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长阳旧时造纸业
纸,是古代长阳人书写文字的主要载体,也是用于祭祀、包装、卫生等其他用途的生活必需品。同时,纸张偶尔也在战争中发挥一些特殊功能。同治年间,长阳田世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正是“以二人牵长绳系碎纸筒燃其尾”,才迷惑牵制了清军,从而取得石羊滩大捷。这又是鲜为人知的纸张故事了。
监利迁长阳吴氏后裔用土纸抄写的家谱
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长阳流传应久。一则,长阳物种丰富,自古盛产楮、竹等制作纸浆的原料。二则,峡州纸早在北宋时就扬名国内,曾被欧阳修称为“最耐久”的纸。长阳在宋代是峡州属县,故是峡州纸产区也在情理之中。明万历《荆州志》所记载的长阳地名“纸方溪”,也说明长阳造纸之久远。不过,长阳大兴纸厂,则在清代以后。清乾隆年间之后,纸张作为长阳的物产,被多次记载在历代府、县志中。清代、民国时期,长阳纸品作为大宗货物,通过清江航运,远销宜昌、沙市、汉口等地,成为长阳贸易一张名片。
纸厂水碓(来自网络)
清代中期以后,长阳纸厂逐渐遍及县内溪沟河谷。道光《长阳县志》记载,“佷邑之山多竹,资其利而为纸厂者,无虑每十家。”至民国年间,县内纸厂达到200余家,每厂工人约二、三十人,纸厂是当时长阳最主要的工业企业。下溪口、津洋口、木坵溪、下鱼溪、平乐溪、七坵溪、母溪、马连溪、重溪、故里溪、白石溪、曲溪、芦溪、城五河等地的土纸作坊,因水利优势,造纸历史最为悠久。民国时期,邓振汉等人于千工堰创办的振汉造纸厂,则是民国时期县内规模较大的纸厂之一。
资丘曲溪竹园坪村旧时造纸作坊(摄于2015年2月)
清代以后长阳造纸业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山区的迅速开发。清初以后,长阳经过数次“招垦”,江汉平原等地大批流民迁入长阳定居繁衍,深山溪谷得到开发,人口迅速增长。一些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就地取材,转而专门或兼营造纸业。二是水碓的传入和运用。道光《长阳县志》云,“然其(纸)造之也,不俨手举足踏,惟依溪水,壅上流,设水车转轮,与碓身交激,使自舂。”水碓的推广运用,极大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纸浆制作效率。据同治《宜昌府志》记载,时宜昌府辖七州县,而水碓“惟长阳、长乐有之,他邑皆无”。这说明,长阳造纸业在当时鄂西地区有着不可比拟的科技优势。三是商贸的发展。清代及民国,邻近长阳的沙市、宜昌是长江沿岸重要商品集散地,而长阳因有清江水运便利和丰富的物产,成为外地客商的重要采购地。长阳出产的药材、粮食、煤炭、纸张等大宗商品,通过这些商人,由资坵、都镇湾、龙舟坪等沿江古镇集中,通过水运畅销荆宜,乃至汉口等地。同时,这些外地商人对商品质量的监督把关,也对本地纸品提高品质起到了推动作用。
旧时长阳纸厂“虎牌”商标(来自网络)
民国时,长阳纸品按原料,主要是竹纸、楮纸、草纸三种,此外另有少量皮纸。这些纸品,因无外地书画用纸细腻,被称为“土纸”“毛纸”。而外销土纸,通常又被称“斗纸”。按照品质,斗纸分为老细、二细、毛货三种。老细货每块有纸三千七八百张,二细货每块三千张左右,售价七、八角。而毛货每块二千余张,仅售三、五角不等。
各纸厂年产量,主要取决于纸厂旁溪河的年径流量。“水长者,每厂全年约可造纸一万三四千块,最短之水,亦可做三、四月以上,每厂可造二、三千块不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县内平均每厂年可造纸五千块以上。凡生产季节,各纸厂均加班加点,昼夜生产,一派繁忙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长阳旧时所造土纸,由于长期畅销外地,行业长期安于现状,故而放弃技术更新,致使产品种类长期单一,主要是作为“镌刻冥钱”以及如厕的纸料。其中仅有质量上乘的老细斗纸,勉强可供民间书写家谱、经书等所用。以致民国中期,由于大力破除迷信,长阳土纸也销路日窄。虽然造纸行业自发组织了纸业公会,并设法改良,力求进步,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49年,较好纸类始终无法得到大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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