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恕斋情法两宜——《判词经典》之十五
吴恕斋情法两宜
——《判词经典》之十五
在《名公书判清明集》总共474道判词中，署名吴恕斋的占了27道，比例不小，质量也高，算得上货真价实的“名公”，值得专门品评一番。
吴恕斋《宋史》无传，其生平事迹散见于《九江府志》《杭州府志》《咸淳临安志》《福州府志》《八闽通志》以及数种宋人文集。据考，吴恕斋，名革，字时夫，号恕斋，庐山人。其父吴元、叔吴愈，同为进士，均有诗文入选《全宋诗》与《全宋文》，堪称文学世家。南宋诗人刘克庄《恕斋记》云：“今闵帅庐山吴公，少受教于先大君子，以恕名斋。后得紫阳夫子所书恕斋两大字，揭之楣间，公自识之。”“先大君子”是指刘克庄的父亲刘弥正，吴恕斋早年拜其门下。“紫阳夫子”则是大儒朱熹，吴恕斋是他的再传弟子。在临安知府任上，吴恕斋曾主持刊刻朱熹的《易图》《周易本义》和《五赞》，对朱熹的正统理学传承颇多。刘克庄《恕斋平心录》曾云：“恕斋吴公之学，由关洛遡洙泗者，谈经析理，深入圣处。”
日本静嘉堂藏宋版《咸淳临安志》中的《府治图》，吴恕斋曾任职于此。
关于吴恕斋的仕历，据称先是从抚州崇仁尉起步，历任钱塘县令、临安通判和临安知府。《咸淳临安志》载：“吴革，江州人，于景定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以权发遣户部判官兼知，六月转朝奉大夫，九月二十二日，除司农少卿兼户部判官兼知。至五年四月三日除司农卿依旧兼，七月二十九日罢。”吴恕斋还担任过江南西路提刑，明张景《补疑狱集》卷七有《恕斋神政》条，记吴恕斋革决赣州雩都县黎子伦家被寇劫杀狱事。《福州府志》载：“吴革，咸淳二年知福州，为政雅重风化，尝创道立堂，祠濂溪以下诸贤，而附以贤牧。又创经史阁，官至户部尚书。”
论及宋诗，刘克庄的一句名言颇为流行：“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这句话就出自他为《恕斋诗存稿》所作的题跋。据刘克庄说，吴恕斋不仅“深于理学”，诗写得也好：“其诗皆关系伦纪教化，而高风远韵，尤于佳风月好山水大放厥词，清拔骏壮。”吴恕斋的诗今已难寻，倒是刘克庄有多首诗言及恕斋，极尽惺惺相惜之情。其中《丙寅赠月蓬道人》一诗，更是将恕斋比作当代包公。诗云：
孝肃以来风力少，今龙图是恕斋公。凭谁为请南山判，两个道人争一蓬。
另有二诗，则将吴恕斋与苏东坡相比，并且追溯到汉代张汤甚至更古的蹇修。诗题《昔坡公倅杭，有悯囚诗。后守杭，几岁除狱空，公和前作。庐山吴公前倅后守，践坡补处，亦以岁除狱空，和坡二诗，寄示墨本，次韵附诸公后》。题目很长，但由此我们也得知，吴恕斋亦像先贤苏东坡那样，前倅后守，任职杭州。两诗一则赞其谈文谈政，二则颂其折狱制判。就我目力所及，此为古代不可多得的摹写法官行状的诗作。录此共赏：
坡去二百载，尚有遗爱留。孤山领众客，三圄无一囚。吴尹学问人，刀笔盖所羞。惓惓民隐瘼，不翅已戚休。大意师长公，尚德贱智谋。谈文及谈政，俪美襄与修。
吾闻霹雳手，刮决靡停留。彼哉刑名家，腊晦方报囚。烹鲜贵不扰，劾鼠呵可羞。恕斋仁满腔，圄空吏沐休。清静有古意，正大无阴谋。乍可免京兆，安能媒蹇修。
