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卑微而无限的事业

本文转自公众号“马拉杂货铺”

马拉，1978年生，职业作家。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等文学期刊，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广州美人》，诗集《安静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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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作，如何写作？无数前辈大师谈过，再谈无非重复，重复还是要谈，这并非倔强或缺乏自知之明。写作即生活，人活在时代之中，所有的写作都会刻上时代的疤痕，差别在于，有的深些，有的浅些。我不认为有脱离时代的写作，伟大的作品并不是指它脱离了所处的时代，而是它审视它所处的时代，开启了另一种可能。人类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发展成为可能。庸俗的写作停留在呈现，缺乏发现的能力。这也说明，呈现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它是伟大的基础。我们能够发现什么？能为人类贡献哪怕一个新词，也是值得骄傲的。我这么说，没有说新即是好，问题在于，我们身在俗世，世界丰富，缭乱多姿，它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新奇感，相反，我们因为重复而厌倦。激情退场，我们试图找一个安静的栖息地，接受不断重复的命运。激进的人们认为，四十之后都是余生：我们已经历生、爱，只有死是未知的。然而，那是一个必将抵达的终点。爱或许在某些人生命中缺席，床单上的斑痕，肉体的激情，充满快感的时刻，空虚接踵而至。肉体成为消费一种，心灵是否充实还是一个未知数。为了消解对必然到来的终点的恐惧，人类需要一个词：信仰。

写作作为一种信仰，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它并不限定什么，但无形的边界控制着写作者。在远古时代，文字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在我幼年生活的乡村，有“敬惜字纸”的说法，写过字的纸都是值得尊重的。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成为禁忌。对文字的敬惜，影响着写作，写作被神圣化，日常生活不配被书写，它只记录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精神有规范性、指导性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讲，文字是精神的载体，而写作则规范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写作上的每一次突破，意味着精神领域的一次重大解放，或者现实生活的拓展。写作并未超越现实，它只是将某个隐蔽的部分予以呈现，或者强化、放大，使之成为日常的一部分。通常，惊世骇俗的作品并不在于它书写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将它强行展露出来，如同撕开一个伤口，鲜血淋漓，我们不得不正视它，不得继续忽略它的存在。《洛丽塔》曾经如此，它所表现的内容，今天看起来如此稀松平常。《洛丽塔》出现之前多少个时代，多少个洛丽塔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并不知道，但一定有过。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写作也非完全自由，依然有无数的禁忌存在。勇敢的写作如同布鲁诺，他维护真理，被另一种真理的维护者活活烧死。没有信仰，绝无这种可能。有意思的是，生活或者观念并无绝对真理可言，昨日的先锋可能会是今天的笑话。为了一个笑话去死，似乎是荒唐的。

审视我们当下的写作，我有种强烈的厌倦感，它过于现实，过于机巧，我也是其中一份子。这两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去写作。如果我们将写作抽象化，它无非是将当下的境况文字化，我们试图将写作的根须扎进现实腐烂的皮肉，野蛮生长，开出让人震惊的恶之花。作为一个有着十多年写作经验的写作者，我看到周围有很多同行进入中年后，放弃了写作。开始，我以为是屈从于生活的压力，他们为面包放下手中的笔，我相信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和面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他们不再写，一定是意识到了某种虚空，他们在问自己，写作的意义到底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写作？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写作的重要性下降，面包的意义上升。是的，写了二十年，你发现，你写下的东西不值一提，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仅仅只是沉溺于现实琐碎的书写，那些家长里短让人厌倦。爆炸、失业、财富梦想、股票、战争，发达的媒体时刻在直播现实。它如此贴近，如此冰冷，让人丧失书写的激情，似乎一切都被强大的资讯掩埋。写作，还能干什么？这个疑问压迫着写作者。

不妨用科学领域打个比方。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名字。如果让我们凭直觉选一个最伟大的，我想多数人会和我一样选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值得分析，爱迪生作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解决了无数现实问题，有力改变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电灯，比如电话，比如复印机，比如发报机……。爱因斯坦的成就我们不太理解，但知道他打开了一个宇宙。显然爱迪生是在基础理论的支持下，创造了新的事物。爱因斯坦却是那个建立了基础理论的人，在他的基础上，发明成为可能。对多数作家来说，能成为爱迪生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了，爱因斯坦是神一样的名字。这么说，答案已经清晰。作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他要解决的是基础的、根本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写作的根本问题？我以为无非是自由、平等和爱。这是任何书写的基础。写作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人的发展一致的，我们注意到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先让平民获得自由，接着让奴隶获得自由；从肉体的自由，到精神的自由。今天，我们已经不满足于获得人类的平等，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要求动物获得和人类平等的权利，也就是动物的生命、自由同样值得尊重。一个有尊严，有追求的写作者，必须立足在这些根本问题之上，他的写作才会获得价值，才能足够的坚定。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需要精确地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探索如何扩大自由、平等与爱的领域。把大词细化，让它产生具体，可触的生命质感，让它切入我们零碎的生活。这是项卑微而无限的事业。好的作家有一种沙里淘金的能力，他能从细小的事物中发现伟大的意义。小说家在虚构生活，这种生活比真实的生活更加有力，深入人心，这是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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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谈论文学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世间，很多事情都有对错是非可言，但文学没有。实际上，除开自然科学，我觉得都没有对错可言。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我们谈论文学，简直像个笑话。可是，我还是一次次地谈到文学，甚至情绪激昂。我得老实承认我的动机，我只是想推销我的文学观念而已。所以，我下面说的话，可以当成是我的自言自语，大可不必理会。

