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从“水乳交融”到“泾渭分流”（八）
2019年第16期||总第2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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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乳交融”到“泾渭分流”（八）
——对“文史互生”现象的历史考察
王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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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缺席的地方，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就粉墨登场了。
——题记
“文史不分家”历来是中国文学（史学）的优良传统。一部（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记录；反之，一部真实可靠的史传作品，也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传记……这其中，用文学的手法书写历史，使历史脱离了抽象和枯燥；以历史的严谨规范文学，使文学避免了随意和臆造。文学和历史的“双人舞”，使双方相得益彰，各臻其美，相互生发，相互印证，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使文学与历史，达到了“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程度。
政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第三者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被誉为“中国历史小说的巅峰之作”。
作者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极为熟悉，事实上，在写这本书之前，姚先生曾经从事过专业的明清史研究，且有学术论著问世。
但小说家的历史素养，并不代表其思考历史的高度和深度，也不代表他对历史素材的艺术驾驭。
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将历史的过去存在，演绎成了当代的现实存在，将一支成分芜杂的农民队伍，塑造成了理想高尚、纪律严明、信念坚定的“咱们的队伍”，这种“时代的错位”，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的致命瑕疵。
有论者说，书中的李自成太过神话，太过苍白，完全与历史不符，成了比解放军还解放军的革命队伍。
文学理论家刘再复说，姚雪垠的《李自成》是“极左”政治的产物，尤其是后来几卷受了“四人帮”所谓的“高大全”理念的影响，“一卷不如一卷，一卷比一卷粗糙，愈写愈差。”
魏明伦评价说，《李自成》仍不失为当代文学史上较有价值的佳作，凡写崇祯、洪承畴、张献忠等篇章不愧精彩笔墨，但主角李自成确有“高大全”之弊，老八队亦近似“老八路”矣！
有一段博客文章如此评价说，我发现这书里有两个姚雪垠，截然两张皮。一到起义军这边，尤其是李自成这儿的时候，人物的语言立刻在政治上提高了八度，人物的形体外貌描写立刻进入了样板戏塑造主要英雄时的模式，人物的心理那几乎是一个觉悟了的党员的高度，人物的感情很快就变成同志加友谊的情义，甚至有时干脆作者跳出具体的历史情境，直接进行大段的阶级分析，某人刚一亮相就说他代表的是大地主还是小官僚的利益，让你觉得作者的心里特别有谱，也特别霸道，他不让你自己去做判断，急不可耐地要对你加以指点。那李自成不就是革命史教材里灌输给我们的目光远大、情操高洁、胸怀明澈、智慧出众、一心解民倒悬之苦的领袖形象吗！
姚雪垠要迎合什么的时候，他脱离了史家的严谨，也失去了作家的手段；当他获得一定自由的时候，他的两种品行就全归位了。两个姚雪垠说明什么，说明时代对作家的异化是何等地不由分说，说明以文学图解概念会把文学导向何等的谬途。
这篇博文还将姚雪垠和当下十分走红的历史剧作家二月河进行了比较：
不同的是，姚雪垠的年代是阶级分析解刨一切，而二月河的时代是经济杠杆衡量一切，所以，前者把李自成写成了高大全加毛泽东，而后者给雍正翻案用的是“国库盈亏”法。每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时代，其实作者就更不能了。观此二子，在基本事实的描写上多有相类，而所持史观却在在不同。今天，我已经感知到姚雪垠史观的可笑了。但二月河呢，相当多的人还在为他励精图治直至死时让国库存银大胜康熙的雍正叫好呢！谁能保证“国库盈亏”法就一定比“阶级分析”法高明，更切近真理？
以上论述，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造成这种“硬伤”的原因，其实就是政治对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粗暴干涉。
王守义历史小说《奄吞秦汉》研讨会
历史：在小说与“戏说”之间如何平衡？
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无论文学家怎样发挥文学的创造，但自始至终总难以掩盖历史的“底色”。而对于“历史底色”的巧妙应用还是任性涂抹，都会影响到这类创作的得失成败。
