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眸——知青生活点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 一批生龙活虎、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十几岁的青年人响应国家号召，怀揣梦想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环境最艰苦的北大荒、来到了条件艰苦的郊区农村，开始了十几年的创业历程。他们把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思想意识留在了那里，也练就了自己顽强拼搏、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当初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热潮的时候, 对知青安置还没有系统的政策、待遇方面的规定，仓促之中执行的仍是六十年代初的政策，接收知青落脚的农场和生产队也来不及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出现了住房难、吃饭难等一系列问题。

当年在城市，很多家庭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的，青年们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但是来到农村后巨大的城乡差距以及背井离乡失去父母护翼独自谋生，都让他们有了不小的心理落差。

北大荒敞开胸怀迎接各地知青的是怎样的生活场景呢？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一行行咀嚼老知青们回忆过去的文字吧！

一、捉襟见肘的生活用品

当年知青被批准下乡后，家长单位会给补助50元，为要下乡的孩子买棉花、白布等做一床被褥, 还买一件卡其布上衣、脸盆和一些日用品。每个下乡的青年都会领到一套没有领章帽徽的黄衣、黄裤、黄帽、黄手套。这些是知青独有的待遇。到农场或插队后需要添置的生活用品只能从他们每月的工资或一年的工分中解决，有的插队青年一年的收入是负数，还得家里帮衬。

据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十四团下乡后返城曾任哈尔滨物资回收公司党委宣传部长的知青赵长林回忆，在北大荒，每月挣32元钱，去了吃饭手头也就剩几元钱了，除了购买一些必备的日用品，就连内衣内裤都买不起，在刺骨的寒风中穿着空心棉袄，用根麻绳系在腰间，抡起铁镐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天出一身臭汗，给虱子的繁衍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劳累一天，晚上睡觉前第一件事就是拖下棉裤在昏暗的灯光下顺着针线的缝隙抓虱子。有的青年十年下乡就穿着发的那套黄军装和羊剪绒帽子。

因为不会烧火炕，被子被燎着的情况时有发生，布票如不能及时补发，又没有钱做新被子，晚上睡觉就得打游击，今天钻这个被窝，明天钻那个被窝。今天听起来可笑的事情当年难坏了小知青。

1969年5月下乡到饶河县西林子公社新开大队插队的浙江知青钱峰斌说自己比较爱美，穿了一个冬天的黄棉袄颜色灰白而脏又没有钱买新的，只好到供销社花5分钱买包草绿色染料，到马号借口锅支上，加水倒上染料，把棉袄外层拆下染染。

二、食品单调的一日三餐

民以食为天。在所见到的知青回忆文章中，记述当年伙食的文字最多，也最生动、细腻，可见虽然时光流逝了近四十年，但当年因环境艰苦、食物匮乏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对食物强烈的渴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在生产建设兵团，冬天的当家菜是萝卜、土豆、大白菜这“老三样”。食堂里无论是炒菜还是汤菜，几乎连点油星都见不到。偶尔在汤里发现几滴“后老婆油”（即汤做熟后才放进去的油）。至于吃肉，则更是个把月也难得一见的事。最苦的时候只能喝清酱汤。…一年中除了五月节、八月节和元旦、春节外，平时基本上吃不到肉。知青全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大伙整天抡镐挥锹地修水利、刨粪肥，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当时女知青时常将结余的粮票送给连里的大肚汉们，但由于僧多粥少，仍然有很多人不能完全吃饱。于是，有些男知青便偷偷地到场院拿些黄豆来，摊在大板锹里放到火炉子上烤着吃来充饥。熬得受不了杀自己的狗吃了还被开会批判。为了解馋，偷鸡摸鸭子、给羊吃黄豆喝凉水、吃豆猪肉、吃朋友的鸽子。为了能吃上病号饭———面条，装病去卫生所量体温时胳肢窝里夹个煮熟的土豆。

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听起来仍然是啼笑中带着酸楚。据一位知青回忆，因为馋的不行，他们就从麦场上弄来了半麻袋黄豆，添点酱油炖上了。那一夜整个寝室屁声隆隆，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长，只把寝室弄的臭气熏天。这件事被上级领导知道了，指导员板着脸训斥道：“大豆是国家的财产，我们的大豆符合国标，是用来出口创汇的，是用来压榨豆油的，不是用来制造臭屁的…”

