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祀,即陪从祭祀,是指祭祀某人时,其祭祀灵位(牌位)旁也会供奉其他人的牌位,以便前来祭祀者一同祭拜。上至权贵阶层、下到寻常百姓,陪祀现象都很普遍。如逢年过节,我们祭祀自家祖先,摆放在祭祀牌位中间的必定是最早或最有威望、功德最高的先祖,两旁则是其他先祖。虽然这是比较常见的祭祀方式,也绝非适用于所有人,但还是非常有讲究的。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有专门祭拜祖先的场所,比如明王朝的太庙、清朝的奉先殿等,主祀和陪祀也是有规可依的,绝非随心所欲。下面,我们主要谈谈供奉在山东曲阜孔庙的宋代大儒张载的陪祀情况,希望借此能对陪祀这一古老庄严的传统仪式提出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
孔庙中除儒圣孔子外,陪祀的历代先贤大儒不胜枚举,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儒家文化的杰出传承者或发扬光大者,必定是在尊崇“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的儒家思想上做出了特殊贡献,并因此德高望重。北宋思想家张载亦因其对儒学的推陈岀新、自成一派,于淳祐元年(1241年)受南宋理宗的旨意,其牌位被供奉在孔庙陪祀,与孔子一起接受后世的祭拜。
儒圣孔子被尊奉在孔庙(文庙)大成殿中央,也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陪祀的先贤先儒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四配”(也称“四圣”),分别为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四人。第二类是“十二哲”,分别是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仲言、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朱熹十二人。第三类为孔子的弟子、子思子的弟子、孟子的弟子、颛孙师的弟子及宋代著名理学家等共七十九人,此七十九人因在儒学上的突出成就,加之已有誉满天下的声誉,在明道修德上堪为后世所仰,所以被历代君王颁旨奉为“先贤”,又因人数众多,被陪祀在孔庙大成殿北部的东庑和西庑两侧。张载则被供奉在西庑的第三十八位。与张载同时代的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四人也被列为先贤,供奉在孔庙。第四类则为先儒,被陪祀在孔庙大成殿南部的东庑和西庑两侧,共计八十人。先儒以传经授业,令儒学发扬光大为己任的孔门再传弟子为主,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汉唐及宋明理学的思想大家。比如三国蜀汉时期的诸葛亮,唐代的韩愈,两宋时期的范仲淹、杨时、韩琦、吕祖谦、陆九渊、文天祥等,及明清两朝的理学大儒方孝孺、王守仁、陈献章、王夫之、顾炎武等。第五类为崇圣祠内奉祀的孔子上五代先祖先妣等数十人。以上五类陪祀者共计一百八十九人(1919年前立祀)。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淳祐元年(1241年),张载被朝廷下旨奉为孔庙先儒(并非先贤),其后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再次被朝廷下旨从祀为孔庙配享,依然为先儒。到了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同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四位北宋理学大宗一同被明廷敕封(升级)为孔庙先贤。此前,南宋理宗已敕封有“理学四派五大家”之称谓的张载为“郿伯”、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朱熹为“徽国公”。从陪祀历程可见,张载在儒学上的成就已突破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范畴,高尚的德行和处世的风范更为后世所尊崇。孔庙中各位先贤大儒的体现方式各有不同。主祭孔子的塑像坐髙3.35米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天子的礼制。孔子身后的“四配”和再后的“十二哲”也均以独立的塑像呈现,只不过在尺寸和神态上稍有区别,用以明确等级的不同。而先贤级别的陪祀者早期为画像。金代明昌二年(1191年),孔庙改先贤画像为塑像;明嘉靖九年(1530年),撤画像改为木主。孔庙内的先贤多是两人一龛,东庑后六人每三人一龛,西庑首三人龛,东西庑各有十九座木制神龛。木主均书“先贤某子某神位与“十二哲”木主相同,但“十二哲”祭于大成殿内,且以“+哲”为共名,高于两庑先贤。二者虽均称“先贤”,但祭祀地位明显不同。张载、程颐共为一木制神龛,可能是考虑到二人年龄相仿,又同为北宋理学大宗,有着相当的威望和德行的缘故吧!先儒级别陪祀者早在唐代时就有画像,后改为木主,上题“先儒某子某神主”。先儒多为五人一龛,东庑首三人一龛,后七人一龛,西庑首两人龛,如魏了翁等三人一龛、陆秀夫等四人一龛。东西庑各九龛,共一十八龛。据史料载,孔庙陪祀起始于东汉末三国魏曹芳正始二年(241年),以颜子为首,终止于民国七年(1918年),前后历经一千六百多年。而关学创始人张载被列为先贤西庑第三十八位,由此可见其在巍巍中华的儒家名流中可谓居功至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传世的“横渠四句”不正是张载功德的绝好写照吗?有此大德之誉,陪祀孔庙也是理所应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