历史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历史事件的演绎传达出作家独特的历史观、文学观与美学观。
如果说姚雪垠的年代是“阶级分析解刨一切”，而二月河的时代是“经济杠杆衡量一切”的话，那么，王守义的《奄吞秦汉·隋炀大帝》则是“政绩观主导一切”。
王守义的长篇历史小说《奄吞秦汉·隋炀大帝》（作家出版社2016年）迥异于过去历史文献和已有文学文本对隋炀帝形象的建构，重塑了一个全新的帝王形象，显现了隋王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风貌与文化风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源远流长、色彩斑斓的丝路文化。
兰州大学文学院郭茂全先生认为，隋炀帝的历史身份的复杂性、历史评判的驳杂性与性格才情的多面性给后代作家留下了巨大的言说空间。历史叙述中的文学想象与文学想象中的历史叙述相互交融，“大写历史”、“小写历史”及“复写历史”相互渗透，使得小说家对隋炀帝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与诗意阐发成为可能。在历史诠释与文学诠释的双重视域中，历史人物本身亟待一种多元化书写与诗意的想象。王守义历史小说的写作不同于对帝王“香艳史”、“暴君史”及“宫斗史”的同质化摹写，作家具有文学“翻案”的自觉意识，在重塑隋炀帝中不仅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对话，还建构了自我与人物的双向交流。
一些学者将历史小说按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三种类型。传统历史小说以传播历史知识、反映历史真实为创作旨归，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探寻历史的本质性和可知性并展开历史与当代的对话，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突出历史的虚构性、碎片化及多重可能性。
无论如何，历史书写都需要在把握历史脉息的前提下尊重历史、充实历史、提炼历史、复活历史，小说家需要站在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立场上，恢复历史应该有的面目，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小说家具有历史胆识与艺术洞见。《奄吞秦汉》采取了“非贬即褒”的叙述立场，这种立场明确显现在小说的“前言”部分，反映出王守义历史小说创作的理想主义美学追求。当然，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即使重塑历史人物成为可能，但是，它会限制小说家对历史人物本身复杂性的深入开掘，也会限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悲剧、人物命运悲剧及性格悲剧的全面思考（郭茂全《隋炀大帝的重塑与丝路文化的想象——评王守义长篇历史小说<奄吞秦汉·隋炀大帝>》，飞天论坛）。
高平先生认为，王守义的目的显然要为他认为是“颇具个人魅力的”“大英雄”“历史雄杰”“伟大的杨广”翻案、平反。他在《前言》中写了不少为隋炀帝颂功德的、鸣不平的文字。这正是他看重、选择、完成这一题材的初衷，可以说是唯一的动机。依我看，不一定有这个必要。因为事实上无论哪朝哪代、哪个机构、哪个个人没有也不可能给隋炀帝做出最后的结论，给他定案。自古以来，隋炀帝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只不过有人强调他的功绩，有人强调他的罪过，角度不同而已，严肃的史学家并没有对他做过全盘肯定或彻底否定。拿比较权威的史书《资治通鉴》来说，其中对于隋炀帝的重大作为都写到了，如筑长城，遏胡寇，开运河，演地图，通西域，张掖交市，和睦民族，清查户口，造《大业律》十八篇，派人出访，郡置守、县置令，废伯、子、男爵，灭琉球，伐高丽等等。而对于隋炀帝的罪过，司马光则是通过引用隋朝将领马文举对隋炀帝的反问来表达的，马文举说“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这时隋炀帝也只好承认说“我实负百姓！”
本书的作者对隋炀帝十分崇敬，充满热爱，对于某些人对隋炀帝的“骂声”和“丑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在《前言》中写道：“因此我不再写杨广的过失。因为杨广身上已是遍体鳞伤，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何等伟大呀！我们整个民族从他身上得到的恩惠已千万倍，不，亿万倍地超过了他的那丁点儿过失。”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些情绪化的，是矫枉过正地过到了另一个极端。评价一个人当然不可只说他的过失，但是根本不提他的过失，是不是也是一种过失？
