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叛乱始末（3）：《大秦赋》未拍内容，秦帝国的糜烂和无力
在上一节中，我们大致梳理了秦国在战国末期的叛乱潮。
这一持续不断的叛乱潮贯穿秦灭六国战争的始终，连绵不断。甚至到了秦朝建立以后，苍梧地区又发生了叛乱。
显然，历史中的秦灭六国战争与很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有很大区别。
在某些作品中，秦灭六国战争是一场碾压性的胜利，秦国以非凡的制度及强大的实力对东方的腐朽王国完成了一场狂风扫落叶的轻松征服。
然而，历史上的秦国拥有着7个世纪左右的寿命，它在集权变法以后度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光阴，至战国末期已然是一个和东方列国同样老迈而腐朽的王国。由此也解释了为什么秦王朝在短短12年后就立即崩溃。
客观来讲，一些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把秦灭六国战争描述成碾压式的胜利，这是对秦统一的莫大贬低。这场战争实际是一场空前艰难的苦缠苦斗，秦廷的统治者们依靠着一个极度老迈的王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一战争，这一非凡的成就不应被我们忽略。
回到战国末期叛乱潮的问题，我们也要看到，在秦始皇在世的12年内，秦国自战国末期的叛乱潮得到了暂时的遏制，直到秦始皇逝世的9个月后才骤然爆发。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仅仅是叛乱者们畏惧始皇帝的天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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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内容参考自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吕思勉《秦汉史》，其他参考在原文中标出，不参考相关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请读者朋友们切勿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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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口上的太平：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9年
公元前221年，就在秦帝国初生之际，南方的苍梧郡发生了叛乱。
下图为苍梧的位置及秦廷镇压时可能抽调军队的郡县。
如图所示：
红圈为苍梧的大致位置，原属楚郡，与秦南郡有广阔的云梦泽相隔；
绿圈为秦廷在灭楚战争中新占领的楚地，上为寿春所在的淮河一带，右为会稽所在的长江下游一带，下为九江所在的干越地带，左为巴郡与南郡之间的巴东地带；
黑圈为南郡的大致位置，原为楚故地，位于云梦泽以北，秦国占领此地约有半个世纪左右；
箭头为当时秦军可能存在的抽调情况，平叛的军队可能来自于新占领的楚地，也可能来自于楚故地，另有可能来自于中原或关中地区。
有关苍梧叛乱，目前已知的信息还比较少。我们只知道发生在公元前221年，当时秦廷曾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不过前去平叛的军队也叛变了，秦廷只能又派了一支军队才讲其镇压，最后对叛乱者的处置也相对比较宽容。其他细节就需要等待历史学家对《里耶秦简》的进一步研究了。
就苍梧地区，需要注意3个细节：
其一，楚国自战国初期占领这一地区，之后在要冲之地设有一系列县及封国——注意，当时的县为军事单位——整体上统治较为松散，主要依靠县级军事长官和封君分割控制当地蛮夷；
其二，楚王负刍死于公元前224年，末代楚王昌平君死于公元前223年，王翦降服楚封君越君是在公元前222年——从时间线上来看，秦廷接收楚地与叛乱的间隔是比较短的；
其三，秦廷之后曾命屠雎、赵佗等人率领大量军队及移民征伐此地，还在这一地带修建了灵渠——这支军队或许与叛乱一事存在某种联系，比如当时正是这支军队最终平定了叛乱，再比如叛乱初定后秦廷向此地派遣大军进行镇守并进一步向南征。
在说完苍梧郡的情况以后，就需要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
苍梧为什么要叛乱，秦廷派去平叛的军队又为什么会叛变？
就苍梧叛乱一事：
楚廷覆灭于公元前223年，越君降服于公元前222年，至此楚国的核心地区已全部被秦军占领。正常情况下，秦廷会向巴东、苍梧、九江方面的原楚国地方官员发送公文，要求其尽快归顺朝廷。而原属于楚国的一部分郡守及封君会顺势投降，另一部分则会消极对待或拒绝。对于前者，秦廷会向当地派遣一些正职或副职的地方官员也可能有一定规模的驻军。对于后者，秦廷则会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进行施压以督促其尽快归顺。不出意外的话，其中某个环节可能激化了秦廷与楚官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苍梧的武装叛乱。
