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葱”案落锤，餐桌安全仍悬
“毒葱”案落锤，餐桌安全仍悬
来源：健康报网
此前备受关注的山东寿光百余只羊食用沈阳“毒大葱”死亡事件，近日有了最新进展。种植、销售大葱的两名沈阳农户近日在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受审，两人分别因“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获刑7个月和6个月。（4月26日《北京青年报》）
食品安全环节多，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监管到位，食品安全就没有保障。在大葱的安全问题上，有多个部门可以监管，比如农业工商、食品卫生、市场监管部门等，但是沈阳的大葱运到山东寿光，中间多个环节失守。
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不论是“毒大葱”，还是“毒豇豆”，消费者很难检测出来。残留农药或许不会当场毒死人，但经过长期积累，身体健康就会出现问题。
每起食品安全事件，都应当成为堵漏的机会。比如，当下食品安全问题到底还有哪些环节有漏洞，哪些环节的监管部门没有尽到责任。要做到心中有数，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堵住漏洞。还要建立严格的督查、检查环节，不放过任何可疑的问题，不漏掉任何一个环节，并建立大数据体系，提升食品安全指数。而不是案件落锤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悬着，这叫人如何安心。
沈阳毒葱到山东：折射监管部门“中毒太深”
马进彪
在山东寿光养了10年羊的王春芝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家的羊会被1000多公里外沈阳农田里长出的大葱害死。24日一早，她和爱人发现自家养殖的羊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的症状，虽然经过抢救，最后还是有80只羊死了。随后，寿光市卫生检疫站工作人员在他们喂羊的大葱叶中发现了甲拌磷、毒死蜱等剧毒农药成分。这批大葱叶是附近一座预冷库扔掉的废叶，大葱在这里经过处理后，会被运往全国各地。记者了解到，这批大葱来源指向了沈阳一个种植户，目前一名涉事的大葱种植户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北京青年报2017年8月31日）
从这则新闻报道不难看出，大葱的产地并非山东，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但这却意外地折射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原来久负盛名的山东大葱并非全都是本地的产品，而很多都是异地的周转货。这些异地生产的大葱，不管通过什么招法，或什么渠道，只要运进了山东的冷库，再出库时也就变成了山东原产的大葱。
而从全国的市场上来看，不管是在哪座城市的超市里，绝大部分大葱的标签上打的都是山东产地，因而，人们现在会想，原来这么多年吃到的山东大葱，极有可能就是产自沈阳，或其它更多地方的冒牌货。这说明，负盛名的山东大葱这个品牌，原来做的就是OEM的贴牌生意，不管是哪个地方生产的大葱，只要打上了山东这个品牌，当然也就不愁销路。
来自沈阳的毒大葱，说明在当地就有问题，因为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在当地还在大量地使用，并将这些带毒的大葱输出到其它省份，这当然令人愤慨，对于这种情况，也说明沈阳的农业监管部门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甲拌磷”等农药，属于一种高毒农药，早在2002年农业部便做出公告，禁止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药材上使用甲拌磷。如果从时间上算，这种药已被禁用了近20年，然而在沈阳为什么还在大面积使用，当地的监管到底是熟视无睹，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显然，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但是这样的监管问题，仅仅是沈阳才有的问题吗？答案是明确的，当然不是。据2013年5月4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山东潍坊峡山区农民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生姜。神农丹主要成分是一种叫涕灭威的剧毒农药，50毫克就可致一个50公斤重的人死亡。据悉，潍坊当地出产的生姜分出口姜和内销姜两种。外商对农药残留检测非常严格，出口基地的姜都不使用高毒农药。在采访农民时，他们称自己吃的不用这种药，另外种一块田。
同一方水土种出两种姜，没毒的用于出口，有毒的内销给国人，而自己吃的则是另外一块田种出的。很明显，这并非出于对剧毒农药的无知，而是当地农民已经形成的一种人尽皆知的生产“策略”，有了这样的“策略”，当地农民就可以内外有别地降低成本，同时达到内外兼收的最大化效益。而这两种天壤之别的标准，竟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相关部门的农药残留检测环节中顺利地“九九归一”，变有毒为无毒，从而畅通无阻于国内市场。
与其说当地农民很“聪明”，不如说相关部门的检测很“人性化”，人性化地认为，国人身体的排毒能力远远强于外国人，同样的姜吃了很多年也没出事，所以毒素多点也无妨，说不定还能促使国人进化出百毒不侵之身。
然而，当地农民却不想练就百毒不侵之功，而是与相关部门一起合力将所有的进化“机会”留给了国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无人不知，想必当地相关部门和种姜的农民更应当知道，因为这句圣德之言就出自山东。面对两个标准，面对天地良心，相关部门对这句话是如何理解的？
毒姜的可怕之处并不只在毒姜本身，而更在于形成这种生产“策略”背后的原因。这么多年来，当地一直在这样生产经营这种源头性食品，2012年深圳卫视《正午30分》就曾曝光山东菜农用敌敌畏储存生姜，那时就已经形成了规模。但在当时的一段时期内，这样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治理，而且还形成了更新的生产“策略”，这不能不说当地的监管部门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但这只是针对内销的部分而言。
而对于出口部分则是万分小心从未懈怠，相反还显示出了更大的“活力”。生产外销无毒姜成本虽然很高，但再高也要必须保证，因为这还是一种政绩，只要出口总量这枝花开得又香又漂亮，哪管它国内枝叶部分有没有毒。再说，没有这样的政绩支持，何以证明山东是个农业大省，从而又如何拿到国家给的支持资金？
然而，一切都可以“堤外损失，堤内补”，这部分成本就要从内销的部分补回来，于是当地监管部门为了保证出口效益这枝花，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的时候还要进入休眠状态，这就是要让有毒姜化解总体成本，这时候，这样的生产“策略”就已经形成了。
山东毒姜，从本质上说，根本就不是监管不力的问题，而是“监管”被政绩俘虏的问题，“监管”本身已经中毒，“监管”已经变成了放纵的主因。大规模生产毒姜能形成一种生产“策略”，并存在这么长时间，这说明毒姜不完全是出自有毒农药，而是出自中毒的政绩思想，有这样的思想存在，即使治理了毒姜也还会出现两个标准的其它农业产品。
同理，有毒的大葱本可以被检测出来，而这次沈阳的“毒大葱”为何能顺利地流入到山东？其实道理很清楚，那就是因为山东是大葱之乡，并且在市场上已经久负盛名，因而不管是哪产的大葱都想贴上这个品牌。
而对于山东来说，则是来者不拒，不管是阿猫还是阿狗，统统可以装到山东品牌的箩筐里，一进筐，再一出筐，就成了自己的产品，但这对山东大葱的品牌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毒害，毒葱可以被检测出来，而中毒的政绩思想如何才能被检测出来？因此可以说，这次沈阳毒葱不远千里来到了山东，其背后就是两地监管部门的深度“中毒”，如何给这些地方的监管部门的思想脱毒，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