1969年11月下乡到嘉荫县保兴公社保安大队的上海女知青严茜子说下乡7年，印象最深的就是难耐饥饿。正是十五六长身体的年纪，每天还要担负力所不及的强体力劳动。一日三餐仅有几个大饼子和无油的菜汤…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将馒头切成薄片，放在炉子上烤，一只小小的馒头变成一大推黄黄脆脆的饼干，最高纪录是一只馒头一次切成50片的纪录。还有一位知青说，有一次许多天没有吃到肉了，就偷了只鸡，晚上不敢做，怕鸡味传出来，就把它放在棚顶上，准备哪天白天无人时再炖鸡，结果被耗子啃个精光。兵团战士每月工资32元，伙食费12元，给父母邮10元，剩下的要买牙膏等生活用品，几乎没有零花钱。食堂伙食一般，知青肚子里没有油水，天天想吃肉。团部没有饭馆，他们曾利用休息日赶着毛驴去40里外的小饭店吃饭。

当年在兵团农场流行着四句顺口溜“从辰清到赵光，哪个连队不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晚上喝汤当团长。”

过节是知青们最难熬的日子，整个连队或青年点都涌动着思乡的情节。这时伙食显得更为重要了。有的农场组织的很好，分场的领导把面和饺子馅儿分发给大家，带着面和馅儿到农场职工家过节，一般一家要去五六人，营造了浓浓的亲情的氛围。哈尔滨知青骆永真回忆，他1968年下乡到饶河县小佳河公社小佳河大队，那年年三十，队里派人给他们做了一桌好菜，有炖鲫鱼、炖猪肉、小鸡炖土豆、炒鸡蛋、酸菜粉、炒白菜、大头菜拌凉菜。组织的不好就是另外一种场景了。同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六团的哈尔滨知青李晶回忆第一个春节的情景写道：所有的知青都不许回家。当时食堂给每个知青发了一份饺子馅和和好的面，拿到宿舍自己包饺子。包的饺子自己用水桶或脸盆在炉子上煮。连队的领导只顾自己过年了，没有很好地组织知青活动。知青想家，许多宿舍都传出了哭声。男知青都去供销社买白酒、果酒借酒消愁。

也有一些故事让人啼笑皆非。1969年中越开战，1月中苏边境形势紧张，三十晚上有人违反规定放炮竹和烧纸，与春节前军民联防指挥部规定的如遇苏军入侵时的联络暗号恰巧吻合，逊克县城内群众纷纷向城外山林跑去。部队和民兵也紧急进入江边公事。后来搞清楚真相后，直到初八才将避难群众全部找回。因情况特殊，过年的食品都没来得及准备。节后知青中“假光棍”兴起了吃“百家饭”的现象，即以成家的知青为对象，排好顺序挨家吃，对这种吃“百家饭”的现象有人戏称：“老毛子还没打过来，倒先让自己人给扫荡了”。

烙饼是人人喜欢的食物。可是一连七天吃烙饼，你也会望而生畏。据哈尔滨知青祝江回忆，他所在的连队地处小兴凯湖畔，整个连队连老带少加在一起不到一百人，有三万多亩的耕地。一年十一前的一天，一位哈尔滨女知青在收割后的麦地里烧荒，解手回来时大火已经越过麦地，顺风向大豆地、荒草甸子烧去。因起火点据中苏边界很近怕引起两国争端，当天团部派来了1000多人来打火，为了解决打火战友的吃饭问题，连里号召各家各户和食堂全部烙大饼。烙了上千张大饼。第二天早上大火扑灭了，灭火大军撤了，大饼也就剩了。这样食堂每天给大家顿顿做烩饼，作为艰巨的政治任务，整整吃了七天。

