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国学 | 曲祯朋 ：“俗”史：儒、道、法家“俗”思想考论
《说文》言：“俗，习也，习者，数飞也。”“俗”是反复练习并以此形成稳定的文化传统，即习俗。《周礼》郑玄注言：“俗，谓土地所生习也。”（《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6页） 所以“俗”即是具有地域特色的风俗与产物。可见，“俗”具有稳定性和独特性等特征。从内容而言，早期经典文献中对“俗”的记载很多，如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习俗等。但就抽象化概念言，对“俗”的论述并不多，如《诗经》《左传》《国语》《逸周书》等经典并无“俗”这一概念，《尚书》中几条相关词例也只存在于《伪古文尚书》中，说明在春秋早期及之前的文献中，作为抽象概念的“俗”还未出现，真正将“俗”抽象化、概念化始于春秋晚期，而成熟则要到战国中晚期了。
一 顺俗：道家“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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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中有两章提到了“俗”，第一处是第二十章：“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我”相对的“俗人”形象，这个“俗人”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俗人”呢？按照陈鼓应先生的理解，这里的“俗人”就是“众人”“世人”，并不是具有贬义的含义。（《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144-146页）后文又以“众人”与“我”对言，可知“俗人”即“众人”也。另一处是第八十章对“小国寡民”的理想状态的描述：“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在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中，人们不去使用那各式的器械，人们安土重迁，没有必要去使用那些船舶车载，也没有战争机会使得人们去使用武器。人们安于生活，以其食物为甜美的，以其衣服为美观的，以其居所为舒适的，以其习俗为安乐的。这里的“乐俗”就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人们不会刻意去对“俗”加以改变、调整，一切顺其自然，以其本来面貌为美，其实就是以顺俗的方式来对待“俗”。庄子在《胠篋》篇中以此来形容上古时期的社会状态，并称之为“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但到战国时代，“士”阶层兴起，这些具有一定知识的人便自别于普通庶人，不以“世俗”同流，对“俗”的讨论也就多了起来。其中一些人便以“离俗”自诩清高，此为庄子所贬斥，其在《刻意》中言：“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庄子认为这是刻意做作的行为，至于“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应当是“不刻意而高”。那么庄子认为应如何对待“俗”呢？庄子认为人虽身处世俗，但应该保存真我，既不是刻意脱离“俗”，也不可“失性于俗”，所以庄子认为“缮性于俗”“滑欲于俗”的做法是“蔽蒙之民”的做法。（《缮性》）整体来看，庄子还是继承了老子关于“俗”的看法，其特征是对“俗”并不加以善恶的价值判断，只是要求顺其自然，不离“俗”，也不流“俗”，而是乐“俗”、顺“俗”，在“俗”中保留真我，不为“俗”所累，即“不累于俗”（《天下》），这也体现了道家自然思想。相似还可见《文子》“不拘于世，不系于俗”“不拘于俗”（《精诚》）。
道家的这种超然心态，其实还是将自己与“俗”作了区分，其实也暗含了对“世俗”之“俗”的否定，所以道家也有“移风易俗”之说，如“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庄子·天地》）“故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怀天心，抱地气，执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变易习俗，民化迁善，若生诸己，能以神化者也”（《文子·精诚》）“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其唯心行也。”（《文子·道原》）但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这种“移风易俗”并非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过制度规范来变易习俗，而是使其“自为”，“生诸己”“未发号施令”，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的状态下发生了变化。这依然是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体现，与我们所熟知的“移风易俗”并不相似。
二 美俗：儒家“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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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较少言“俗”，《论语》和《春秋》“三传”中只有《榖梁传》提到一次“俗”。这和“俗”在春秋时期地位不高有关。（许嘉璐《礼、俗与语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到孟子时，“俗”已经具有一定的地位，但仍不多见。孟子以“俗”看作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之一，其言：“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公孙丑上》）孟子将“遗俗流风”与治国贤人并举，将其视为确保国家得到治理的重要政治资源。虽不明确孟子对“俗”的具体态度，但大抵不会将“俗”视为治理、改易的对象。但孟子也批评乡愿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此为“德之贼”（《尽心下》）。显然，作为与“污世”并举的“流俗”并不能被认可，所以孟子也主张“变俗”。但需注意，孟子不是要改易所有的“俗”，而是特定的不合乎儒家思想的小部分“恶俗”。
真正将儒家“俗”思想展开讨论的是荀子。首先，荀子依据道德对“俗”进行详细区分，荀子认为“教化”的不同会导致“俗”的差异，“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劝学》）。那么“俗”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如：乱俗（《荣辱》），傭俗（《非相》），夷俗（《乐论》）等，这些和孟子所言“流俗”都是改易的对象。荀子主张用“乐”来改易这些“恶俗”，“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乐论》）。可见，通常通过在“俗”前面加定语的来展现“俗”的负面含义，而对“俗”整体上是持肯定态度。
如何看出荀子对“俗”持肯定态度呢？荀子提出“从俗为善”，“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儒效》）。这里荀子对“俗”的评价不高，只是一般的“民德”而已，还没达到“士”“君子”的境界，但这也属于“德”的范畴，亦是肯定了。荀子认为普通人依据“俗”来行事，无所逃避的，并能够通过“俗”实现“善”，从这个角度而言，荀子也无法否定“俗”的价值。