就秦军变节一事：
当时秦廷所抽调的平叛军队来源不详，可能来自于九江、巴东、会稽这些新附地，也有可能来自南郡这一被秦国占据半个世纪的楚地，另有可能来自王翦灭楚时带来的军队，最后还有可能来自于秦廷从关中及中原新召集的军队。
如果变节军队来自于楚地的话，其原因当与不服秦朝的统治有关——不过，假若秦廷在当时能派出这样一支军队进行平叛，想来决策层应当出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
如果变节军队来自于灭楚的军队的话，其原因很大程度应与厌战有关——具体导火索的可能性很多，比如士卒不堪欺压，又比如军功未能及时兑现，再比如军士疲惫不堪产生了反感，还比如作战不利遭到了责备，等等；
如果变节军队来自于中原及关中地区的话，其原因大概率也与厌战有关，毕竟这次军事行动的路程太过遥远——不过，变节的概率还是偏小，所以来自于中原或关中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无论苍梧叛乱还是秦军变节，都充分地暴露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使大秦横扫天下，所向披靡，即使秦朝混一六合，创造了古今未有的伟大征服，但它依旧不被相当一批人看好——既包括它的敌人，也包括它的军队。
仍是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的第一年，秦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宫廷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秦王政本人首先表达出了发动灭六国战争的正义性，理由是六国背盟这才消灭了他们。而后，秦王以此为由要求众臣为其加以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则一致表示应加以泰皇为号。最终，秦王亲自决定加以皇帝为号，并要求废除谥法，之后以“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皇帝”替代谥号。
有关这次会议需要注意3个小细节：
其一，会上有关加帝号一事是由秦王本人亲口提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后世帝王需要加尊号时一般都会让大臣先提出来，自己要推脱几轮才接受，至于为什么当时为什么要由君主亲自提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时还没有形成假作谦让的习惯，另外也不排除是其他原因；
其二，秦王在要求取消谥法时给出的理由是有儒家倾向的“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注意这个细节，后文的诸多内容与这一点有很大关联；
其三，当时冯劫已经在朝中任御史大夫，可见冯氏家族至少在秦灭六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加入了秦廷。
在这次会议之后，始皇帝又运用五行家的知识解析王朝的天命所归，并以水德的特点为理由设置了一系列的严刑峻法。
特别澄清一点：
五行家并非迷信，它是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大致是将世界上的客观事物分为五类，以五行解释五者的相互作用。同理，阴阳家则是将客观事物分为两类。除此之外，古人也有其他数量的分类方法，但并未像阴阳家、五行家形成单独的学科。在战国时期，五行家与阴阳家逐渐合流，形成了“阴阳五行”。某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是受到了动画片《秦时明月》的影响，一看见“阴阳”、“五行”就认为是迷信，这是错误的想法。
上图为动画片中阴阳家学士的形象，实际是西方奇幻文学中魔法师的东方化。在古代，阴阳家、五行家属基础科学，在各个领域中均被广泛运用，包括某些唯心主义领域——这正是一些幻想题材文学作品把阴阳五行与魔法混淆的缘由。
大约是在秦王朝建立初期的一次朝会中，丞相王绾联合一些重臣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建议秦廷在燕、齐、楚地区分封诸侯王，也就是恢复秦国在战国时期所实行的郡县制与封君制并行的制度。
对此，廷尉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指出封君是地方的不稳定因素，全面推行郡县制可以加强集权，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宁。
始皇帝则表示：
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表示封君确实是天下混战的罪魁祸首，此时封君是埋藏战争隐患。
上文中的“立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王绾提出的分封方案究竟是西周时期的实封还是战国时期的虚封。有关这个问题很难有结论，不过影响并不大，因为即使是战国时期的虚封，封君在封国内依旧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上述政治语言中，有一个论断颇为有趣，就在于西周王朝为何崩溃。
