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色的历史新读 浓缩着云南的历史

海东的宗族以捕鱼行船为业，结成自己的共同体，打水战和偷袭是他们的专长，犹如秦汉之际的南越武士或三国时期的东吴水师。这就是他们的武德。王乐宽是渔民宗族中的豪酋，也擅长水战和突袭。

南诏的乡兵制度源于北朝隋唐的府兵制度，实际上史书中对于唐朝的均田府兵制度，也常用授田乡兵等词汇描述，与南诏一样。府兵制度又脱胎于中亚-鲜卑人的部落兵制度，依照原来的村落组织，结成军队。这也是为什么，史书写乌蛮，会用“其俗与突厥同”这样今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词汇——如果不考虑这层因素，普通人就会问，突厥难道不是在中亚吗？如果理清这层关系，一切顺理成章。中亚的府兵制度落实到海东，无非就是骑兵变成了水军，牧民、农民变成了渔民、船夫。

要知道，当年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就提到北方的胡人与南方的越人，虽然一个骑马，一个打渔，但都是穿短装的，虽南北相隔，但风俗相近。

有意思的是，天宝战争前夕，唐朝刚好废除了府兵制度，转型为募兵制度。国家统治的根基也从关陇武士勋贵变成了文人。

南诏与唐的冲突，与其说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冲突，是蛮夷与华夏的冲突，不如说是部落府兵与帝制官僚之间的冲突。

部落府兵的运行原理，必须是不断地打下土地，才能够供给府兵家族，这也是南诏扩张的内在动因。而在唐朝看来，南诏扩张造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地方政权，是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必须想办法解除掉这个威胁，犹如铲除高句丽那样。

于是天宝战争就在张虔陀与杨国忠等人的一系列“骚”操作下爆发了。

王乐宽也好，段俭魏也罢，白蛮大姓活跃在天宝战争中，目的是为了维护“部落”，或者说是“大姓”存在的基础。

《西洱河风土记》就记载洱海一带，土人无君长，完全是宗族自治。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宗族无法提供国家机器般的强制力保护，就算有武装家丁，面对强敌盗匪也是杯水车薪。南北朝对峙时期，就有全副武装的鲜卑骑兵三人，杀进南方城堡，无双割草村兵的实例。

于是，就有了张氏白王的禅让。今天我们对于这段神话般的历史，有很多推测，比如说是蒙舍逼宫的。我今天提供一个另类解读：白王禅让，这是一种习惯法运作的结果。

按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解读，人并非生而自由，而是与外界互动才产生了自由。如果说自律带来自由，那么自律就是人与人交互中，约定俗成而形成了一套行为准则，比如今天我们讨论的，不要攀比盖高楼。这就成了习惯法。

云南的习惯法有几种。一是女婿上门如儿，张氏禅让，蒙舍继承白国法统，南诏王成为白王，符合这第一条。二是异族豪酋通婚联姻，这个在汉晋时期叫遑耶，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联姻，比如罗马人跟拉丁人联姻造就罗马帝国，波兰立陶宛联姻造就波立联邦，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姻造就不列颠联合王国，白王与蒙舍的联姻造就的就是后来的南诏。第三，就是神判盟誓一类的，比如鸟飞到细奴逻肩上，这就是神判，盟誓是异族间常用的协约缔结手段，比如观音平罗刹时也是先立契约，比如唐诏苍山会盟，比如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通过神判盟誓，双方缔结友好互信，相互换取资源。这才是白王禅让背后合理的逻辑，即通过一系列的习惯法手段，用白国的治权（实际上就是河蛮的村落治权）换取蒙舍的部落武装的保护。

而后河蛮与蒙舍，白蛮与乌蛮一直是相互融合状态的，乌蛮如蒙舍不断文明化，白蛮如王氏、段氏也进化成独当一面的武人，并在天宝战争中大放异彩。

天宝战争是府兵制对募兵制的一次惩罚。击溃来犯唐军后的南诏军队一路高歌猛进，打进四川西昌，俘虏了郑回。王氏再度用联姻的习惯法，将这个潜力股汉官发掘出来，事实证明郑回值得期待和信赖，他促成了后世南诏与唐交好，而交好的手段，依旧是习惯法——盟誓。

在对外战争中站稳脚跟的南诏与大姓们走上了一条与唐朝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殊途同归。唐朝的募兵制节度使拥兵自重，而南诏并没有经历府兵的瓦解，而是直接把镇守四方的府兵首领们（军将）转换为节度使，如段思平就是通海节度。

王乐宽的后代也成为尾大不掉的豪强，这就是王嵯颠。因为人在朝中，所以又身兼权贵。他有能力把持朝政，杀掉荒淫的君主，但是仍然不敢取而代之——这就是南诏继承周礼的地方，君君臣臣，君不君，臣可杀之，但为臣者不可不臣。

王嵯巅开始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骚操作，把南诏打造成一个对外转移矛盾的战争机器。当然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另外一支权贵化的豪强段氏的首领段宗榜因为支援缅甸且迎回佛教圣器而颇具威望，在世隆的支持下，像康熙擒鳌拜一样击杀了王嵯巅，海东王氏的霸权史告终。

但王氏打造的中央集权机器却完好无损地转移到了世隆手中，世隆做了几个改变来巩固自己掠夺来的成果：其一是改国号大礼，表面上表达了对周礼封建制度的尊重（即对大姓们的尊重）；其二是改国号大封民，表达了对白蛮（白国）法统的继承；其三是改变了乌蛮的父子联名传统，并且故意犯了唐帝国的避讳原则，用来表示一种决裂。现在人们无法理解，这些骚操作是什么意思，实际上都是弥补中央集权带来的法统危机，为了拉拢白蛮大姓与乌蛮武士对自己的支持。然后世隆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扩张，继续转移矛盾。

当然，由于南诏的国力有限，最终世隆的军事行动被唐军一一挫败。南诏也走了下坡路，但王氏开创、世隆发扬的中央集权机器尚在。郑回后代郑买嗣打破了过去的周礼君君臣臣封建制度，杀掉了南诏末帝隆舜，将中央集权机器垄断在自己手中，恢复了王嵯巅、世隆时期北进四川的老战略。

中央集权+战争消耗，这两条都严重损害了大姓封建主的权益，前一条兼并大姓封建主的权力，后一条消耗了封建主治下的人口与资源。杨干贞灭郑氏、扶赵氏，就是大姓对这种集权战争模式的一种反抗。但是权力又是诱人的，杨氏也效仿郑氏杀掉赵氏而自立。

而段思平的出现及其最终建立长治久安的大理国，就是对这种乱象的一个修正。大理同大礼，是对周礼封建制度的一种认可。段思平除了清理掉杨氏恶臣以外，对包括没有参与乱政的杨氏旁系在内的各个大姓，采取保护对策。又用盟誓的习惯法安抚了滇东三十七部。让一切回归大姓共治、君君臣臣的秩序正轨。

而王乐宽、王嵯巅两人不仅对云南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历史有蝴蝶效应。王乐宽在天宝战争中为南诏击溃唐军立下汗马功劳，也消耗了唐军大量有生力量，这使得唐朝无力镇压安史之乱，第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王嵯巅打造的南诏集权战争机器，从四川、广西两路进攻唐朝，牵制了唐朝在两线的兵力，尤其是广西一线，这造成了士兵不满与兵力亏空，酿成黄巢之乱，第二次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我们可以这样说，中世纪的海东人打个喷嚏，云南就得感冒，中国就得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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