判词是判官最好的名片。吴恕斋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判词。据刘克庄《恕斋平心录》云：“其门生故吏，汇其历官拟笔判案曰《平心录》，为十四卷，补遗一卷，凡民负抑、胥舞文、世吏俯首受欺，曲董狐之笔，高下伯州犁之手者，公一览如镜见像，汤沃雪，是是非非，两造厌服。夫人情予之则恩，夺之则怨，赏之则喜，罚之则怒。至于夺人邑而伯氏不怨，废人终身而为李平、廖立所思，惟诸葛能之。公何以使人至此哉？平其心而已矣。”就《清明集》所保存下来的恕斋判词来看，刘克庄此言绝非溢美之词。
中国古代审判场景。（图片来源：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刊《元曲选》）
首先来看“已卖而不离业”判。本案的争点是，阿章早年将住房两间并地基卖与徐麟，两年之后，徐十二依据“亲邻之法”的规定，出钱赎回并成为自己的产业。又过九年，阿章提起诉讼，诉称当年只是将房屋出典给徐麟，不曾绝卖，诉请赎回。但究竟是出典还是绝卖，究竟是可赎还是不可赎，未免扑朔迷离。一开始，昌化县令作出判决，令徐十二交钱还业。徐十二不服，上诉于临安府。临安知府吴恕斋审查之后认为，虽则“律之条令，阿章固不当卖，徐麟亦不当买。但阿章一贫彻骨，他无产业，夫男俱亡，两孙年幼，有可鬻以糊其口者，急于求售，要亦出于大不得已也”。可是后来，“徐十二又有词于府”，且拿来原买赤契三道以为证据。吴恕斋未敢怠慢，“切详此讼”，认为“阿章既有卖与徐麟赤契，分明该载出卖二字，谓之不曾卖，不可也。”而且，“经隔十有余年，若以寡妇、卑幼论之，出违条限，亦在不应受之域。向使外姓辗转得之，在阿章已断无可赎之理。”说到此，似乎原判要被推翻了，但吴恕斋又不免参酌起人情：
阿章与徐十二为从嫂叔，其可赎不可赎，尚有二说。据阿章供称，见与其孙居于此屋，初不曾离业。倘果如此，则徐十二合念其嫂当来不得已而出卖之意，复幸其孙克自植立，可复旧物，以为盖头之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忍迫之外出，而使一老二孤无所归乎！此阿章所以为尚可赎也。
宋代官府特别注重保护孤幼的合法权益，吴恕斋上述一番话，即可见于一斑。不过事情并未到此为止，紧跟着又是一行但书：“但又据徐十二供，阿章离业已久，只因徐麟挟雠，教唆兴词。”这样一来，又使吴恕斋陷入担心：“若果如是，则又难堕小人奸计，以滋无根之讼。”怎么办呢？吴恕斋这时讲了一番法理：“大率官司予决，只有一可一否，不应两开其说。”吴恕斋到底是可还是否呢？结局是未置可否：“但本府未审阿章果曾离业与否，难以遽为一定之论。今两词并不到府，暑天又不欲牵连追对，宗族有争，所合审处。欲牒昌化佐官，更与从公契勘，限五日结绝。”
这道判词写得颇为曲折，可谓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但却让人丝毫不觉得吴恕斋优柔寡断，首鼠两端，相反，却是思虑缜密，照应周全。既有对事证的稽核，又有对动机的审察；既有对律条的熟稔，又有对人情的参酌；既有对历史的尊重，又有对现状的关照；既有对寡老孤幼的体恤，又有对教唆兴词的警觉。穿梭往复，比对权衡。虽然最终只是发回更审，但绝非推诿扯皮，矛盾下交。相反，却是出于防民之苦——“暑天又不欲牵连追对”。同时，也是遵从“宗族有争”的特点——令地方限期解决，似更便于“审处”。就指令而言，尽管只是简单的一句“从公契勘”，但判词中论及的各番情事，不啻为一幅思维导图，已然为再审指明了方向。
