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宪君:四川省团校轶事

四川省团校轶事

图文/林宪君

(一)创建初期

四川省团校,创建于1952年四川合省之后,我是建校初期的七人之一。如今,其他六人已驾鹤西去,尚存于世者只有我一个人了。若要留下四川省团校创建初期这段历史,可真是非我莫属了。为响应“石桥铺故事″群的倡议,我应义不容辞的写上几笔。
常言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历史上的巴蜀之地向来难治。
1950年1月,四川省已政权易帜,因地广人多,加之常年匪患不断,中央为加强治理,将四川省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大行署区。行署区和省是一个级别,行署所在地即省会,四大行署区隶属于西南局。川东行署驻地重庆北碚,川西行署驻地成都,川南行署驻地泸州,川北行署驻地南充。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匪患的消除,四大行署区又于1952年合并为四川省,成立了四川省人民政府,省会设于成都。
合省前,我在川西区团委团干培训班工作,合省后即调入四川省团委,被分配在由团省委领导的四川省团校。从1952年9月起,我开始到成都多子巷22号四川省团委领工资了。从这天起,我这一生就在四川省团校端铁饭碗,一直端到1995年退休。到今年2020年,我仍然躺在四川省团校的怀抱里,享受着各种福利。
四川省团校创办初期,只有7个干部,主要负责人是川东团校来的宫本信,职务是指导员,山东牟平人,是我的老乡;组织科长刘荣臻,行政科长蔡嘉祥,黄强当会计,陈怀碧当出纳,张明礼和我林宪君忝列为教育干事。
四川省团校成立初期,尚未选到校址,全班人马均驻扎在成都多子巷四川省团委机关内。筹办期间,大多数时间是参加中共四川省委布置的中心工作,如征粮、剿匪、土改、统购统销等工作。我被派到梁平县蓆帽乡双石村动员农民卖粮给国家,晚上开会后回住宿地,天黑迷路,走进了原始森林,差一点被狼吃了。
除此之外,就是寻找校舍,那个年代经济困难,没有钱修新房子,只有四处打听那里有适合办学的空房子。