根据李斯的说法，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西周王朝的衰落源自于周室自身，正是因为自身力量的衰弱才导致了周夷王一朝时的“诸侯或不朝，或相伐”，之后在周厉王一朝时倾覆也是自身出了问题，要靠“诸侯复宗周”才恢复了过来，等到周幽王一朝崩溃还是自身出了问题。
至于李斯为什么这么说，结合语境来看应当是委婉地提醒之前持续不断的封君叛乱。
说到这里，又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
既然如此，王绾等人为什么非要提出封君呢？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忘了之前的一系列封君叛乱？
原因或许要涉及两方面：
一方面可能与主观方面的利益诉求有关，是年始皇帝39岁，最年长的子嗣也不可能超过20岁，假如封君的话最大受益者自然是母系、妻系及政治同盟；
一方面应该与客观因素的实际情况有关，前文中提到过，秦廷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表现出对河东、南郡等地统治力的疲软，现在如何统治更遥远的领地委实是个问题——考虑到“士无定主”的社会因素，郡县长官未必可靠，设置封君以作牵制就成了为数不多的手段。
对于王绾提案背后的客观因素，秦廷方面找到了另一种解决手段：
秦廷为每一个郡设置了守、尉、监三个要职，收缴各地的兵器到咸阳销毁，统一各地的度量单位、道路尺寸、书写方法，捣毁列国之间的防御工事，迁徙天下120,000户大地主至咸阳，另外还在渭水一带模仿六国宫室大规模修筑宫殿。
注意两点：
一是迁徙大地主一事，加入确迁徙12万户的话，即使以5人一户计算，咸阳新增人口也有600,000人以上，在加上原有居民显然超过公元前3世纪关中城市的承载量——虽然12万户之说存在有不少水分，但实际人口还应是相当庞大的；
二是大规模修建宫殿一事，当时新建宫殿主要分布于咸阳以东的渭河、泾河流域，最终抵达骊山一带，跨度大约在60公里以上——大致为北京南站到天津站路程的1/2左右。
下图为当时宫殿的分布情况。
如图所示：
左红圈为阿房宫所在地区；
右红圈为骊山地区，秦始皇陵位于东部一带；
红箭头为宫殿的大致分布，由于涉及泾河所以应是沿河分布；
图中为现代交通地图，读者可结合今西安市环线核对当时的宫殿分布。
从大兴土木的范围来看，当时秦廷建造宫殿的目的想来不单单是为了皇帝的个人享乐，其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政治诉求：
首先，在于扩建城区以容纳更多人口，而秦公室为保证自身的安全尤其需要控制至骊山的交通要道，以修建宫殿为由是一个理想的理由；
其次，咸阳周边不可能拥有承载十余万户新增人口的耕地，如果以仿制六国宫殿为由命令上述人口参与宫殿的修建一事，一则可以让上述人口不至于沦为无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二则可以消耗上述地主家庭及背后地方上的财力；
最后，由于此时秦廷内部已高度糜烂，皇帝在下达某些命令时不可避免要给相关官吏足够的操作空间才能保证下属有足够的积极性，而修筑宫殿一事从来都有着相当的操作空间。
补充一点：
网络上有关“秦法之严”的传说来源不明，但从《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案件来看，秦王朝时期冯劫掌管的御史系统长期处于不作为的姿态。
公元前220年，始皇帝到西北地区巡视，主要是陇西、北地、鸡头山、回中地区。
下图为秦始皇首次巡视的情况。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巡视的大致范围。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一次巡视相比于后来的巡游而言范围实在小得可怜，可能与当时道路不理想有一定关系。
在秦始皇回朝以后，秦廷开始筹备建造驰道的方案。
下图为秦驰道的具体范围。
图中可见：
当时秦廷有意向通过公路的方式提升对燕、楚、齐及长城、中原地区的控制力。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进行了第二次巡游，也是首次大规模巡游。
从途经的地点来看，秦始皇巡游的路线应当是先穿过三门峡，再途径洛阳、荥阳一带的周地，然后进入朝歌一带的魏地，之后转入原为楚国占据的鲁地，接下来巡游整个齐地，之后转向原为魏国占据的宋地，又南下至南郡，最终自武关回到咸阳。
下图为现代交通图下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的大致路线，大家可结合现代省市的位置估测当时巡游的长度。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秦始皇的巡游路线；
第一个红圈为函谷关地区，这是拱卫秦廷中央的重要防线；
第二个红圈为虎牢关地区，西部为周地，东部为韩地，是秦廷控制东方的重要枢纽；
第三个红圈为东郡地区，原属魏国，在战国时期为纵横的枢纽；
第四个红圈为峄山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巡游至此的时候和当地的儒家学士进行了一场会谈，在儒士的建议下“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第五个红圈为泰山地区，秦始皇在此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碑称颂秦朝在【礼仪教化】上的功绩；