正因为作者要塑造一个完美的杨广，导致了书中杨广并不完整，不是一个全面的真实的杨广。书中不但不写杨广的过失，而且设法替他辩护（比如借用上官雪之口说隋炀帝并不贪恋女色，而是志在干大事业）。更为令人惋惜的是，为了回避杨广的悲剧结局，小说写到大业五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参加在张掖举行三十四国交易会就结束了。距离他逝世（大业十四年）还有九年，这九年中还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不过由于不但无关他的丰功伟绩，而且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所以就避而不写了。比如要给一个人照全身像，又觉得他的下半身很不好看，就只拍他的上半身。其结果是，用了一百多万字并没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杨广。同时也需要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角度来考虑，这样写能使读者得到多少有益的营养。
真实的历史小说，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为了让读者信服，包括细节和语言都不能超越时代。否则就成了戏说。在这方面，守义的《隋炀大帝》整体上是好的，但也有疏忽的地方，比如隋炀帝说“给朕掉链子”（见1184页），链子、链条之类是十七世纪以后才有的东西，隋炀帝的口中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词汇。又如。隋炀帝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还让巧娘织《丝路图》，这也过于超前。（历史上叫《西域图记》）“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在德国人费迪南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才第一次提出的，不可能由一千多年以前的隋炀帝口中说出。
小说这种体裁，就题材而言，无法分两大类，一类是纪实的，一类是虚构的。当然，纪实类小说中也有虚构成分，但它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应当是真实的；如《三国演义》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但有不少虚构，如诸葛亮摆空城计，关公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等，有人说它是“七实三虚”。虚构类小说可以是纯虚构，也可以吸收、借用部分的真人真事。守义的《隋炀大帝》是纪实类小说，所以我才要求它塑造一个真实的完整的隋炀帝。
与王守义“非贬即褒”的叙述立场，以及历史小说创作的理想主义美学追求相照应，熊召政的话剧《司马迁》，则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作家“参与改革，拥抱时代”的现代意识。
政治家走到哪里，文学家的笔就跟踪到了那里。这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样一种“政统”和“道统”并肩引领中国前进的楷模，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文化人和政治家去向往、仿效的。所以我在《司马迁》的最后一幕中写到，他和汉武帝在思想、理想与襟怀上的大碰撞，我称之为中国两千年前思想上的巅峰对决。我不是为写古人而写古人，而是反观当下，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和历史来激发我们创业的激情，来激发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就把我的笔伸到这里去。所以我说我“参与改革，拥抱时代”，不是喊口号，而是出于作家的本能，用我的笔参与改革的历史（《熊召政：创作要有为读者着想的精神——熊召政接受谢新专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坐听云起时——谢新文化访谈录》，2016年10月第1版）。
谁也无权干涉作家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自由，但熊召政先生的这一番“夫子自道”所颠覆的，却不仅仅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一对基本矛盾。
首先，笔者并不认同“政治家走到哪里，文学家的笔就跟踪到了那里”所极力渲染的“文学家是政治家的仆从”的关系。
其次，历史上的司马迁，并非汉武帝的“弄臣”，更非“仆臣”，他并没有亦步亦趋，跟着汉武帝的御鞭，翩翩起舞；反之，他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和穷兵黩武，是有着很多“腹诽”的，这在他的千古名著《史记》中，是有很多反映的。
再次，“他和汉武帝在思想、理想与襟怀上的大碰撞，我称之为中国两千年前思想上的巅峰对决”！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大碰撞”和“巅峰对决”呢？熊召政先生大概把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想象，强硬地加到司马迁的头上了吧？
再说，“我不是为写古人而写古人，而是反观当下，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和历史来激发我们创业的激情，来激发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作家既然要抒发对于当代的豪情，又何必借古人之口呢？“古为今用”是没有错，但不惜颠覆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的基本定位，这不仅伤害了历史人物，更伤害了广大读者心目中对于历史人物的感情！