既然荀子认为“俗”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那么就不可轻易变易“俗”，而是应该形成相对稳定的“俗”，荀子称为“成俗”，“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臣道》）。“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礼论》）。这样的“成俗”不可改易，“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万世不能易也”（《正论》）。除《荀子》外，儒家经典《礼记》也多处明言“俗”不可易，如：“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曲礼上》）“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王制》）
与庄子相似，荀子也认为人不可刻意偏离“俗”，他说：“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议兵》）“离俗”则是偏离“俗”来行事，就会使得百姓向恶，受到毒害，因此要用“刑”来去除“离俗”的罪孽。所以故人言“违上离俗则危身”（《说苑·敬慎》），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如此，那应该如何对待“俗”呢?与道家主张“无为”之“顺俗”不同，荀子提出的是积极“美俗”的方式，“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这是身为“儒者”必须做到的，换言之，这是“儒者”区别于其他诸子的身份标识。相似的表述还见于《王制》：“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王霸》：“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 。”可见，“美俗”是在上位者所应尽的义务，而达到社会“俗美”的状态则是一个理想的治理境界。“美俗”则可以教化百姓，社会安定，井然有序，国家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理，“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君道》）
三 变俗：法家“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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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不同，法家对“俗”完全持有否定态度，从法家经典文献来看，“俗”在法家思想中并非必要的、正面的，而是属于负面的、被改易的对象。法家认为“俗”代表传统，与当下时事不相吻合，是落后的旧习惯，也是前进道路上需要破除的“障碍”。所以法家主张“变法”也就要去除旧俗，也就是“移风易俗”。法家思想对“俗”的否定主要体现在其与“法”、“德”的关系中。
其一，“俗”与“法”对立。《商君书》多次提及“俗”，提出“观俗立法”“立法化俗”“度俗为法”的思想。如《算地》：“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壹言》：“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圣人治理国家，关键就在于“观俗立法”，所谓“观俗立法”就是根据“俗”来制定治理国家的“法”。但这里的“观俗立法”并非体现“俗”与“法”一致性，恰恰相反，而是体现出“俗”与“法”的天然对立。因为根据“俗”来制定“法”，而制定“法”的目的却是来化“俗”，“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壹言》）圣人治理国家需要依据“俗”来制定“法”，制定“法”然后就可以“化俗”，而“化俗”的结果则是民皆“依法从制”，从而摆脱对“俗”的依附。因此，这里的“俗”是作为社会的“病症”存在，针对这个“病症”来制定“药剂”，也就是“法”，通过“法”来去除这个“病症”，显然，“俗”并没有得到法家的肯定。
其二，“俗”与“德”对立，上文言“法”与“道德”相顺，而与“俗”相异，这也说明“俗”与“德”的对立关系。在法家看来，“俗”是变动的，也是不可信赖的。与荀子所言“成俗”不同，法家主张“俗”是因时而变的。如《商君书》批评当世之君时云：“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闚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壹言》）君主要明察世俗之变化和百姓之情实，如此才能刑赏得其宜。和《商君书》相似，韩非子也认为“俗”是处于变化中的，是因时而变的。“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五蠹》）
“俗”的这种变动性恰恰与法家之“德”是相悖的，这也就使得法家更加不信任“俗”。法家的道德论乃是一种典型的客观道德论，其道德基础在于客观的法、术和权力，那么这种道德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强制性。如韩非子的“德”可分为“私德”“公德”和“官德”，与政治相关的“'公德’的构建与通过制度性的'法’和程序性、技术性的'术’来治理国家不仅并行不悖，而且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徐克谦《私德、公德和官德——道德在韩非子法家学说中的地位》，《国学学刊》2013年第4期）因此，在法家思想中，“德”意味着具有制度化、客观化的模式，这种客观规范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商君书》不但主张“易俗”，同时也对“俗”作出了根本性的否定判断，即“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更法》）。“俗”是与“德”完全对立的，想要达到“至德”的境界则不能合乎“俗”，所以要“易俗”，“俗”是作为一个消极面的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俗”。
四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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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早期文献中，作为抽象的“俗”概念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民本”思想的发展，“民”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与“民”息息相关的“俗”也逐渐受到了重视。其中，道家从无为的角度，认为应该采取“顺俗”的态度，顺其自然，既不去改变，也不为其所累。儒家则认可“俗”的价值，以积极的态度去“美俗”，这个“美俗”不是要消灭“俗”，而是使之符合儒家理想。法家则否定“俗”的价值，应该以“立法治俗”“以法化俗”的方式来消灭“俗”。可见，道和儒更加重视顺应“俗”的自主性，而法家则强调强制性和有效性。道、儒、法家对“俗”的不同态度分别体现了在追求秩序的不同模式。
原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21年7月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