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人忆 | 回忆恩师陈秉准

作者简介：杨俊彪，五台县建安乡潭上村人，先后供职于五台县人民政府，五台山风景区政府，中国银行忻州分行。现已退休。

回忆恩师陈秉准

文/杨俊彪

陈秉准老师离开人世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对爱情的忠贞和对事业的执着，特别是对我的教诲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陈老师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从天津发配到雁北当时唯一的高等学府--晋北师专执教的。陈老师出生在天津市的一个买办书香世家，其祖父与其父均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交情甚密，由于家庭的熏陶和耳濡目染，陈老师从小就养成了儒雅风度，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古今中外有涉猎，在大学时期就不仅是学业上的高材生，而且更是学校京剧团的名演员。由于他的才华出众，又风流倜傥，成为大学校园女生追逐的对象。其中有一位女同学年轻漂亮才华横溢，又与陈老师志趣相投，在即将毕业时就私定终身。岂料此女生乃当时天津政界要人的千金，其父母岂能将女儿投入陈老师家庭的“火海”，根本没有分辨的理由，当时的政治现实就无情地拆散了这一对情人。其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老师就空前绝后地由南开“分配”到雁北，当时也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雁北这唯一的高等学府竟然在一个“天苍苍，野茫茫”的一个叫吉庄的地方，距离朔县和山阴的县城都比较远，距大同更是遥遥百余里，交通非常不便，条件十分艰苦。正因为这许多的不便和艰苦，使这座学校汇聚了来自东西南北的像陈老师这样的一大批人才，因而陈老师虽有发配之感，却是西出阳关有故人。同样身世同样才华同样处境的人汇聚在一起，没有愤世嫉俗，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消沉悲观，而是同中国历代被贬的志士仁人一样用自己的才华造福于当地人民，满腔热忱地又投入教学事业，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播种着、等待着，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而陈老师的女友根本不理解父母的苦心，也不按照其父母设计的理想道路往下走，反而在陈老师突然决定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时候要求一块去，去不成就以死抗争投身海河，给陈老师背上了终生难偿的“孽债”。之后，陈老师更是无牵无挂一门心思搞教学，无论在晋北师专教古汉语，还是在神头中学带语文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当时在雁北地区，在全省教育战线陈秉准的名字并不陌生，慕名而听课者络绎不绝。在个人生活方面陈老师发誓终生不娶，在将近“而立”之年的时候报了一个小孩由附近吉庄村村民代为抚养，为纪念其女友将小孩取名于女友同名。陈老师出身资产阶级的家庭，以终生不娶的行为，甚至努力教学培育学生的辛勤专心，日后均成为他的“罪状”，成为逼他于死地的重棒。一九六七年夏季一个风雨如磬的日子，当红wei兵提出了“为什么不娶老婆还要要孩子？”，“为什么出身反动家庭还那么用心教学生？”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这个南开的高材生怎么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问的急了，只好回答我首先是个人，人就应该做些事。这当然满足不了造fan派的猎奇心理。回答不出就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只有死路一条，就这样在一个静悄悄的夜晚，陈老师投向神头海，流经桑干河，到海河与其女友相会去了，谱写了又一曲当代“梁祝”的爱情悲剧。

陈老师没有给我们班带过课，但我从一踏入神头中学的大门，陈老师授课的幽默、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古今中外事例的信手沾来，以及在课堂上的风度和吸引力为所有学生所倾倒所传颂，可以说未入学之前就知道神头有个成秉准。当时神头中学的学生来自雁北地区各县，我不是由本校初中直接升学的。我和陈老师互相不认识。六五年在全省教育战线开展“生活活泼主动地学”的大讨论以来，我写了一篇拙文《为革命而越轨》被《山西日报》教育专栏刊用后才与陈老师有所接触。自此，不仅在学业上聆听陈老师的教诲，而且在生活上受到陈老师的关怀，陈老师不仅成为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密友。陈老师要求我每天晚自习用一半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兼寝室）来上，为了使我合法化，他亲自找我的班主任进行交涉并得到了同意。在近一小时的时间内，陈老师主要是配合教学内容，首先让我谈课文感受，对我提出的问题，陈老师绝不正面回答，而是给我开列一个书单，让我下去课外阅读，然后自己再回答，如此往复获益匪浅。陈老师本人藏书很多，古今中外名著都有，节假日时附近同学都回家去了，我是外地人无处可去，陈老师就让我同他一块过节假日，并将他的藏书让我按他排列的顺序和时间表进行阅读，读完后对人物的刻画、环境和心理的描写以及结构布局等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写出读书笔记和随感之类的杂文，陈老师总是象批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非常认真地进行批改，对我的一点点进步他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而对我的冥顽不化重要提出严厉的批评，有时还会辅以“拳掌”相加。世界名著《羊脂球》、《静静的顿河》、《高老头》等我就是在陈老师家中首次涉猎的。陈老师有时还利用实物，比如蜡烛、桌椅、某一项体育活动让我写成诗歌、散文、随想等增强我的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当我出现偏科倾向的时候，陈老师就即时提醒我，并对我其他科目的成绩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把各门知识相通互相消长的道理讲给我听。