第六个红圈为琅琊地区，秦始皇下令将30,000户迁徙至此，又刻碑称颂秦朝在结束战乱后【民生】上的功绩，之后与群臣批评了【五帝三王】统治上的缺点，由此赞扬秦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期间，有齐人徐市声称海上有三座仙山，于是皇帝下令出海寻找；
第七个红圈为彭城地区，秦始皇在泗水一带尝试打捞失踪与宋太社的九鼎，可见之前雒阳的九鼎为周室制造的仿制品，或九鼎之说系政治宣传；
第八个红圈为湘山地区，当时秦始皇遇到了大风，认为是湘君作祟，于是下令砍伐山上的树木——此举显得比较神经质，不知是不是为了徐市出海而搜集木材——客观来讲，当时长江河道的运输能力并不算特别理想，想运到海边并不容易；
第九个红圈为武关地区，是秦廷中央另一重要道防线，之后楚将刘季正是通过武关灭亡秦朝。
有关这次巡游，有3个重要信息需要特别注意：
其一，主要巡视的是原魏、齐、楚三国的领土，至于为何要巡视此地，想来也上一年巡视西北防线有关——至于优先巡视的原因，想来与这些区域的统治难度更大有关；
其二，皇帝的巡视队伍包括了隗林、王绾两位丞相及王离、王贲、冯毋择等武将，还有李斯、王戊、赵婴等重臣，可以说此时帝国的中央已不再咸阳，而是这个巡游中的朝廷——至于构建流动朝廷的原因，想来也与咸阳方面很难控制东方郡县有关；
其三，始皇帝本人出现了进一步的儒家倾向，开始在礼仪、教化、民生领域上阐述秦朝统一天下的合法性。
有关第三点需要做一些补充：
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阐述秦灭六国的正义性时使用的理由是列国背盟，思路还停留在战国时期的开战借口。到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和儒家学生沟通后，开始转向了礼仪、教义、民生等因素，可以说儒家倾向愈发明显。但有意思的是，秦始皇对儒家尊为楷模的“五帝三王”并不怎么认同，还把他们当做了反面教材。
就秦廷对五帝三王的批判一事，说起来还有些蹊跷之处。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以托古的方式兜售自身的观点，包括法家。至于秦廷在此时为什么要公开批判古代圣王，想来与当时士人多以此为由批评秦朝制度有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度巡游。路线的前半段和上一次大致吻合，均为沿黄河途经中原，之后进入齐地，再转入琅琊，而后才转变了路线，向上党移动，最后回到咸阳。
图为秦始皇第三次巡游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说：
第一个红圈为博浪沙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在此地遭到了韩籍士人张良的刺杀，所幸击中的是副车，之后秦廷下令“天下大索十日”；
第二个红圈为之罘山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在此刻碑，碑文中提到六国的残暴，称秦廷为拯救苍生而消灭了这些邪恶的统治者，从而彻底消除了战乱——注意，这正是后来封建统治者阐述自身合法性的标准模板；
第三个红圈为琅琊地区，秦始皇再度巡游此地，应该一方面要查看徐市出海的落实，一方面也检查之前的移民一事，除此之外也和个人享乐有一定关系；
第四个红圈为上党地区，当时秦始皇应途经东郡、河内，之后转入河东、河西，最后回到咸阳。
秦始皇的第三次巡游，主要巡查的是韩地、魏地、齐地，想来与上一次巡查发现齐地最不安生有关。
相信很多朋友会注意到其中的两个小细节：
一个是之罘山刻碑的内容，秦廷对自身正义性的阐述已经与孟子的教义基本吻合；
一个是冯劫所掌管的御史系统在皇帝遭到刺杀时并未表现出任何想要破案立功的兴趣——考虑到当时信息的传递速度，“天下大索十日”与其说要彻查倒不如说是糊弄差事——于是在应付十天以后连一个长久的专案组都懒得设置，祸首张良改了个姓名就能在下邳安然隐匿到秦末。
公元前217年，可能是发觉之前两次大规模巡游消耗过大，这一年秦廷再没有大折腾。
到了是年12月，秦廷下令给每一百户百姓分发6石米和2只羊，此举似乎与缓解通货膨胀有关。
大抵在公元前217年12月或前216年的某一天，秦始皇到兰池微服夜出，遭到了盗贼的攻击，场面一度使皇帝陷入窘境，最后靠侍卫杀死盗贼才算化解了危机。
有关兰池的具体位置不详，大致范围如下图。
如图所示：
紫圈所示大致为兰池可能存在的某个位置；
红圈及红箭头为阿房宫至骊山的宫殿群。
图中可以看到，当时始皇帝遭到盗贼袭击的位置距离秦廷的核心地区十分临近。客观来说，以古代的统治力在这一地区出现强盗到也并不奇怪。不过，考虑到东周时人多以“盗”的形式在国都一带弑君，秦始皇本人因为此时无比震怒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于是，秦廷又在关中彻查了20天。
同年，每石米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钱。根据《睡虎地秦简》所载，正常情况下一石米的价格应在30钱左右，此时约翻了50倍。至于这一价格可能只是关中地区的短期粮价，暴涨的原因或与之前封锁彻查有关。不过，考虑到秦国使用了源自魏国的平籴法，如此幅度的暴涨也不正常。粮价暴涨的原因，一方面应与之前秦廷的一系列工程有关，一方面也应与之前收集民间兵器有关——毕竟，青铜兵器不可能全部用来铸造金人，还应有相当一部分被铸造为铜钱——特别强调一点，秦廷自秦惠文王时期就垄断了铸币权。
