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服贸会举行的2021中国碳中和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深入解读了我国实现碳中和面临的挑战、碳减排的路径选择以及可能带来的变革。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作出了碳中和承诺。目前，英国、日本、墨西哥、欧盟、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法律。我国也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在贺克斌看来，碳中和与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密切相关。“碳中和目标与空气质量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低碳能源转型对中国空气质量长期持续改善起到决定性作用。”贺克斌说，据测算，碳中和情景下，能源转型对2060年中国PM2.5浓度改善的贡献可达到75%左右；在全球温控1.5摄氏度情景下这一贡献将进一步提升到80%左右。考虑到现阶段的国情，贺克斌指出，我国实现碳中和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我国的高碳能源结构，2019年主要国家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50%—85%，我国约为85%，但欧美国家化石能源中煤炭占比仅为3%—17%，我国却高达57%；二是我国的高碳产业结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里，水泥、钢铁、石化这样高耗能的工业，在我们整个产业中的比例还比较高，实现碳中和，煤电二氧化碳排放要基本清零，非化石能源发电要达80%以上，低碳转型非常艰难。”贺克斌说。同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在中高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城镇化仍在推进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减碳也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此外，“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短、任务重，挑战非常大。”贺克斌直言。贺克斌表示，我们可以通过“五碳并举”来攻克难关。“首先，资源增效减碳，达到同样的经济目标，但将能源需求降到最低，当前消费水平下，能耗每降1%，可减排1亿多吨二氧化碳；其次，能源结构降碳，大幅提升非化石能源比例，我们要重新认识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只讲'富煤’'缺油’'少气’不能全面准确表述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贺克斌指出。同时，我们要利用地质空间存碳，通过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来解决一部分二氧化碳。“生态系统固碳也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通过各种生态建设手段，增强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贺克斌说，此外，市场机制融碳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碳市场会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各类技术更合理有效地应用。贺克斌表示，“五碳并举”实现碳中和将带来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重大变化，这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涉及观念重塑、价值重估和产业重构，会带来广泛影响。减碳控温事关人类命运。从具体路径来看，中国绿色租赁发展共同体主席张利钧认为，应坚持“3+3”的模式，即坚持集中发电端、增加新能源的消费端和固碳三端发力，统筹政府、民众和企业三方参与。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霍中和表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产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协同行动，在产业链科学创新方面进行更大力度的协同创新。“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从资源依赖型走向技术依赖型。”贺克斌指出。国际能源署（IEA）今年发布的《2050年净零排放：全球能源行业路线图》指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技术中，50%目前尚未成熟。贺克斌说，这就需要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技术，与之匹配的技术等加大研发力度，形成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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