在“执同分赎屋地判”判中，吴恕斋提出了“法意人情，两不相碍”的观点。本案的简要案情是，“毛永成典卖屋宇田地与陈自牧、陈潜，皆不止十年”，十年之后，“毛永成执众存白约，乃欲吝赎于十年之后”。吴恕斋开头就讲了一个原则：“理诉交易，自有条限。”这样看来，原判“援引条限，坐永成以虚妄之罪，在永成亦可以退听”。但是，“今复经府，理赎不已”，吴恕斋觉着其中必有原由，通过“详阅案卷，考究其事”，认为“于法意人情，尚有当参酌者”。原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典卖与陈潜的桑地内有毛永成祖坟一所。吴恕斋指出：“他地他田，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他提出的处理方案是，“有祖坟桑地一亩，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其余各地块并听买主照契管业。既尊重了奉祖之美意，又维护了交易之稳定，可谓“法意人情，两不相碍”。“从公区处”之余，吴恕斋还适时对当事人进行了劝谕：“陈自牧、陈潜既为士人，亦须谙晓道理，若能舍此些小屋地，非特义举，亦免争诉追呼之扰，所失少而所得多矣。”
吴恕斋虽重人情，却并不废法意。在“抵当不交业”判中，开头就援引关于抵当的律条：“在法：诸典卖田宅并须离业。又诸典卖田宅投印收税者，即当官推割，开收税租。必依此法，而后为典卖之正。”但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具体案件则是不一而足。通过对本案实际履行情况的分析，吴恕斋就得出了“所典非正典”的结论。同时还点破，“嗜利何时而已”才是原告妄状兴讼的实际企图。对于原判，一方面他认可其实体处理“已为允当”，另一方面也不客气地指出其未尽妥适之处：“起初不合以其抵当为正典，前后累判，并不曾剖析子政不过税，不过业，其为抵当，本非正条，无以杜绝其希觊之心，故子政尚敢固执己私，紊烦官府。”意在说明，即使实体处理允当，亦合人情，但若法律剖断不当，亦会留下后患。
在宋朝，田宅买卖抵当非常活跃，与此相关的诉讼亦是多发，吴恕斋无疑是审理此类纠纷的行家里手。在“以卖为抵当而取赎”判中，开篇便云：“乡民以田地立契，权行典当于有力之家，约日尅期，还钱取契，所在间有之。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当，径作正行交易投税，便欲认为己物者亦有之。但果是抵当，则得钱人必未肯当时离业，用钱人亦未敢当时过税，其有钱、业两相交付，而当时过税离业者，其为正行交易明，绝非抵当也。”这类一般性的论说，毋宁是审判经验的归纳总结，不仅可以作为处理同类案件的准的，也为引出本案的具体案情提供了一个关照。这种写作方法在《清明集》中很是流行。
接着便是叙述案情的前后经过，以及知县最初所作判决的情况。知县似乎是一个能够参酌人情的人，但他认定此案是抵押，却引起一方当事人何太应的强烈不满，坚决不服退赎的决定。起初吴恕斋也怀疑何太应是个健讼之人，但他还是对案卷进行了反复研究，觉得何太应的诉请并非没有道理。于是，他又以“官司理断交易，且当以赤契为主，所谓抵当，必须明辨其是非”这样一段一般性的规则，引出对于事实和法律的具体分析，最终认定，这是十分清楚的正当买卖交易。推翻原判，还何太应以清白，自不在话下；而判词最后的这一番表白，更让我们在千百年之后犹自叹服：
