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对罗瑞卿等人说：“国家安危，系于一半”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并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统一指挥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三个兵团总计约有三十余万人。
1949年4月20日，太原攻坚战打响。24日，我军向敌发起总攻，仅用四个多小时，就全部攻占太原，共歼敌八万四千多人。
太原战役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就接到毛泽东要他赶往北平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
6月初,罗瑞卿向已经到职的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得志等话别后，便与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同乘火车到达北平。
几天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罗提出，希望能随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瑙卿。毛泽东一见面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并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7月8日、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部门的机构设置与领导人选等问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罗瑞卿在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协助下,立即着手组建公安部，首先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公安部的筹建稍有眉目后,8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即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周恩来形容这两个部门是“一明一暗”。
同时，罗瑞卿代军委起草了给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军委公安部已开始工作，其组织形式拟定设置政治保卫、经济保卫、边防、武装、治安行政、人事等六局及一办公厅，惟干部无人。决定由一、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军级政治干部一人来担任局长。其条件(一)现任军政委或军副政委、军政治部主任者;(二)思想正确，作风正派，历史完全清白者;(三)有中级最好高级的文化程度，思想工作能力亦较强者;(四)最好本人自愿改行者。我们提议:一野调军副政委蔡顺礼，二野调军政委雷荣天;三野、四野请你们按上述条件各提出二至三人，由我们各决定一人。你们意见如何，盼速复。”
经各野战军协商，除雷荣天、蔡顺礼外，又调来徐子荣、卓雄、邓少东等军以上干部进入公安部。
10月14日，为解决公安部及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的干部问题，罗瑞卿在给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提出:“军委公安部及其以下的各级公安部门的组织机构均需尽快建立，但干部缺少很多。现军委公安部除有了几个主要干部外，广大中下级干部则没有人。全国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虽勉强配齐(西北李启明，西南周兴，华东暂为潘汉年兼，华中卜盛光，华南谭政文，东北汪金祥，上海李士英、杨帆，南京陈龙，天津许建国，北京罗瑞卿兼)，但同样缺少中下级干部,尤以西南、华南、西北等地最为严重。”
为了研究和解决公安部的组织和今后工作问题，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从10月5日至11月1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后来称为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大区公安负责人的汇报。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接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朱德在会上作了报告。10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与会人员时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罗瑞卿和与会人员听了都深感从事公安工作的责任重大，
11月1日，罗瑞卿作了会议的总结报告。他首先概括了三大战役前后，公安保卫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新占领的大城市、交通线上，敌人特务的潜伏机构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现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等战略区各大中城市，共破获敌特11个站，6个省、区的机构，160个组或队，逮捕特务4046名，其中组长以上重要骨千1147名，缴获了一批特务电台。东北、北京、天津等地并大规模地进行了反动党团登记工作，北京还集训了大批的特务。像这样大规模地摧毁敌人的特务机构，是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情。”
1950年8.9月间，李克农转告罗瑞卿，有一次毛泽东同李谈话，对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不满意。罗瑞卿听后立即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罗瑞卿解释说:“写了报告了。”
毛严厉地说:“写了，拿我的收条来。”
罗立即说明，已报总理转呈主席了。
后来周恩来知道了此事，去向毛泽东报告:“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未及时呈送给主席。”为罗分担了责任。
毛泽东知道后，又对罗瑞卿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现在你那里有一些什么文件，可以送给我看看。”毛泽东还表扬了政务院某某部，说：他们部里买茶叶了，都向中央报告。
1950年8月，天津和上海公安机关获悉:段云鹏将于最近第三次潜入大陆。
段云鹏，自幼习武，能飞檐走壁，解放前曾是北平、天津一带有名的飞贼，外号“赛狸猫”。1946年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所招募，曾奉命监视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同年10月，军统局改称保密局，段被正式录用为该局北平站中尉通讯员。北平解放前夕，为了破坏北平和平谈判，他在主张并劝说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安放定时炸弹，炸死何的一个女儿(即后来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的妹妹)，何思源夫妇受重伤。段云鹏逃到台湾后因其有“功”，先后提升为保密局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上尉直属行动员，曾于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期间三次潜入京津地区，直接间接发展特务50余人，组成“天津特别行动组”、“北平行动组”和“情报暗杀组”,策划了北京火药库爆炸案和天津无轨电车爆炸案。
对于他多次潜入大陆，北京、天津两市公安局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逐步清除了他的爪牙，打掉了他在大陆活动的基础。
1954年5、6月间，台湾保密局和在台美国特务一起布置他再次潜入北京，利用他熟悉中南海地形的条件和社会关系行刺国家领导人。
1954年6月，段云鹏进入香港。罗瑞卿得悉段云鹏又将潜入大陆后，于6月25日指示:必须严密布置，妥设圈套，将段匪诱而歼之。并部署北京市、天津市公安局张网以待。过了一段时间，段云鹏仍在香港逗留，并未潜入大陆。公安部门考虑，在大陆张网固然必要，但他如不来，只能消极等待;如果进来，也有漏网的危险。要捉住这个飞贼，须在他身边建立“内线”，及时掌握其思想和行动，俟机诱捕。于是，选择了秘密力量接近他并取得了他的信任。1954年9月，段云鹏在一次偷渡失败后，放弃了再次偷渡的打算，在秘密力量的诱导下，完全按公安部门为其设计的路线潜入广州，落进了预设的圈套。段云鹏就擒，除掉了一个大祸害，罗瑞卿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在此前后,国民党派出的企图到广州谋害叶剑英的赵一帆,企图利用旧关系伺机混入机关内部暗害中央领导人的高元龙，妄图在上海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杀手，在公安部门采取强有力的侦察措施下，也一一俯首就擒。
从1949年到1959年，在罗瑞卿任公安部长的10年间，各地公安机关在他的指挥和领导下，破获了大批间谍特务案件，使美蒋特务机关的进攻，包括所谓“敌后建党”、“建立游击基地”、“布置、建立潜伏组台”等等，统统遭到惨败。
1959年3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副总理的行政级别一般都是行政三级，而罗瑞卿在五二年定级时为行政四级。于是，有人提岀，罗瑞卿应调为三级。罗瑞卿坚决反对。以后曾几次酝酿为他调级。1965年1月，陶铸调任副总理，罗瑞卿即以陶铸也是四级为例，说明不应给他调级。
1959年9月，罗瑞卿经周恩来和确定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提名)共同推荐，回到军队工作担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本文参考书目：罗瑞卿传、非凡的年代(作者、罗点点)。
罗瑞卿大将向周恩来、邓小平介绍我军使用的机枪。
罗瑞卿大将向朱德、董必武介绍我军使用的机枪。
罗瑞卿大将和夫人郝治平上校。
1965年8月，罗瑞卿陪同周恩来、贺龙接见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先生。
1964年10月，贺龙元帅、罗瑞卿大将、萧劲光大将等，在青岛某军舰上观看海军比武。
罗瑞卿大将,刘亚楼空军上将视察哈军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陪同视察。
罗瑞卿总长和许光达司令员在仔细了解59坦克A-220电台工作帽的使用情况。
1977年10月，在二炮看试验表演。左起：张爱萍、罗瑞卿、李懋之(少将，时任二炮副司令员)。
1977年罗瑞卿、杨成武、杨勇等，参加解放军总参谋部五届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1964年罗瑞卿大将、杨勇上将、张宗逊上将等在大比武汇报表演现场。
1960年5月，罗瑞卿大将会见来访的瑞典王国军事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