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重庆的姐姐打电话来说，月半将至，你代我为父母写点袱子来烧，妈都走了30多年了，想起妈这一生，真过的不值啊，言毕，声音哽咽。
大姐的话，触发了我内心对母亲的思念。多年来，对母亲的思念犹如一块附肌蚀骨的疤，我不愿去触及，怕痛。而一旦揭开，思潮就伴着心里的疼痛弥散开来……
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家境并不是很好，但她有着一副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常为别人排忧解难。表姐表哥因工作或读书在我家长住过；母亲的婶娘接来一住就是一月半载；同母亲异父异母的舅舅和舅娘去世的早，两个表姐虽然同母亲没有一丝血缘关系，但母亲仍视作亲生，大表姐和她女儿都把我们家当作娘家被迎娶到婆家；三姨的儿子出生后无人照看，母亲把他接来一养就是三年多；过年了，母亲把家门口摆摊的人请到家里和全家一起吃团圆饭；我也曾看到母亲背着祖母，偷偷把家里不多的米舀给家境困难的表舅……，时至今日，家门亲戚一谈到我母亲，都会说起她许多的好。
在刚解放时，我母亲是小县城妇女中为数不多的高小毕业生，当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她教会我的第一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一一我们的国歌，还经常听她哼唱《松花江上》、巜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背颂《婉容词》等。她对新生事物接受快，很开明。刚开始搞公私合营，她就捐了间门面作为入股加入公私合营。她是古蔺县文革前历届工商联委员，县政协委员，先后担任过城关镇理发店、印染店、禽蛋商店、调味店等集体商店经理，和店员一起送货下乡，到石宝、海丰等高山地方收购猪羊，为县城居民的生活提供重要的后勤保障补充。那时，母亲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一提到下街的李二孃或李经理，很多人都知晓。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也受到了牵连。她被关进学习班几个月不能回家，被罚到豆腐店推磨磨豆腐，被调到离家近两百里的石宝猪儿站当工人。为了家庭和子女，曾经的女强人也卑微过：为旅店的客人洗过衣服，以换取微薄的工钱补贴家用；倾其所有招待从重庆来古蔺招工的干部，只为下乡七年的姐姐能早日＂跳出农门＂。文革结束后，我们姐妹先后工作，成家。母亲本已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但她在家闲不住，重操旧业在家里开起了商店。看到年久失修的旧房屋经常漏雨，她又萌发了改建新房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当时，全家的积蓄全部加在一起仅4000块钱，母亲精打细算，同我们一起到处筹钱，终于将原来不足80平米的旧房，改建成了一栋三楼一底的小楼房。我结婚后就住在家里，孩子由父母帮着带，除了单位上的事情外，家里的一切大烦小事都有母亲照管，根本用不着我们操心。母亲又有一手好厨艺，我们下班回来，总能吃上一桌可口的饭菜。那时，住在宽厰明亮的新房里，祖母精神矍铄，父母身体健康，我们工作顺心，孩子聪明活泼，家里时常充满了欢声笑语。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我们搬进新家才一年的时间，母亲就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竟是肠癌晚期。在得到诊断的瞬间，我只感觉大厦将倾，巨树将倒。我简直不敢相信，平常身体结结实实，做事风风火火的母亲，怎么突然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她辛苦一生，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难道真应了那句＂好人命不长＂的俗语？真是老天不公，老天不公啊！我们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护家大孃家耍的祖母，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几十年，婆媳关系比母子关系还好，怕九十高龄的祖母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也暂时没有告诉母亲，只给她说是肠梗阻，手术后静养一段时间就恢复了。我们暗地里寻良医，找偏方，希望有奇迹发生，但在平稳了两个多月后，母亲的病情还是朝着不可逆的方向发展。后来我们还是把病情如实告知了祖母和母亲，让祖母和母亲一起度过最后的日子，让母亲明白她的真实病情。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时，不知是她早已察觉，还是坦然认命，她显得非常平静。她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如雷轰顶，甚至，我没有看见她掉一滴眼泪。她的平静让人心疼，让人不忍直视。一向快言快语的母亲，话竟然少了很多。就怕接触生死那个敏感的话题，我和母亲都没有过多言语上的交流，这至今都是我的一个遗憾。在最后的日子里，她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她总是强忍着，尽量不发出呻吟，怕惊扰到我们。她说，你们晚点再给我打止痛针，打早了半夜痛起要影响你们，这样你们晚上睡觉就不用起来了。直到这个时候，母亲都还在为别人着想。1990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母亲在家中逝世，享年64岁。老人们说，明天就是七月了，到阴间的通道都是全部打开的，她去不会受罪。想着母亲坎坷操劳的一生，姐姐捶胸顿足，泣不成声：妈，你值不得，值不得啊！望着挤满半街前来送葬的人和层层叠叠的花圈，九十岁的祖母老泪纵横，喃喃自语：唉，你虽然走得早，但弄多人来送你，丧事办得弄闹热，你还是值得了……又是一年中元到，我们只有借这封封袱子，缕缕青烟，把对母亲和其他亲人的思念带去，愿亲人在那边一切安好，享受在阳间没有享受过的快乐。
年复一年留祭奠 纪念缅怀逝去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