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在阿斯特拉罕，赫列勃尼科夫故居
有一年，我去阿斯特拉罕。那地方位于里海的入海口，伏尔加河的尽头。当时，诗人凌越正在翻译赫列勃尼科夫的诗集。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赫列勃尼科夫故居博物馆的馆长亚历山大——一个正在过生日的和蔼文官。
我沿街寻找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的故居。这位未来派的大诗人与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施塔姆都是好友。他们全都认为赫列勃尼科夫是个天才。他凭借古怪而前卫的诗作，影响了一大批后世作家，其中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
马雅可夫斯基写出长诗《列宁》，成为了苏联的人民诗人。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到了更加革命激进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攻击。在饮弹自杀前仅仅5天，他还在会议上遭到谴责，谴责他的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作品在20年后仍然会有人读。赫列勃尼科夫则更加游离于官方体系之外。“大清洗”之前，他就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但可以想象，他绝对不会是斯大林青睐的对象。1938年，他遭到流放的好友曼德施塔姆死于海参崴。如果多活几年，赫列勃尼科夫的处境只会更糟。
在《第二本书》里，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回忆了赫列勃尼科夫与曼德施塔姆的交往。当时，他们在莫斯科的街头相遇，赫列勃尼科夫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与之相比，还有二等配给可拿的曼德施塔姆就俨然成了“富翁”。曼德施塔姆总是提醒赫列勃尼科夫来家里吃饭，而后者也从不迟到。曼德施塔姆夫人由此得出结论：赫列勃尼科夫肯定看过表。但是，赫列勃尼科夫不可能拥有手表这种奢侈品。所以她猜想，赫列勃尼科夫的口袋里也许揣着一块父亲的老怀表。
与赫列勃尼科夫交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根本无法交流。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而他本人也同样笔直而高大，嘴唇不停地嚅动。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根本听不见别人的问题。他只关注那些十分具体，而且在此刻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再吃一点吗”或是“要不要喝茶”之类的问题，他只是点头作答。为曼德施塔姆夫妇做饭的老太太坚持认为，赫列勃尼科夫肯定是一位宗教圣徒。
因为无处落脚，赫列勃尼科最终离开了莫斯科。在此之前，曼德施塔姆出面找过苏联作协。那时，作协会给作家们分配住处。那栋作家楼就是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写过的“格里鲍耶多夫楼”的原型。
曼德施塔姆用尽犹太人个性中的全部力量，对作协负责人别尔嘉耶夫发起猛攻，要求他分给赫列勃尼科夫一个房间。理由是：赫列勃尼科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整个世界诗歌在他面前都显得黯然无光，因此他配得到一个房间，哪怕只有6平方米。
但是，赫列勃尼科夫没有得到房间。别尔嘉耶夫显然认为自己撞上了两个夸夸其谈的无赖。他根本不认识他俩，于是告诉他们，所有房间都已经分配给了那些“富有声望”的文学家。
1922年5月，赫列勃尼科夫离开莫斯科，准备返回阿斯特拉罕。一个多月后，他病死在一个荒凉的村子里。死前，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医疗救助。他的去世很可能仅仅是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赫列勃尼科夫一生居无定所。他出生在阿斯特拉罕，在这里生活过8年。故居就是当年一家人住过的公寓。
我找到了那栋笨重的俄式红房子，发现公寓上着锁。我推开对面办公室的大门，一个女孩站了起来，问我要干什么。我告诉她，我想看看赫列勃尼科夫的房间。
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皮肤白得能看出淡蓝色的静脉血管。她拿出一串钥匙，打开公寓的房门。墙上挂着赫列勃尼科夫和家人的几张照片，展示着诗人的几张手稿。在俄国革命期间，赫列勃尼科夫扒过火车，在草原上生火过夜，也跑到波斯当过兵。然而无论在哪里，他的身边总会带着这样的小纸片，上面勾勒着草图和他的诗句。
“诗人当年经常吃不饱，”女孩说。
这时，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阵杯盘相撞的欢笑声，好像有什么喜事发生。我侧耳倾听着。
“我们在给亚历山大过生日，”女孩解释道，“那是我们故居的馆长。”
听说有位从中国来的作家，亚历山大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是个瘦小的男人，双手十分纤柔，握上去软绵绵的。他看起来挺像一位和蔼的地方官僚。就像中国那些小地方的官僚一样，对于外国人的造访多少感到有些疑问，但在下属面前，他还是尽量保持了风度。
亚历山大的嘴唇上长着一颗很大的痦子。说话时，痦子就像一只不断跳动的甲虫。
“赫列勃尼科夫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他说，“可惜还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现在也没有？”
“你看看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时代就已经家喻户晓。你再看看曼德施塔姆。经过布罗茨基的宣传，他在西方变得非常有名。赫列勃尼科夫的成就不在他们二人之下。”
说到这里，亚历山大搔了搔他的痦子：“你为什么会对赫列勃尼科夫感兴趣？”
“我读过一些韦利米尔的诗，”我说，“另外，我想了解一下韦利米尔与阿斯特拉罕这座城市的关系。”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赫列勃尼科夫的发音实在有点困难，我只好以“韦利米尔”代称。这反倒是给了我一种莫名的权威感，就好像一个外国人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张口闭口地管周作人叫“作人”，管沈从文叫“从文”。
亚历山大简要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1911年，赫列勃尼科夫来到阿斯特拉罕。当时的阿斯特拉罕如同一座露天民族博物馆。这里有三十四座东正教教堂，五座亚美尼亚教堂，两座罗马天主教教堂，八座鞑靼清真寺，两座犹太教堂，一座路德教会，一座波斯清真寺，还有一座卡尔梅克人的藏传佛寺。赫列勃尼科夫爱上了这座祖先的城市，并且意识到它的与众不同。在随后的两年里，他创作了一首关于阿斯特拉罕的长诗。
“赫列勃尼科夫对神秘的东方语言充满兴趣，他还写过一首名为《波斯之夜》的诗。”亚历山大说，“当时，在阿斯特拉罕有很多波斯商人。”
他确定无疑说了他必须说的
而我们也能互相理解！
一条在夜晚和黑暗的契约
被甲壳虫的声音标识出来。
然后他举起他的翅膀，他的风帆，
飞走了。
大海擦掉他的声音
和沙子上一个吻的痕迹。
这一切都发生过！
正如在这儿我告诉过它。
——《波斯之夜》（凌越 梁嘉莹 译）
书架上陈列着赫列勃尼科夫的各国译本，除了各种西方语言的译本，还有日文译本。我告诉亚历山大，我认识的一位中国诗人，正在将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翻译成中文。
一个年轻人从隔壁跑了出来，对亚历山大说，大家都在等他吹蜡烛。
“恐怕我不能陪你了，我的朋友，”亚历山大又搔了搔痦子。
“谢谢你，馆长先生，”我说。“生日快乐。”
亚历山大的目光透出笑意。虽说有点惊讶，但蓝色的眼睛还是变得和蔼起来。
我离开赫列勃尼科夫故居，一路走回伏尔加河畔。平静的河面上，一艘水翼船正在缓慢掠过。堤岸边，一位蜂蜜色皮肤的少女，正向天空吹泡泡。我坐到一家酒吧，要了熏鱼和啤酒。我又用手机找出几首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来读。
在阿斯特拉罕的午后，没有什么比熏鱼、啤酒和诗，更适合纪念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