1955年上半年,作者在他和陈德琨共同设计的《四川团校》校牌下留影

这时,恰好调来一个积极找房子的领导人,即达县地委宣传部长李力勤,前来主持筹备工作,团省委给他封了一个官职“第一副教育长”(校长职务要由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兼任)。李力勤亲自率领蔡嘉祥、黄强、林宪君三人,天天骑着洋马儿(自行车)在成都大街小巷转悠,打听哪里有空屋,寻找适合办学的校址。
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川西团干班,设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对面,祠堂街16号。这栋楼房原为国民党师长夏斗枢的公馆,仅有一条狭窄的三层楼房,即使学员如煮饺子似的挤在一起,也只能容纳一百多人,远远不能满足数百名学员和教职员工住宿的需要。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更加宽敞的校舍。
我们每天大汗淋漓,苦苦寻找,累得皮塌嘴歪,整整跑了一个多月。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发现成都东门外牛市口有一所废弃的学校“中华女中”。该校已停办数年,占地约五十亩,茅屋广厦数十间,有礼堂、操场、食堂……是个办学的好地方。进去一打听,原来借给一个建筑队在使用。经我们几人不懈的努力,由团省委打报告给四川省委申请,没几天这块地盘就归四川省团校所有,具体地址是成都东郊水巷子5号。
作者在成都牛市口水巷子,四川省团校大门口公路上
1954年2月,四川省团校迁入新校址。为筹备开学,我们到崇庆县出产木料的地方订制课桌、板凳和各种傢具,在市内采购各种办公用品……仅两三个月时间,就开始招收学员。在此期间,又从各地调来一些团干部,充实教学、后勤第一线。各路人马到齐,十几个18岁到28岁的小青年,轰轰烈烈地办起了四川省团校。
第一学期开学典礼,请来校长李培根在礼堂滔滔不绝讲了一上午。只要他开口,一讲就半天,我们戏称他为“李半天”!
1954年,四川省团校在成都办了两期,每期学员200多人,学习内容主要是《经济建设常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团课常识》等,教学方式是上午请各部门的领导或专家上大课,下午分小组讨论。
1954年教研室全体人员合影。最前面是教研室主任贺弘毅,右上角最高的是作者
(二)搬迁重庆石桥铺
1954年,西南大区宣布撤销,西南团工委下属的位于重庆石桥铺的西南团校也随之撤销。重庆与四川合并为四川省,重庆由中央直辖市降为省直辖市。
重庆市曾是西南局驻地,是中国西部政治经济中心,GDP是成都的三倍以上,它的地位比省会重要得多。1954年,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宋任穷在一次会议上说:“重庆和四川合并,并没有降低它的地位,市委书记由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省委拟将省会迁来重庆。
得此消息,各省级单位未雨绸缪,纷纷摩拳擦掌,抢先搬往重庆。工会、妇联、青年团最为积极,深怕落人之后,抢先一步搬到了重庆。四川省团校决定搬到重庆石桥铺原西南团校校址。搬来之前,先派张家齐为接收大员,全权代表单位前来接管西南团校。
我和张家齐已是老友,他于我既是兄长又是老师。我俩相识于1952年团省委组织部,我一直追随他参加各项中心工作。1953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任团中央书记。会议结束,我俩被派往仁寿县、富加、禾加等地传达贯彻团代会精神,吃住在一起。我俩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结下深厚友谊。
张家齐接管西南团校后对我讲:“上级派我来,有两大使命:一是要安置好留下的职工;二是接管全部财产。”经他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圆满完成任务。
首先安置好教职员工。西南团校为四川省团校留下四名教学骨干,他们是贺弘毅、王瑛、赵振美和何正庸。贺弘毅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在中央党校深造,又在中央团校传道授业,开口闭口都是马恩列斯、唯物论辩证法,满腹经纶,胸怀天下。我视其为导师,对其才华崇拜有加。王瑛系南下干部,满口山西话,长期从事党史教学。赵振美和何正庸,都是学富五车、饱读马列的翘楚,在我心目中,不仅是学习的楷模,又是我们这批新手的老师。
后勤部门的职工,几乎全部留下,四川省团校搬来后,仍各自坚守原岗位,继续为四川省团校服务。他们是:行政科保管金科成,医生黄圣中,驾驶员季润玉、王云峰,门卫李世成,电工邓海涛,木工陈清云,花工彭岸峰,杂工余杰、张时君,通讯员王兴,伙食团长袁先才,炊事员朱履德、黄松柏、李海清、王安禄、熊仲山、胡绍武、谭永兴等。
接管西南团校的全部财产,包括127亩校园,两层半的办公楼(底下的半层为图书馆),三栋苏式学员楼,大礼堂,学员食堂,职工食堂,三幢职工宿舍,以及各种办公傢具和用品。连每一棵树木花草,张家齐都如数清点造册,其工作极为认真负责,为四川省团校迁来后顺利开学,作出了重大贡献。难怪六十年代上级要选拔他去当“县太爷”(县委书记)。那时候人们对他已经以“县太爷”相称,遗憾的是“文革”开始了,一切皆化为泡影。我在想,如果张家齐担任了县委书记,其作为决不亚于焦裕禄!
1955年4月中旬,我们省团校除少数人照顾夫妻关系留在成都外,其余人员全部“一锅端”,坐上成渝铁路的火车,一夜之间就浩浩荡荡地搬来了重庆石桥铺。我们二十几个年轻小伙子,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什么财产也没有。我们天天吃公家、用公家,就连吃饭的碗筷也不拿。一路上嘻嘻哈哈,觉也不睡,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新的家(集体宿舍)。如今回忆起来,我们那次搬家,如同旅游一样潇洒。
搬到重庆没几天,大约是1955年4月25号,我在《四川日报》第四版发现了一篇小品文《一走了之》,副标题是“四川团校搬家记”,我眼睛一亮,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
记得作者是柳浪,大致内容是:四川团校搬走后,留下了一片狼藉,门窗洞开,大部损坏,垃圾遍地,蝇鼠成堆,残花败柳,不堪入目,甚至连“四川省团校”的公章也弃之如敝履。前来联系接管校址的单位,连团校工作人员的人影也见不到一个。好不容易遇到了行政科的副科长,他竟然两眼一楞,头也不回,骑着洋马儿扬长而去……
我们看到这篇小品文,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对这种无中生有、吹毛求疵的指责,嗤之以鼻。据我所知,所谓的团校公章,只不过是印制笔记本的一块铜模,因无用而被抛弃。那个年代还没有“诽谤罪”一说,尽管是污蔑不实之词,也只有不了了之。