我写过一些创作谈，我想引用几个片段：

“小说是一个梦想，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现实，而在于它能否唤醒我们内心隐蔽的部分。在这个小说中，它的极端和残忍，都埋藏着深切的温情。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展示血淋淋的伤口，以其奇崛吸引视听，而是想说明，即使在惨烈之中，人心依然是温暖而善良的。”

“我所认为的好的小说是这样的，它是荒诞的，超越了庸常的可能性，同时又合情合理；它极端的表现人类生活的个别片段，从而显示出足够的独特性。对荒诞生活的想象，我们怎么想都不过分，因此生活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荒诞。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生活是人类想象力的总和，作为单独的个人，无法穷尽这想象之海。”

“那些一开始就为写作定了调子，或者说想写一点什么，表达一点什么的作家，注定只能在故事的层面徘徊，他们所进行的是经验的简单复制，犹如一个卑劣的画匠，给大自然涂上最蠢笨的光影。一个小说家可以偶尔蠢笨，但不可以一辈子蠢笨，除非他立定志向当文字投影工。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写作必须是经验的重新组合和提升，这个过程包括了作家的思考，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上帝”是人类在精神领域最伟大的发明，每个写作者实际上都在创造属于他的“上帝”，我创造我的，我并不指望更多的人热爱我的“上帝”，那太奢侈。写作无异是灵魂的自虐，我所获得的快感跟我受到的伤害密切相关。一个坚持文学理想的人，注定是个受虐狂。我常常会想象一幅画面，在文学的麦田里，大师们收割之后，无数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搜寻着属于他的麦穗，麦田如此空阔，一眼望不到头，但几乎见不到麦穗，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都有着倔强的表情，他们不肯离去。我能看到他们拾到麦穗时，欣喜的表情，我感同身受。因为我知道，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那麦穗，就是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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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圈看到王敖的一句话“生命中总是有人庞大如食鲸动物”，这句话顿时让我伤感。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读拉什迪的《佛罗伦萨的神女》，感觉很不好，他的丰富和庞大彻底击溃了我。这让人沮丧。我读过他的《羞耻》《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午夜之子》，无一例外的纷繁复杂，他在写作中如同上帝，这是神一般的存在。我知道这只是文学的一极，还有其他同样具有价值的向度。就拿我的舍友严彬来说吧，他出了本小说集《宇宙公主打来电话》，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他给我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是一本薄薄的小书罢了。等我看完，我有点震惊。他的准确和细腻，对情绪和场景的把握能力实在是太强悍了。伤感、幻想、失败和欲望构成他小说的主题，他就像一个敏感的小王子。那么精确和微妙，这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能力。

我显然不是这两种类型的小说家。在写作上，我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焦虑感，如何写出适合自己的作品？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作家能写出各种类型的作品，就像再好的匠人，也不可能精通一切手艺。最近，有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有价值观吗？如果二十年前你这么问我，我会觉得你在侮辱我。然而今天，我发现这个问题如此难以回答。我只好说，我没有成熟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取巧的回答，我用了“成熟”二字。仔细反思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并没有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判断标准，我只是模糊地触摸到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也许是建立价值观的基础，也许毫无意义，这就要看我的造化了。就像现在，我可以轻松地谈论文学，却不太好对某一个具体的作品进行阐释，尤其是自己写的，你怎么说都有自圆其说的嫌疑，而你在画这个圆之前并没有把握。

具体到小说。小说虽有其基本规制，但对其基本任务，不外乎创造经典人物或表现世道人心几种说法。我都赞成。落实在写作上，我更偏向于诱导。小说家就像一个骗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有的技法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效果，让读者相信小说家所创造的世界，并感同身受。如果小说家打算说出真理，他肯定不是赤裸裸地兜售真理，他会抛出一个故事，讲一个人，让这个故事，故事里的人替他把真理说出。人和故事都是诱饵，写小说不过是制造诱饵，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更愿意把小说理解成诱导的艺术。进而不妨做一个推论：所有的艺术都是诱导。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努力完成诱饵的制造，这是他所提供的最直观的产品。至于产品的使用效果，这就要看艺术家的生产质量了。

孙频在她的一个创作谈里写到“我越来越反感‘生猛酷烈’的标签”，“所以人对自己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深渊，平静的水面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暗流涌动，又不知道有多少沟壑纵横”。这肯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生活并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也没有那么生猛酷烈。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剪辑成一部电影，高潮可能不过只有那么几分钟，多数时间被无聊和平庸所充斥。这并不可怕，这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命运。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们会不甘如此。如何深刻地表现日常，也许并不是要写得多么生猛酷烈，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新鲜的体验和情绪。好的作家永远在创造和发现情绪，他们在开发我们的感受力，而感受力会让我们成为更丰富的人。在我的小说中，我试图发现有价值的情绪。有还是没有，裁判权不在我，而在读者。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复杂的情绪集合体，也许有的读者能够感受到新的情绪，也许没有。这也没什么好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