农场之间的伙食也是不一样的，种麦子的农场，知青一年四季的主食是面食；种杂粮的农场，知青吃的都是粗粮。不管是面食还是粗粮对于以米饭为主食的南方知青是很大的煎熬，有些南方知青下乡十几年没有吃到一粒米。农场接收知青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接收不了的都要去插队。插队的生活比农场还差。政府为鼓励知青插队给每个下乡青年150元安家费，再由青年父母所在单位派出一至两名带队干部到农村建一个统一管理知青的集体———青年点，因为管理不善，因此青年家长都不愿意孩子插队。1968年下乡到七台河万龙一队插队的温州知青马大正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农村冬天是买不到白菜的。老百姓可以吃自家窖里存放的青菜，也可以吃自己腌制的酸菜。再不，就动手做一点豆腐尝尝。我们没有地窖，又不会自作豆腐。腌制酸菜的缸因为没有保暖，被冻裂了，酸菜也腌坏了。因此，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蔬菜可吃。家中带来的一点罐头早已吃光，只能吃供销社里唯一可以买到的腐乳。就这样，我们吃着大馇子、小馇子，苦苦挨过了两个多月。大有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受。……年关到了，家中邮寄过来的年货也陆陆续续从老远的城里取回来了。将晒得像麻将一样硬的松糕片和还没有蒸熟的腊肉一下子吃了个精光。”这就是插队知青生活的一个缩影。

三、四面漏风的住房

住房条件不好是困扰知青的一大难题。

据哈尔滨知青杨宝坤回忆，他1968年到虎林下乡时被安排住进了一栋草屋，原是荒弃很久的马厩，窗户残缺不全，钉在框子上的塑料膜被风吹得呼嗒作响。满屋散发着潮湿霉腐牲口粪便的气味。掀起炕上的苇席，尘土飞扬，那呛鼻子和嗓子的尘土连带着老腐气息，瞬间使人憋闷窒息。第二天早晨醒来，被跳蚤咬的一片片红点，痒的不行。北京知青张来生在省二九○农场下乡时还住过三鞠躬茅草房，即进门、进屋、上床都得低头。

1969年5月下乡到饶河县西林子公社新开大队插队的浙江知青钱峰斌就住在马架子里，这是用甘草和泥垒起来的。窗户小，光线弱，太阳偏西屋里就得摸黑。另外房盖单薄，容易传热散温，夏天午睡一身汗，冬天却是四壁挂霜，早晨醒来，被头上就会结满白霜，要带着狗皮帽子进被窝。这样的屋子通风不良、潮湿，常有一股霉味，墙角还会长出蘑菇来。

1968年10月22日下乡到北安长水河农场的鹤岗知青邹靖安到农场的第一天就住进刚刚搬走的劳改犯的房子，据他描述，房子很破旧、很长，对面炕，一铺炕有60米，100多名知青就挤在这两铺大炕上，5个人的位置只能铺三个褥子。这样就有两个人睡在两个褥子缝之间，挤的翻身都要喊一二了。房子四处漏风，只靠一个不太好烧的地龙取暖，非常冷。晚上睡觉时都穿着毡袜，带着棉帽子。早上起来，毛巾、牙膏都冻在脸盆里。赶上暴风雪天气，雪灌进屋里，麻雀为躲避暴风雪也钻进屋子里来飞，撞得棚顶上的灰嘟噜纷纷落下。

天津知青叶彩星在呼伦贝尔盟扎赉特旗插队，曾经搞过一次知青情况调查，在那篇调查报告中他是这样写的：知青住的房子不论新旧，门窗都不大好。有的只用草帘子或床单当门。窗上没有玻璃，全都糊的白纸或塑料膜，且大都破洞百出。屋内一般分三间（也有四间的），中间是厨房，两头每间各一铺火炕，分住男女青年。炕上排列着一个个被褥卷儿，地上零乱地放着知青的木箱、生活用品和口粮、农具等。由于房屋简陋，里外透风，春夏秋尚好过，唯冬季难熬，尤其是三九天室内温度全都在零下，最低的记录是零下20度。为了御寒，知青们就多往炕灶里添柴草，炕热被褥被烧着的情况经常发生。有了教训不敢多烧，就戴上棉帽子、围巾睡觉。1968年5月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嘉荫独立团下乡的知青马林写了一首描述居住环境的打油诗：“火炕似车厢，东西二十床。地下垒土灶，生火暖炕房。炕头被烧焦，炕梢褥冰凉。身压两床被，戴帽入梦乡。”

