，与张家的儿子圆房，成为张家的媳妇，但丈夫早逝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后来，她走出家门，到永川进了外国人办的神学院，成为基督教神职人员，后嫁福建人童楚材。妈妈与她虽无血缘关系，却有姐妹情缘。我们把她当成亲姨妈，按张家的排行，称呼她为“二老子”。俩个老姐妹晚年时，常回忆这些往事。二老子对我说：“人家说‘三娘教子’，那个时候是五妹教我哟！”
外婆自从攀上了荣昌城里四姑这门亲戚后，经常带母亲去走动，越走越亲密。后来四姑的女儿读书，让母亲陪同，吃住在一起，长达四年之久。母亲也就是在此时，获得了难得的读书机会。
母亲十九岁这一年，荣昌城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有人开办了一家新式商店，店员统统为女性，取名懿得女子商店。母亲前去报考，凭着她四年的私塾学历，被顺利录取。她告别外公，跨出家门，走进县城，把张家五妹的故事永远地留在了家乡螺罐山。
民国十九年（1930）农历春节后不久，懿德女子商店在荣昌县城昌元镇正式开张了。这既是当时提倡女权的产物，也是全新的商贸业态。商店将几间铺面打通，宽敞明亮，装修时尚，柱头贴有穿衣镜，货柜镶了玻璃板，店员统一着装，商品明码标价。
开业之初，民众蜂拥而来，里三层外三层挤着看稀奇，以致店员在柜台内只见人头攒动，看不见街面，盛况空前，长达十多天，轰动一时。张五妹被当时的景况所陶醉，工作起来尽心尽力，无论是连续七八个钟头站柜台，还是长途跋涉随经理去成都、重庆办货，都在所不辞。可是好景不长，仅一年多时间，因生意亏本，商店被迫关门，清欠后由王姓老板收购。
张五妹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失掉了。不过，在这短短的一年中，她结识了商店的经理，双方渐生爱慕之心，在此何去何从之际，水到渠成，结为夫妇，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老家在四川内江空堡台，城市贫民出身，天性聪敏，忠厚老实，勤奋好学。早年在自贡盐号学徒，深得老师喜爱，因此学得一手好算盘，精通记帐、核算。出徒后，曾帮多家老板经营洋油、百货、烟叶等生意，逐渐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
父亲携新婚妻子回到老家内江，开始与人合股做洋油生意。几经辗转之后，在成都觅得美孚洋油公司经理职位。这家公司是美孚石油在四川的代理商，老板是原四川都督尹昌恒，财力和人缘都不错，父亲到任后，不敢懈怠，勤恳操持，生意做得很红火。
我们全家也迁往成都定居，在陕西街置有寓所，生活安定，衣食无忧，母亲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安心当起了全职太太，过了十来年舒心的日子。
母亲90岁生曰聚会时留影
五、沉重的担子
一场战乱突入其来，打破了平静的优裕的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飞机不时轰炸成都，闹得人心惶惶，市民纷纷往乡间疏散。尹昌恒的洋油公司暂时关闭，我们家祖孙三代八口人，也迁到简阳县石桥镇避战。
最初的日子还算过得去。父亲靠一点积蓄做小生意养家。其间，还和几个朋友共同发起，募股修建了当时石桥最现代的影剧院，这就是有名的宝华剧院。同时建造了一楼一底的住宅，供全家人居住。
不料，这一住就是七八年，父亲的生意时好时坏，停停摆摆，以至于每况愈下，入不敷出，家境慢慢变得艰难起来。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成都尹家的洋油公司重新开业，通知父亲恢复工作，那时已没有能力全家回迁，父亲只能独自前往。正当生活出现转机，全家盼望早日在成都团聚之际，父亲却突发脑溢血，一病不起，尹老板给了300元纸币，让父亲回石桥家中养病。灾祸突然降临，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母亲的肩上。
正在此时，祖父突然去世，母亲独自操办丧事，几番嚎啕大哭之后，她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来支撑家庭。母亲将祖母送去姑妈家养老，二姐正蓉过继给二老子做女儿；又托人将已满18岁的哥哥正明带到成都，参加了消防队，这样家里就只剩下了四口人，而我正怀在母亲的肚腹之内，十二岁的大姐正辉除读书外，帮助料理家务。母亲安顿好这一切之后，当务之急是解决家里日常生活开支和为肚里的胎儿出生做准备。
简阳县所在的沱江流域，盛产烤烟，是卷烟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当时美国烟草公司长期在此收购。妈妈和几个姊妹合伙，到各个乡场去收购烟叶。今天赶这个场，明日去那个镇，将零零星星的烟叶统统收买过来，三五把十来斤就自己挎着篮子提回家，上了几十斤就雇一个力夫挑回来。回到家后，先进行分类整理，再卖给卷烟厂的收购门市，从中赚取微薄的利润。母亲是领头人，除了负责买进卖出的安排料理之外，算帐分红也是她的事，从早到晚，忙过不停，午饭常常也是吃一个烧饼充饥。这年夏天，她腆着大肚子，拖着越来越沉重的脚步，顶着烈日到处奔忙，直至深秋，才迫不得已停歇下来，在家待产。这年立冬之后的一天早上，母亲生下了我，刚刚满月，她又开始了奔波。
这以后，母亲曾应聘做过小学教员，为镇上的妇产大夫陈医生打下手，当起了助产士，帮福音堂看守大门、打扫庭院……这期间，还转让了宝华剧院的股份，典当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总之，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家用和医治病人。然而，父亲的病情却毫无起色，神志不清，卧床不起，日渐加重，直至1949年6月去世，前后长达两年半。
这一年的冬天异常阴冷，一阵一阵的寒风从沱江边刮向古镇，家家户户紧闭门窗，街市上人迹稀少，我家的小楼黑灯瞎火，屋内了无生气。
经过这一番磨难之后，母亲变得精明强干起来，她暗暗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把几个儿女抚养成人。
1950年初，远在重庆的二老子来信，说是她新开办了一所缝纫学校，急需人手，想请母亲去帮忙。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母亲毫不犹豫就满口答应，匆匆忙忙地带着大姐、三姐和我三个儿女奔往重庆。此时，新年刚过，母亲才过了40岁生日，大姐未满15岁，三姐3岁半，我2岁零2个月。
那时，二老子在重庆磁器口的福音堂当牧师，其缝纫学校也是以教会的名义办的。教堂宽敞，房舍很多，我们一家和二老子住在了一起，母亲也顺利地进入缝纫学校做事，一家人暂时安顿了下来。可是不到一年光景，缝纫学校就停办了。我们一家人不能赖在二老子家吃闲饭，母亲带着三姐和我搬了出来，留下大姐在她家读书并做家务。
母亲四处去找工作，她曾去过一家汽车弹簧厂做除锈工，但因劳动强度太大又无法照顾幼小的孩子，只做了三天就停了工。她思前想后，打算把三姐和我送到孤儿院去，再去工作，等有能力时再接回来。于是，她带上我们到劳动局和民政局去，一遍又一遍地哭诉，一次又一次地哀告，都无济于事。
被迫无奈，母亲只好去河边为船工缝补衣服，为水上消防队洗衣被，挣来微薄的工钱买米，平日吃的蔬菜则是从菜场或河边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后来，又摆了一个小摊，卖香烟、杂糖、水果等，这样可增加一点点收入。
在苦难中煎熬，母亲始终盼望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稳定的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来养育儿女，一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图片为作者提供】
作者近照及简介：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