1955年4月四川省团校迁渝前,与留成都职工分别时,全体教职员工在成都牛市口校园内大操场的合影

(三)更换校牌

四川省团校迁来重庆石桥铺后,其首要工作便是更换校牌。这里过去是西南团校,如今已堂而皇之是“四川省团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四川省团校在石桥铺地区是个家喻户晓的大单位。
整个石桥铺地区,除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石板路石桥铺古镇,便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星星点点的农民茅草房。屹立于石桥铺东场口的四川省团校,高大的苏联式楼房是青砖洋瓦,校园环境幽静,绿树成荫,道路宽敞,流水潺潺,清洁卫生……犹如鹤立鸡群,令周围茅屋草房的居民们刮目相看。团校里又有操场,又放电影,附近居民闲来无事常进来逛逛,把这里当作了休闲的公园。
站在校门外,抬头一看,校门上方的“四川团校”四个大字,特别醒目。这四个大字的来历,说来话长。
我们搬来石桥铺之后,团校主要负责人施巨流教育长,一番雄心壮志,要把团校打造成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摇篮。他经常独出心裁,想让团校美名远扬。为彰显四川省团校在石桥铺地区的显赫地位,他一心想换个吸引人眼球的大校牌。
一天,他相中了我和陈德琨,走到跟前拍了下我俩的肩膀,说:“喂!小伙子,你们俩去写个校名,做成一米见方的红字,竖在校门口铁栏杆的上方!”他知道我俩都会写写画画,陈德琨曾在大竹地区文工团搞过美工,我也在成都市美术班混过几天,完成这个任务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们两个楞头青,接旨后立即动手制作。那个年代,毛泽东的字体最吃香,我们就模仿毛体字,依样画葫芦,写好交给木工陈青云,他一丝不苟地在两寸厚的木板上锯出了“四川团校”四个大字,涂上红油漆,用铁条焊接在校门口铁门的最高处。
四川省团校大门前是一条碎石公路,东去歇台子要爬一个坡,西接石桥铺,散步五分钟就到。来往行人路过大门口,抬头一看,“四川团校”四个大字即映入眼帘。这四个红光闪耀的大字,在四川省团校门口挂了四十年,直到1995年四川省团校搬迁到成都龙泉驿之后,才被拆毁。
我和陈德琨万万没想到,我俩设计制作的这块校牌,竟引发了蝴蝶效应。校内校外过往行人,都认为这几个字设计美观大方,于是校方便推而广之,又让我俩设计了校徽。那个年代,学员和教职员工都要佩戴校徽,如同今天的出入证。

设计的校徽

我们设计的校徽尺寸为4.5×1.5厘米,红底白框,左边是五星团徽,右边是仿毛体的“四川团校”四个字。除此之外,学员手册、笔记本、信封信笺以及学员毕业证书……都采用了我们设计的图案。

2020年10月10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林宪君,1935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四川省团校副教授,1957年9月因写日记表示对反右派斗争有抵触情绪,被视为利用日记向党猖狂进攻,遂划为右派骨干分子,于1958年3月被送往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劳动教养。1966年4月返回原单位,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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