仍在公元前216年，秦廷下令黔首自实田，也就是承认土地私有化。在此之前，秦国的土地制度是源自于晋国的授田，这是一种接近私有制的土地国有制，秦廷在此之上衍生出了斩首授田的制度。在土地完全私有化以后，斩首授田的制度也就无以为继，土地兼并变得更为直接且露骨。自此，地主阶级在与类奴隶主/封建主贵族阶级长达3个世纪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再次巡游，这次的路线是沿古黄河东一路北上，进入原燕国领土，一直巡游到秦皇岛一带，之后转入上郡，再回到咸阳。
下图为秦始皇第四次巡游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黄河古河道的大致流向，约在这一阶段，秦始皇下令拆除列国的军事要塞和一些以邻为壑的堤坝；
紫箭头为秦始皇在离开黄河河道以后的大致路线；
紫圈为秦皇岛一带，当时秦始皇在此刻碑，内容依旧是批判六国君主的暴虐，从而彰显秦灭六国的正义性，相比于之前的碑文这一次提别说明了战争结束以后对民生的改善；
绿箭头为蒙恬攻击胡人的大致情况，当发生在秦始皇回到咸阳以后。
秦始皇遣卢生等人寻仙正是发生在这一年。是年，卢生从海上取回了一条谶语，称“亡秦者，胡也”，皇帝遂命令蒙恬率300,000大军征讨胡人。
有关谶语与伐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有可能是秦始皇因为这一谶语而发动了战争，也有可能是秦始皇为找了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而安排了谶语这一政治表演。
特别需要补充一点：
蒙恬在战国时期表现并不突出，仅在灭齐战争中作为偏师统帅出战（注），此时秦始皇命他为北伐军的统帅，当与扶持蒙氏以牵制王氏武将有关。
（注：有关蒙恬参与伐楚战争一说，系《王翦列传》将蒙武误作蒙恬所致。）
公元前214年，秦廷集中了一批流亡者、赘婿、商人，将他们派往南方征讨岭南。
同年，蒙恬部继续在北方征讨。
公元前213年，秦廷又抓捕了一批判案有问题的官吏，让他们到长城或岭南驻防。
下图为秦朝末年秦军的征讨情况。
如图所示：
绿箭头为蒙恬部攻击胡人的大致情况；
蓝箭头为任嚣、赵佗部攻击岭南的大致情况；
红箭头为当时秦廷令人驻扎长城的情况，燕长城的位置与今万里长城有一定区别，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位于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
同年，秦始皇与70位博士官举行宴会。
会上，仆射周青臣称赞秦朝全面采用郡县制的好处。此时，齐人博士官淳于越却直接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单从上述内容来看，淳于越似乎是主张封君制或分封制的。不过，这里存在一个特别别扭的问题，就在于他所提及提及的“田常、六卿之臣”，本身就是因为分封制度才拥有造反的条件，以此举例在支持分封制实在是没事找事——这一点和之前李斯的《谏逐客书》颇有相似之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串狗屁不通的言论，皇帝居然下令开展一次公开的讨论会，让朝臣们进行探讨，这着实太过反常。相对合理的解释是，这又是一次政治表演。
当然，即使确为政治表演的话，也存在一个问题：
秦廷为什么要在全面执行郡县制的8年以后专门讨论一下是否封君或分封的问题？
注意，之前秦始皇在刻碑时经常要提一句全面执行郡县制的好处，强调分封制的坏处，今天忽然要再此讨论确实有点“自打脸”的感觉。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答案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时，秦廷内部必然有相当一批重臣认为有必要恢复战国时期封君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制度，甚至不排除有一部分重臣认为要恢复春秋时期的实封。
至于支持封君的一派，其政治诉求不见得一定是全部来自于某些个人利益——从8年来秦廷折腾的结果来看，单一使用郡县制确实很难解决远方领土统治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个如此老迈又吞并大片新占领地的政权而言。
在淳于越发言之后，丞相李斯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相比于公元前221年的发言，李斯这一次没有扯到遥远的西周，而是归咎于“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他说，“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私学。最终，李斯提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得到了秦廷的认可。
有关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政治运动。