陈老师特别倡导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当他发觉我们班各科均有尖子生，而且各科各类学生学业比较平衡，尤其在全校体育活动中出色的学生多数又在这个班的实际，与班主任一起着意进行培养。陈老师当时是语文教研组组长，又是校长办公室的负责人，通过深入我班调查了解后，写出了当时很有份量的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调查报告，招来了《山西教育》杂志社、雁北报社、各级教育部门，以及大同名牌中学的观摩、听课、采访者。为神头中学名扬塞外尽了力，费了心，当然以后我校成为修正主义苗子的培养基地，不仅校长深受其害，而且又给陈老师加了一条“罪状”。

陈老师对我生活上也特别关心的，我生性好动，体育活动时间总要占足占尽，不玩个汗流浃背决不罢休，活动结合后，回宿舍比较远，陈老师每天都给我准备好温水，后来我们班的好动者都到陈老师家，一盆不够，陈老师就用水桶打好，都到陈老师家洗漱。有时陈老师还给我们准备好馍头片，这对于我们这些吃多少也不饱的同学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当然我是经常受陈老师恩惠的第一人，当时我离家远，父母接济不上，又是长身体的时期，对饭量的要求可以说是如狼似虎，吃了上顿想下顿，顿顿也吃不饱。陈老师也只有二十八斤半的定量，这种情况下陈老师花钱到附近农村买鸭蛋，用他的小煤油炉给我煎蛋吃。所有的礼拜天几乎全是这样渡过的，有时不好意思去了，陈老师就找来还挨一顿批。本地有同学吃陈来时的东西过意不去，有一次回去请家里擀了一些豆面带来，陈老师非常恼火，因为当时老百姓吃豆面等于过年，家家都很困难，给父母再增这个负担太不应该了。在煮豆面吃的过程中一个同学不小心，将半碗豆面倒在地上，正准备扫清的时候陈老师却脾气大发，夺过扫帚用手一根一根抓在瓢里，清水淘洗后自己又吃了。陈老师出省天津名门望族尚且如此，将我们这些生于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子弟羞得无地自荣。由于我经常在陈老师家中打尖，特别在礼拜天索性就在陈老师家起伙，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什么原因，造反派向陈老师开的头一炮就是一张叫“天津饭店的老主顾”的大字报，首先从我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苗子开刀，直指陈老师这个培养“苗子”的园丁。当然当时对我的指责就当时来说也是相当可笑的，根本不值一驳，我和陈老师都没有当回事。记得六六年的新年前后，我和陈老师同时被县武装部的军人带到大同军分区参加军训，当然学校去的人还有好多，参加军训的老师的对象是当时的所谓修正主义分子、学生的对象是“灰两类”中的骨干人员。寒冬腊月的塞外大同至今使我回忆起来还有一种本能的“打颤”的条件反射。老师们还穿的比较多一点，学生们就显得单薄了，特别象我这样的一个外地学生，家中又很困难，棉衣棉裤都是哥哥姐姐穿旧改制的，根本无力御寒，经常冻得鼻青脸肿，有时手僵的都不能拿笔。陈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在他自己每月仅有50元的工资中，给我买了棉帽、棉鞋、棉手套，据说他利用一个礼拜天跑遍了整个大同市也找不到一个卖棉衣棉裤的地方，如果能找到他肯定会给买下的。军训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陈老师见我穿得夹鞋已经到了“龇牙咧嘴”的地步，将他刚穿过的一次的一双皮鞋送给了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真正的皮鞋，而以前我是将球鞋也叫做皮鞋的，一个穷学生能够穿一双皮鞋这在众多穷困学生面前不能不是一种荣耀。但是好景不长，我穿了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一天晚上陈老师很严肃地向我索要，我说已经穿旧了，陈老师毫无余地的回答，旧了也给我拿回来，当我送去鞋之后，陈老师又告诉我，从今以后再不要到他那里，并给我提供了他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些事例，如好吃小灶，好穿得整洁一点，到冬天脸上还擦油等等，还有喜欢唱京剧，扮演过才子佳人等等。让我组织我班的一些人给他写大字报，并要求尽快贴出来。当时我怎么也不理解陈老师的用心，但已经感觉到陈老师的异常。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开始注视上陈老师的行动，并不时地用其他学校其他老师的轻生事例提醒陈老师来日方长，只要坚持下去前面就是艳阳天。他像往常一样出入活动，只是少了往常的笑容，当大家渐渐放松警惕的时候，陈老师却悄悄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在学校造反派组织声讨“叛徒”陈秉准的大会上，非让我们几个亲近陈老师的同学上去声讨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陈老师在得到天津亲属连遭不幸的消息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但又怕连累了我才做了上述的决定，临终前还在想着他的学生，这就是我的恩师陈秉准。

