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去”的跨性别者：他有一个子宫

作者丨龚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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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的卡梅隆·惠特利（Cameron Whitley）是一名跨性别男性。他的性别认同是男性，生理性别是女性。他以男人的身份生活了大约20年。从护照到医疗记录，他所有法律文件上都登记为男性。

2016年，在进行多次肾透析治疗后、肾功能不足正常能力8%的情况下，惠特利急需进行肾脏移植。然而，他的跨性别身份致使手术推迟了一年多，差点要了他的性命。

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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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被拖延的手术

在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接受肾脏移植时，需要考虑肾脏疾病的严重程度。通常的方案是计算病人的 “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它可以测量人们血液中某种废物的数量，从而显示他们肾脏过滤废物的效率。如果eGFR低于一定水平，则表明他们的肾脏正在衰竭，他们才有资格进行移植。

eGFR的下限值，取决于一个人的体重、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因素，反映着人体的自然变化。根据女性标准的eGFR下限，惠特利本可以立即进行移植手术。

卡梅隆·惠特利（Cameron Whitley）

然而，他的病历系统上登记为男性，这意味着他的医生使用了男性标准的eGFR水平来判断手术指征。在达到这个水平之前，他无法进入手术名单。

惠特利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大多数医疗服务都是以传统的性别二分法为前提。粗略估计，美国有100万跨性别者，但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医疗行业忽视。医疗界没有给跨性别者设计新的标准，他们经常被塞进不合适的框架里。

“人们把我当男性对待，这固然很棒，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一定会考虑到身体的因素。”惠特利说，虽然他服用睾丸激素已经有15年左右的时间，但剂量相对较小。“我出生时是女性，而我的性别认同是男性——他们可能应该把我的（eGFR水平）极限设定为某个中间值。”

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解剖学知识缺乏了解。惠特利有亲身经历，知道这种情况有多普遍。

惠特利记得做超声波检查时的尴尬。“突然间，每个人都放下了手头的东西，纷纷走出去。我琢磨着，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回应。”他就这么被晾在那里足足20分钟，接着又被告知可以走了，他们会给他打电话。

后来，医生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他，他有一个子宫——一个惠特利本人早已知道的事实。“他们说，‘我想我们明白了问题所在——你有一个子宫，这可能是导致你肾衰竭的原因。’我当时想，‘你在说些什么？’”

最终，惠特利的医生说服他停止服用睾丸激素，尽管惠特利本人认为这没有医学上的理由。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和不必要的”步骤，还可能会加剧他的病情，并推迟他的移植手术；医生们一方面根据男性身份来核验他的生理指征，但同时又让他的身体离男性越来越远。“这似乎是医生们反复在做的事情，就好像是，‘让我关注你的跨性别身份，而不是关注你的肾病’，这样一种感觉。”

就这样，惠特利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治疗，直到他辗转全国各地去到东海岸。在那里，他才找到了一家观念先进的医院，做成了手术。肾脏的供体是他的一位密友，也是个跨性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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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性别二分法

 

很少有群体像跨性别人群这样，在医疗方面遇到如此重大的障碍，但他们的挣扎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问题直接嵌入了现代医疗系统的核心。

在英国5500万份医疗记录中，你找不到一份标明着“跨性别者”的记录。在美国，许多医疗服务提供者收集的那些记录也是如此。

“你可以登记为男性或女性，只能在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你不能说你是跨性别或是非二元性别。”为国家卫生服务（NHS）工作的医生、跨性别女性卡米拉·卡玛鲁丁（Kamilla Kamaruddin）解释说。“这相当困难。”

卡米拉·卡玛鲁丁（Kamilla Kamaruddin）

医生必须由病人来告知他们自己是什么性别。

“有时这可能是有益的。”华盛顿大学的临床药剂师和跨性别健康专家蒂娜·格林（Dina Greene）说。在许多情况下，患者可能不想让医生知道他们是跨性别者。“他们被污名化了。”

但是，男女二分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他们注册的是男性身份，我们的医疗记录系统经常会取消怀孕、妊娠相关的体检。”格林说，一些跨性别者可以怀孕，这取决于他们以往接受的治疗。在2019年之前的十年里，澳大利亚有250名跨性别者生了孩子。