早在商鞅变法时期，秦廷就曾下过摧毁《诗经》、《尚书》的命令，目的是防止本土士人因求仕而荒废农业——此举也有压制本土士人为外籍士人让利的意思，毕竟秦廷上层及改革者以魏籍士人为主，且秦献公一朝以前的大庶长权力又确实过大。
到了秦王朝时期，皇帝本人虽然在一定程度接受出了儒家知识，但对于儒家特别喜好托古的作风并不接纳，同时对诸子百家普遍托古的作风也不接纳。在始皇帝一朝时，皇帝本人经常在公开会议及碑文上对古代统治者进行批评，这种举动必然与当时经常有人以托古为由抨击秦廷的单一郡县制有关。
写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本文最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秦始皇如此青睐单一郡县制？
为什么有相当一批重臣否定单一郡县制？
又为什么支持封君与郡县并行制度的重臣会以托古的方式抨击单一郡县制？
原因也非常简单：
经历了战国末期的叛乱潮以后，秦廷在此时已经不具备封君的条件。具体来说，秦始皇认为一封君必反，而另一些重臣则认为不封君根本无法统治远方的领土，反不反只是个时间问题——两派都是着手于现实的问题，着眼于国家的命运，但也都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更麻烦地在于，由于此事过于敏感，无论皇帝还是朝臣都不方便说破，于是争论就变成了崇古与反崇古的对抗。
在这一次会议当中，秦廷以李斯为代表发出了最后的通牒——禁止传授百家学说及相关的托古言论——由此堵住了封君一派表述自身政见的渠道。
在这一宣言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关焚书之举，杨宽先生认为其目的在于实现思想专制，吕思勉先生认为也有“书同文”规范化的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是需要特别注意，所谓“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其目的明显不是要摧毁诸子百家的知识，而是由博士官对知识进行垄断，从而创造社会板结以维护博士官背后大地主家族的利益。有些观点认为焚书一事是推崇法家思想、迫害儒家思想，这是错误的。前文提到过，随着地主阶级的崛起，秦廷以黔首自实田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制。此时，秦廷为了贯彻思想专制的法令，又给博士官背后的大地主家族授予知识垄断之权，可以说地主阶级已经全面取代旧类奴隶主/封建主贵族阶级。
再补充一点，焚书令并非秦朝独有。该法令被延续到汉代，化名为挟书令，直到汉文帝时期才被废除。
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能否给秦帝国换来一副铁打的江山呢？
如果不能，问题出在哪里？
公元前212年，受制于咸阳人口压力的影响，秦廷正式在渭河以南建造阿房宫。
为此，秦廷又召集了700,000人修建新宫殿及骊山一带的宫殿群，除此之外还运作了80,000户的迁徙工作。
也是在这一年，方士卢生称皇帝寻不到真人和仙药因为住所为人臣所知。于是，秦始皇把咸阳一带的宫殿群相连，自己每日随机在某一处就近，并要求服务人员对皇帝所在的位置要严格保密。
仍在同年的某一天，秦始皇在梁山宫时望见丞相李斯的车队颇为壮丽，随口嘀咕了一句，不久之后就听说李斯命人毁掉了车队。在发现身边有人泄密以后，皇帝勃然大怒，要求查出泄密者——毫无悬念，御史系统又没查出来——于是，皇帝下令把当日的所有随从人员全部杀掉。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个重要细节：
秦廷的御史系统又一次表现出了它的极度无能。
之前的博浪沙刺秦一案，要说起来查办的难度确实偏高一些，御史系统在“天下大索十日”以后让罪犯逃脱还有情可原。而这一次，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可就算如此御史还是查不出个所以然，甚至连挑出几个嫌疑最大的人应付一下都懒得做，其中的不作为甚至让我们这些旁观者看了都难以容忍。但即使如此，皇帝依旧没有对冯劫在内的御史官员作任何惩罚，只是在愤怒中杀死了全部嫌疑人。
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秦廷的御史系统如此无能？又为什么连皇帝本人都无法整治这样一个无能的御史系统？
结合之前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来看，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
冯氏重臣本身也不看好秦廷的未来。相比于皇帝的命令，冯氏重臣更在乎是否得罪其他朝廷重臣，更在乎是否得罪地方上的大地主。总之，犯不上为了皇帝的案件而得罪不能得罪的人——补充一点，后来冯氏依旧在汉廷任职。
至于秦始皇为什么能一直容忍这样一个无能的御史系统，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
由于冯氏已经占据了丞相、御史、将军三大要职，秦始皇想要收拾他们并不那么容易——具体可能是时机不成熟，也可能是不好处理之后的烂摊子，还可能是需要依靠冯氏牵制王氏、蒙氏及其他重臣。