富者多怀贪图之私，所当诛心；贫者每有屈抑之事，尤当加念。然官司亦惟其理而已。此必罗坞之山昔荒而今辟，昔童而今茂，嗣祐雅欲复还青毡。然正行立契，既已年深，过税离业，又已分晓，倘意其为抵当，而狥其取赎之请，将恐执契者皆不可凭，驾浮词者颇萌侥幸。乡井有一等教唆之徒，哗然生事，而官司亦不胜其扰矣。
怜弱恤贫，人同此心，但人情不能违背法律，不能以牺牲契约精神和法律关系的稳定为代价，否则，“将恐执契者皆不可凭，驾浮词者颇萌侥幸”。这又是吴恕斋在处理情理法方面给我们树立的一个典范。
“交争田地，官凭契书。”这是吴恕斋在“王直之朱氏争地”判开头所言。在“叔侄争”判中，其又谓：“察推谓予夺田地之讼，所据在契照，所供在众证，此说极是。”由此可以知道，吴恕斋断案，不仅能够情法两宜，亦有着极强的证据意识。研究者认为，中国史籍中“证据”一词，乃是首次出现在《后汉书·缪肜传》：“而肜独证据其事。”但这里的“证据”二字尚非专有词汇，到了《名公书判清明集》，证据法意义上的“证据”一词方得以广泛使用。范西堂有一道判词，标题就叫“无证据”，我们会另文介绍。这里先品读一道吴恕斋的“争山”判词，以感受宋代司法官对于证据的实际运作：
牛大同乃钱居茂之婿，钱孝良乃钱居洪之子，居茂、居洪嘉定六年置立分书，异居析产，已三十年。淳祐二年，大同葬其母于居茂祥禽乡之山，孝良乃称大同伪作居茂遗嘱，强占山地，有词于县。县不直之，再词于府。今官合先论其事理之是非，次考其遗嘱之真伪。照得大同所葬之山，居茂之山也。居茂虽死，其妻汪氏、其子孝忠见存。大同若果是伪作遗嘱，强占山地，汪氏、孝忠诉之可也。今汪氏、孝忠俱无词，而孝良有何干涉，乃指为伪而诉之。此无他，小人无知，因其造坟，疑可为风水，始欲含糊沮桡，继于状词栽埋亲邻取赎之说，惟欲觊觎而攘之。殊不知同分之产，若卖与外人，则亲邻可以吝赎，今大同为居茂之婿，居茂既以遗嘱与之，而汪氏、孝忠俱不以为非，孝良其何词乎？况将遗嘱辨验，委是居茂生前摽拨，与女舍娘充嫁资，其词鄙俚恳切，虽未为当理，却是居茂亲笔书押，与嘉定年间分书比对，出于一手，真正自无可疑。又况居茂、居洪今同分书内该载，极是分晓，居茂得山而不得田，居洪得田而不得山，孝良虽欲觊觎，无一可也。欲连契案帖县，令牛大同凭遗嘱管业，庶几是非别白，予夺分明，乡村小人，各安其分，不致嚣讼，重伤亲谊。
在这道判词中，争议焦点固然是遗书之真伪，但吴恕斋并非一开始就着手证据的辨别，而是先着眼于更高层次的问题，即“事理之是非”：立遗嘱人钱居茂所处分的山地，属于自己的山地，如果其婿大同果真是伪作遗嘱，强占山地，真正有资格起诉的也是钱居茂之妻汪氏、之子孝忠。如今汪氏、孝忠都不说什么，与你孝良有什么干涉呢？究其用心，无非是“欲觊觎而攘之”而已。接着才是对证据真伪的辨验，委是居茂生前亲笔书押，验证的方法就是与嘉定年间所立分书进行比对，结果是“出于一手，真正自无可疑”。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既然关键书证真实可信，合该驳回了，但吴恕斋还不作罢，既然当年的分书也翻出来了，那就看看分书的记载，“居茂得山而不得田，居洪得田而不得山”，分书的记载“极是分晓”。这样一来，不仅遗嘱非是作伪，立遗嘱人有权处分山地，也被证明确凿无疑，一张证据之网就此织成。常见当今裁判，证据分析一味罗列，与适法说理两不相涉，面对吴恕斋此等“水乳交融”之作，真有些相形见绌。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