当来自美国加州马丁内斯的跨性别者查理·曼萨诺（Charlie Manzano）告诉他的医疗服务提供方，他想登记为男性时，得到的回应却是，他将失去自己的妇科医生——尽管他仍然保留了女性生殖器官。“我的大多数医生对跨性别病人一无所知。”他说。

性别还决定了一个人要做哪些癌症筛查项目。

这意味着，跨性别男性不会被安排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但他们却会经历一些对他们来说最没用的体检，比如腹主动脉瘤检查。在全球范围内，这个病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是生理性别为男性的人。

同样，登记为女性的跨性别女性则会被安排进行乳房和宫颈检查。前者可以说是合理的，因为如果她们正在服用女性激素，患乳腺癌的风险会稍高一些；当然，这类人群没有宫颈。由于她们没有被安排腹主动脉瘤检查，她们也失去了干预这种疾病风险的机会。

性别也影响着一些其他的医疗决策，比如药物剂量。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基础有根本性的不同——前者体内有更多的水，更大的体表面积和更重的体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药剂的表现。某些治疗中，女性身体代谢药物的速度往往更慢，因此更容易出现过量服用的情况。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由于曾经进行过手术或激素疗法，他们对一些些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而这明显不是性别二分法能解决的。

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认同人群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要求进行他们不需要的扫描和筛查

卡玛鲁丁给出的办法是，列出一份跨性别患者名单，并对护士进行培训，让病人们了解自己需要的癌症和性健康筛查。他们必须联系相关医院，并使用人工预约。这不仅效率低下，也不可靠。只有少量医疗机构会保留这样的名单，即使保留，也要靠患者自愿向医生透露自己的状况，否则医生们也无从得知。

当然，有些患者选择对自己的生理性别信息保密，也意识不到即使是在进行过性别置换后，生理性别仍然属于医疗中的关键信息。“很多跨性别男性不知道他们依旧需要宫颈筛查。”卡玛鲁丁说。

一个办法是引入登记性别栏的新选项，让人可以登记为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也有人提出了 “身体器官检查表 ”的想法——根据你有哪些器官，而不是你的性别，给你安排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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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一无所知

当一个人的生理性别与性别认同不匹配时，就会出现性别认同焦虑——这是一个古老的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变性医学可以说是从罗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开始的。他于公元218年至222年在位，有人认为他是第一个寻求变性手术的人。据记载，他曾要求医生在他的身体内建造一个阴道。

在随后的两千年里，这门学科大多还停留在理论上。直到20世纪初，医生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在德国成立了性科学研究所，在那里为患者提供手术和激素治疗，其中包括丹麦画家莉莉·埃尔贝（Lili Elbe），也就是电影《丹麦女孩》的主角原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激素治疗变得更加方便。如今，跨性别男性经常服用睾丸激素，它可以帮助他们发育出更大的肌肉、胡须和体毛，以及深沉的声音——甚至有时会出现男性型秃发。而跨性别女性则经常服用雌激素和一种阻断天然睾丸激素作用的药物。

但是，尽管跨性别者无处不在，关于跨性别医疗的数据和研究，却少得可怜。

关于跨性别者身体的药理反应的研究非常少

在英国，可能有数百名跨性别女性正在接受前列腺癌治疗，但每个肿瘤专家可能只会“碰到”一两个案例。除非把他们的数据收集起来，否则医学专家无法判断在这个群体身上，哪些治疗方式是有效的。“我们需要一起工作。”肿瘤学家、性别研究者阿丽森·伯纳（Alison Berner）说。

在麻醉领域，能否准确地给病人下药，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而在跨性别者身上，这一问题相当棘手。关于他们身体的药物反应的相关研究非常少，尤其是在激素治疗后。

同时，格林也发现，在血液测试方面，大多数跨性别男性应该使用男性标准，而大多数跨性别女性应该使用女性标准——接受激素治疗的过程改变了他们的生理特性。

“这基本上就像一种抹杀——仿佛我们没有办法统计这个群体，我们就对他们视而不见一般。”格林说，缺乏数据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有人知道有多少跨性别者，所以研究人员也很难证实自己的研究。

“然而，重要的是，这些人就在这里。”格林说，“他们无处不在。”

本文编译自BBC Future，原作者为Zaria Gorv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