其实，这样的对于历史人物的“再塑造”，已经脱离了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这一范畴，而赤裸裸地变成了“借古人之口，为当代背书”！为了迎合当代而不惜曲解历史，这样的创作宗旨，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这不是因为历史素养不足而造成的“戏说”，而是有意地对历史的“歪说”！
据西安的一位朋友透露，话剧《司马迁》在长安古城演出时，还没有落幕，作为熊召政先生的朋友的他们，早已离席而去！
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以春秋战国历史为背景，引起了人们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对于“法治”的热议。
西北政法大学朱建伟认为，《大秦帝国》本身不是史书，所以它能够艺术化地赋予（秦人崛起）这一历史过程纵横捭阖、积极向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人读来热血沸腾，虽然没有摆脱明君、贤臣、强将这样的历史剧模式，人物形象上也略显脸谱化，但通过小说这一通俗化的形式，在社会上为秦国、秦人的评价做了翻案。
这是《大秦帝国》作为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但朱建伟却对孙皓晖在《大秦帝国》自序中所说的“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的观点持“保留的认同意见”。
秦帝国是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正朔，中国封建帝制由此而起。但如果由此再行追溯，则夏商周为正源，上古三代也是正源。所以，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可将秦帝国的成长史作为中华文明的正源，中华文明从诸侯国时期的秦国到秦帝国，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文明供我们继承（朱建伟《评<大秦帝国>:孙皓晖、秦人与华夏民族精神》）。
李衍柱则站在现代文明和人道的角度，对《大秦帝国》的缺陷进行了深入辨析。
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是展现中华原生文明的第一部“以法治国”的悲壮史诗。作品以强大的历史气场、丰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对商鞅、李斯、秦始皇等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描绘,弘扬了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大悲剧,但孙皓晖对秦帝国反人道、反文明的暴力专制问题,没有给予深刻的历史批判,这是《大秦帝国》的严重缺陷（李衍柱《弘扬中华原生文明的悲壮史诗——评孙皓晖的<大秦帝国>》）。
说到底，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还是在“文学”与“历史”的双重羁绊中苦苦挣扎着……
纵观中国文学史，文学和历史这对孪生姊妹，从起初的“水乳交融”，演变到后来的“泾渭分明”，其间的时代变迁和文学审美观的变化，又岂能一言以尽之！
诗人流沙河先生，则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对“文史纠缠”现象进行了准确的切分。他在《锯齿啮痕录·序》中谈到文学作品的分类，提出“实文”与“虚文”两类，除此再无文学。“实文源出历史，真中求善。虚文源出神话，美中求善”，“中国的传统文学，实文为主流，虚文为支流；中国的现代文学，虚文为主流，实文为支流。”流沙河还批评“有些年轻朋友，一篇自传、一封信都写写不清楚，却要去跑想象之马，大写其虚构小说、虚构诗……提倡实文，或有助于扫除当今浮靡不实的恶劣文风吧？”
流沙河先生把文学分为“实文”与“虚文”两类，这和本文所说的“历史”和“文学”基本吻合；他对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中，实文、虚文的主流、支流关系的辨析，也一语中的；他提出“提倡实文，以扫除当今浮靡不实的恶劣文风”的见解，也不啻为疗治当下浮靡文风的一剂猛药！
一篇成功的历史题材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还是其他，几乎都是以史为骨骼，以文为血肉，这才能够算得上体格健全，血肉丰满！或许经得起时间的磨洗，而成为经典！
以“文史互生”的角度作为切入点，解剖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也仅仅是打开中国文学宝库的一把钥匙，而非“万能钥匙”！
要深入中国文学的堂奥，还必须要有多重的视角，从多维度进行观察，或许才能够窥见这座宝库的神秘一角！
（全文完）
王长华，男，汉族，甘肃陇西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杂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一家媒体。
静悟斋听晨雨声
题签：王永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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