当然，以上都是可能性，实际的政治原因不可能有结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秦廷内部必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
结合这一点重新审视公元前212年的相关事件的话，我们确有理由怀疑卢生的求仙之说大概率是一场政治表演，也就是以求仙一事为由隐匿皇帝的行踪，从而达到天威难测的政治氛围。这种主张源自于战国时期韩国申不害的主张，之后宋廷在宋襄王一朝时也使用过。
还是在这一年，方士卢生与侯生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们批评了秦始皇的一系列政策，认为皇帝这种人根本不可能寻得仙药，于是逃离了秦廷。
上述密谈内容因为某种原因传到了秦始皇的的耳朵里，皇帝再一次震怒——如你所知，这一次御史依旧未能捉到在逃的卢生等人，不过估计皇帝本来也没太指望御史能捉住——他命令御史彻查咸阳城内的一批学士，经过上述学士的相互检举揭发，总共有460人曾经犯过禁。至于这460人是怎么查不出的不得而知，想来这样的御史系统总能弄出一些冤案，也总会放掉一些漏网之鱼。皇帝遂下令将上述人员全部杀死，再把尸体堆成小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阬）儒”事件。
在坑儒事件期间，公子扶苏为涉案人员当中的儒家学士求情，他说：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提到，这里儒家之说可能是后世附会，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涉案人员中存在若干名儒家学士。
在上述言辞中，扶苏说得还是比较委婉，只是说在秦朝建立的第9年依旧是“远方黔首未集”，至于事实上的情况是——皇帝身边的宠臣及国都数百名学士均不看好秦廷的政策。
然而，帝国合法继承人所提出的方案居然是妥协！
皇帝内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
在盛怒中，秦始皇命令公子扶苏至上郡任蒙恬部的监军。对于这次人事安排，吕思勉先生指出“使将兵，即为有废立之意”，具体源自于晋国的政治习惯——不过也有例外，魏惠王一朝时曾出现有太子将兵的记录。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治习惯呢？
在春秋时期，晋国的军事边镇重地多以欠发达地区为主，重臣在没有中央的支持下想要在此自立并不容易。
下图为上郡所处的地利位置。
如图所示：
红圈为上郡的大致位置，位于今陕西省北部地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原属魏地，于秦惠文王一朝时被秦国夺取。
从图中可以看到，上郡对关中有着重要的拱卫作用，必须有大将镇守。另外，当地的经济也并不发达，所以大将在此佣兵自立不是特别容易。
根据文物佐证，在战国时期秦廷习惯将重要将领任命为上郡守，樗里疾、司马错、向寿、白起等重臣均曾担任过这一要职。
至于秦王朝时期，这一要职由蒙恬担任，盖与其为秦始皇亲信重臣有关。至于秦始皇将扶苏安置于此，一方面防止其留在中央进行某些政治运作，一方面也能与蒙恬之间形成相互的牵制作用。
公元前211年，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文现象，古人认为这种天文现象代表着凶兆。
同年，原属魏境的东郡内有陨石坠落，秦廷发现有人在陨石上刻出“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始皇帝令御史查办此案——御史自然又什么都没查出来——于是下令将陨石周边的居民全部处死。
下图为东郡的位置。
如图所示：
红圈即东郡，原属魏地，与魏景闵王即位时被秦国夺取。
图中可以看到，东郡位于中原的中心地区，也是当时天下的最中心。在之前的历次巡游当中，魏地都是秦始皇要巡查的地区，在这一重要位置出现这样的大案并不正常。
之后，秦始皇因此事感到情绪消沉。他命令博士官作《仙真人诗》，并要求在天下传唱——至于最终的执行情况不太情况，总之该诗后世未有流传。
是年秋季，秦廷的使者从东方归来，在夜间途径华阴一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拿着玉石的人，让使者帮他交给滈池的水神，然后说“今年祖龙死”。据使者称，接下来这个人就消失了，只留下他的玉石。经过检查，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渡过长江时沉入江里的一块玉石。
下图为华阴的大致位置。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使者回朝的大致路线；
红圈即华阴的大致位置；
紫圈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渡江沉璧可能的范围。
有关山鬼献璧一事请注意3个细节：
一是秦廷的使团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假如使团中的所有人都称看到山鬼突然消失，这无疑是一次集体伪证；
二是如果“山鬼”通过某种方式创造了单独和主使接触的机会，那么主使在走神的时候确实有可能创造出“山鬼”凭空消失的条件——不过这只能是主使的一面之词，也有伪证的嫌疑；