陈老师 不仅是我的师长，更是我的密友，他虽出身名门，但没有名门子弟的那种纨绔之气，他虽才华横溢，也没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倔傲骄横，他虽然被贬塞外，反而成了他施展才华的天地。无论是晋北师专还是神头中学，凡接触过陈老师的同学们和老师们无不为教育界失去一位孜孜不倦，润物无声的好师长而深感遗憾。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和陈老师本身的特殊遭遇，他有时候感到很孤独，但只要与我们这些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又显示出青春的活力，直想把自己的满腹经纶一股脑儿倾倒给他的学生。他不想离开他的学生，一天也不想离开，特别是对我更是达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程度。记得在他逝世前的那一个春节假期，他向我提出寒假最好不要回去，一方面让我在假期内完成他拟定的学习计划，另一方面陪他过一个春节。我当然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并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同学们都已回家，我也正按陈老师的要求开始实施学习计划的时候，我的父母来信催我回家过年，陈老师得知后决定让我回家，尽管我当时于心不忍，可毕竟家乡的春节对我这个刚脱离少年的人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在一个小雪霏霏的傍晚，陈老师送我到距学校10余里的小站，我依依不舍地踏上列车，把陈老师一个人留在一片灰蒙蒙的夜色中。我心里非常清楚迎接我的将是欢声笑语的亲人团聚，而等待陈老师的确实孑然一身，孤独度年。此时陈老师的心情如何是不言而喻的。正月他给我写来一首词中是这样表述他当时心情的，词牌叫《双唱渔歌子》，全文如下：

双唱渔歌子

雪夜送俊彪回家

塑风送别腊鼓倕，一尺家书君已归。

踏雪去，入梦追，路遥影绝魂相随。

洪涛五台隔重山，桑干潭上寄流水。

雁一叫，春早回，骄杨闻讯飘絮飞。

师生之情，朋友之谊跃然纸上。三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一字不拉地郎朗上口。而每当想起这首词的时候，总有一种愧疚感，我竟然连同陈老师过一个寒假的小小愿望都未能以偿。寒假结束后自然气候虽有所转暖，而政治气候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盼了一年的高考仍然毫无音讯，老师们同学们又陷入彷徨，陷入沉思，陷入无限的惆怅。而陈老师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他脸嫩的连大字报上出现他的名字都难以忍受，何况侮辱人格的文攻，甚至于拳脚交加的武斗呢？

陈老师失踪一个礼拜之后，被附近的小孩子在神头海发现了，当我们将陈老师打捞上岸，竟然发现陈老师的面容非常清秀，而且比生前还白皙丰满，衣服穿得非常整齐，连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一双布鞋在脚上也穿的牢牢的，大概是由于脚被水浸多日肿大的缘故，想给陈老师换一双皮鞋都脱不下来。陈老师整个面部非常安详，看不出一点生前的烦恼，此时的陈老师很可能已经走了七日的路程，正在海河沉浸在与其女友缠绵的幸福之中。本来一向不相信迷信的我，此时倒真的希望陈老师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造反派查抄陈老师寝室的过程中，除了大量的书籍和日用品外，抽屉里就放有300元的现金。而200元的现金在当时是足够买棺材和丧葬用得了，陈老师可能就是希望他的学生在他身后也不要破费，用他的钱将他安葬。然后失去人性的年代连这一点要求也不能实现。陈老师虽然兄弟姐妹众多，但他们家中所有人的处境都不比他强，都处在自身难保的境地，因而在他逝世后，没有一个亲人来跟他告别，甚至过问一下死因和安葬之类的人之常情的人都没有。只有我们高十一班石兴基为首的几个十七、八岁的同学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和被扣同情资产阶级分子帽子的风险，只好人性化地用陈老师的被子，毯子裹住遗体，在老园工的指导下草草将陈老师掩埋在洪涛山下的一片桃林之中。记得陈老师在给我讲古代神话《夸父逐日》时，对生前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死后不忘为人类造福，用一辈子的心血滋养后人的夸父极力的赞美。传说夸父北饮大泽未至而死，化为桃林。说也凑巧，传说中的大泽正是今天的雁北。陈老师的这种“逐日”精神丝毫也不逊于夸父，陈老师已至大泽，实现了夸父的愿望后即投身桃林，化为桃林。由于多年未去掩埋陈老师的那片桃林，想必早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了。(写于1996年)

文/杨俊彪 原创

编辑/五台人(sxwuta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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