关于烧炕的笑话可不少。1969年5月到饶河县西丰公社西丰大队下乡的浙江知青张海鹰说她的一位知青朋友因睡炕梢太凉得了病，医生让她睡热炕。回宿舍她就拼命烧炕，烫的和她同炕上的几个人只好趴在炕沿上过了一夜。冬天烘鞋是每天的必修课，一次睡前她在炕洞塞满劈柴把棉鞋靠在因太长而露在炕洞外的木柴上烘，早上起来一看傻眼了，木柴已烧光，棉胶鞋只剩两只鞋后跟了。

在小兴安岭北麓下乡的知青年底进山砍伐时不得不住在林中的木屋里。数九寒天唯一的采暖设施是靠门处一个用汽油桶改制的炉子，炉子上吊着几节灰黑的炉筒伸出屋外。木屋保温不好，夜色降临，出奇的冷。一夜火都不断，有值班人负责，烧的都是松木板柈子。躺下时头冲着火炉，但不久就被烧的发红的火炉烤的口干舌燥，只好颠倒过去。没多久便觉得头边寒气袭人，难以入睡，只好戴上棉帽子。

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知青们一住就是几年、十几年。好在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受苦挨累，练就了乐观积极的心态和超强的忍耐力，以至于返城后不管面对怎样的困境，都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创造出各自美好的生活。

四、举步维艰的出行之路

去下乡的地方，一般是先乘火车，然后再乘汽车，有时需要两天才能到达目的地。也有的地方为了锻炼下乡的青年，坐完火车改步行。1968年12月下乡去柳河五七干校的哈尔滨青年就是下了火车步行70里到达那里的。满身汗水的身体被刺骨的寒风吹的直打冷战，尤其是对那些初中毕业的体质单薄的知青更是感觉难以承受。一些知青因为鞋子不合适，走的脚磨出了大泡，一瘸一拐。

1968年5月下乡到饶河县西丰公社西丰大队插队的哈尔滨知青李金荣说他所在的大队距县城200多里路，只有一条土路，每周只通过两三次车，由于路况不好，每逢下雨或下雪，这唯一的乡路就不通了，知青有紧急事情要出行只能靠两条腿。

北京知青梅树生的一段经历让人不寒而栗，在一个罕见的大雪天。为寻求副业门路，他们赶着马车去300多里外的地区采伐。走到一条河上，河面上覆盖着白雪，河水在下面流淌，陡峭的河岸崎岖不平，他在车上紧打马，在一处下坡路，冲力大，车翻到河里，他被压在车下，挣扎着爬起来，水齐腰深，冰冷刺骨。两个多小时才把马车拉上岸，他的棉裤已经结冰了。赶到大车店，开店的山东老人把他扔进装满凉水的大锅，像缓冻梨似地，一点点缓过来。当他恢复知觉，大家把他从锅里往外抬时，脚脖子上还往下掉冰块呢。老人把他安置在炕头上，蒙上好几床被发汗。回去时每走一步都像针扎的一样疼。腰和腿终生留下了后遗症。

几乎每个知青回家都有逃票的经历，他们想省下点钱给家中的父老带点北大荒的特产。在车厢里为逃避检查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春节是知青探亲的高峰期，他们都带着大包小裹上火车。上车难因为东西多，上了车又动弹不得因为人太多。有的站十几个小时，方便一下回来就没有下脚的地方。有的没有赶上车次，可归心似箭没法等到第二天，硬着头皮坐上临时发出的车皮车，冻得就在上面蹦。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他们“回家”，因为远方的妈妈在召唤。

如今，那场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当年的生活片段成为今日的笑谈，当年的小知青也大多年过六旬鬓染白霜，但是追忆往事，他们仍心潮澎湃，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相互关心、牵挂，他们组织了知青联谊会、知青歌唱团、知青网站，写了很多精彩的文章去抚慰逝去的岁月。

仅以此文纪念那些十几岁就离开故土、勇闯天涯的一代知青！

来源：《黑龙江史志》2013年04期，作者李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