三是遗失在楚地的玉石为什么会出现在关中一带，装作“山鬼”的人把这块玉石交给使者的目的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对于这一蹊跷的事件，秦始皇沉默了许久，在朝上表示“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朝以后说“祖龙者，人之先也”，就再没有查办此案的意思——估计也对他的御史系统不抱希望了——之后，他占卜了一卦，“卦得游徙吉”，于是往大约在河套一带的榆中地区进行了一次迁徙工作。这次总共涉及30,000户，至于是从这里迁出还是迁到这里去有一定争议，并给这30,000户都赐了一级爵位。
注意，此时秦廷已实行黔首自实田，这时的赐爵是否会伴随土地授予并不好说。
公元前211年10月，秦始皇再度巡游。可能是山鬼事件的影响，秦始皇这一次并未先巡游韩、魏地区，而是去往了楚地。其间，公子胡亥、左丞相李斯随同出行，右丞相冯去疾镇守咸阳。
下图为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第一个红圈为武关地区，秦始皇应从此道进入南郡；
第二个红圈为云梦泽地区，秦始皇于公元前211年11月抵达此地；
第三个红圈为九疑山地区，之前的苍梧叛乱就发生在此；
第四个红圈估计为秦始皇游海岛的位置；
第五个红圈为会稽地区，隐匿于此的项梁、项藉正目睹了秦始皇的巡游队伍；
第六个红圈为琅琊地区；
第七个红圈为之罘山地区；
第八个红圈为原属赵境的沙丘地区，这是秦始皇巡游的最后重点。
在秦始皇的最后一次巡游中，队伍在途径会稽一带时又刻有石碑，碑文特别加入了秦廷在礼仪教化上的细节，和《魏奔命律》的内容吻合度比较高。
到了琅琊地区，秦始皇检查了徐市等人出海寻药的情况，徐市推脱说在海上遇到了鲸鱼阻挠，于是皇帝下令给船队装备可供攻击鲸鱼的武器。
再到了原赵境内的时候，秦始皇的病情开始恶化。在这段期间，他命令随从人员严格保密。再之后，他会见了左丞相李斯，指出现在秦廷的内部矛盾，表示自己的子嗣都还幼小，问李斯应该立谁比较合适。对此，李斯表示应该以就近原则确保权力平稳过度，因此立胡亥比较合适。这一建议得到了始皇帝的认可。
根据《赵正书》所载，“御史臣去疾”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可能是镇守咸阳的右丞相冯去疾之后又加入了巡游的队伍，也有可能御史冯劫被误作冯去疾。
大抵在这一阶段，秦始皇向公子扶苏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其回咸阳办理丧事，不过这道命令被赵高扣押了。
有关公子扶苏治丧一事，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秦始皇有复立扶苏为二世皇帝的意思，这种可能性确实很高，但客观上讲并不是唯一一种可能性。
在秦始皇逝世的当年，公子胡亥的年龄有2种说法，一种为20岁（或21岁），一种为12岁。无论采用哪一种说法，胡亥的年龄都太过年轻，此时把治丧一事交予更为年长的长子其实也说得过去。所以，又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秦始皇命令扶苏回咸阳办理丧事，顺便令其交出上郡的监军之权，这样便于胡亥即位时权力的平稳过渡。
公元前210年7月，伟大的千古一帝逝世于沙丘，享年49周岁。
从秦始皇一生的政治轨迹来看，他在秦王朝时期的诸多行径并不是单纯来自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残暴不仁的个人因素，更多应来自于战国末期以来的巨大政治压力。
在他的头上，始终都悬着这样一柄利剑：
下一个“昌平君”在哪里？
他时刻担忧着下一个“昌平君”的出现，更担忧着“昌平君”们在他死后卷土重来。或许正因为此，他在晚年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着虚无缥缈的永生之药，俨然忘记了《韩非子》中那位一样荒唐地寻找着仙药的燕王。在御宇的12年内，他竭尽一切手段扼杀“昌平君”的温床——他当然坚信这是无比正确的，坚信这是必须的——然而，群臣的非议始终围绕着这位不朽帝王，如催眠曲一般蛊惑着他松开那双紧紧握住舵盘的手。
有关秦始皇在秦王朝时期的功过，我们需要认清一下3点：
其一，秦始皇的相关功绩是客观存在的；
其二，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也是客观存在的；
其三，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这是理性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正确。
秦始皇死后，众臣秘不发丧，在返程中以鱼腥掩盖尸体的异味。
应在公元前210年8月左右，公子胡亥抵达咸阳，即皇帝位，是为二世皇帝。
9月，秦始皇被安葬于骊山的秦始皇陵。
公元前209年7月，“公子扶苏”于大泽乡叛乱，后于郢陈自立为楚王。
下一个“昌平君”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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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扶苏之死与复生：公元前209年-前2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