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抗战烽火中的父亲（上）

蓝字

从孩童到成人，父亲在我眼里是最亲近的人。而在父亲离我远去的日子里，我依然在寻觅父亲的足迹。父亲一生都在追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在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戎马生涯中砥砺前行。

父亲杨德华1903年出生在广西来宾县，祖籍梅县，广东客家人。1932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后经李济深介绍到李宗仁的新桂系工作。父亲到桂林后在杨东莼任校长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军训大队长，并代理过校长职务，其学生后来很多成为桂系军队的骨干。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曾先后化名“杨萍”“杨必声”从事抗日救亡和统战工作。长期以来，因统战工作的特殊性，人们不知道当年的“杨萍”“杨必声”是杨德华，也不知道杨德华就是当年的“杨萍”“杨必声”。

△杨德华

西安事变后的“光荣使者”

1936年，父亲到上海从事救亡文化工作并加入爱国进步团体“救国会”。在邹韬奋领导下从事报刊工作。结识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1936年12月初，邹韬奋派父亲去新疆协助杜重远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工作。父亲离开上海前往新疆，去新疆的旅程非常漫长，当父亲抵达甘肃张掖时，当地报纸上报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并将蒋介石扣压，这一消息给了父亲很大的震动。他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时局的一个转折点。他决定暂时不去新疆，从张掖返回上海继续从事救国会的工作。

父亲返沪途中于12月底到达西安，这时张学良已释放了蒋介石，而且还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形势变化出乎意料。父亲赶到西安的救国会分会，商量该如何应对。西安分会的负责人车向忱介绍他到西安七贤庄“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去见周恩来、叶剑英。就这样，在西安事变后的特殊背景下，父亲见到了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在西安期间，周恩来、叶剑英与父亲作了几次长达十几小时的谈话，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向父亲作了详细的解释，消除了父亲的种种疑虑。周恩来、叶剑英希望他能将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向上海救国会以及爱国人士作传达、解释。父亲欣然从命，并将周恩来、叶剑英谈话的内容归纳总结为“十大要点”。与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使父亲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将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他将周恩来、叶剑英的嘱托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决心为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竭尽自己的力量。

1937年1月底，父亲回到上海，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救国“十大要点”向上海救国会会员们作了传达；接着马不停蹄地转到南京，向田汉以及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师生作了传达；风尘仆仆，父亲又从南京赶到武汉，分别向新生命书局、生活书店职工及武汉大学进步师生作了传达；接着父亲从武汉南下广州，向中山大学等学校的进步师生作了传达。

1937年3月，父亲专程去到广西梧州李济深的家里。李济深和他的侍从副官黎民任等人听了转达后进行了讨论。第二天，父亲与李济深启程来到香港，一同到蔡廷锴家。李济深、蔡廷锴在了解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后，一致认为共产党深明大义，以民族和国家为重，胸怀宽广。商定由香港《大众日报》主编任毕明主持，举行一场中外记者、作家、文化界知名人士招待会，父亲在招待会上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了具体传达，次日由《大众日报》刊出。父亲不辞辛苦，南北奔走历时一个月，在中共抗日救国主张感召下，自觉地将宣传中共的“十大主张”为己任。

李济深、蔡廷锴听过父亲传达后，精神极为振奋，但仍心有疑虑，深恐蒋介石出尔反尔回南京后会背弃诺言，发动内战。于是由李济深亲笔写了一封信(蔡廷锴也附笔)，托父亲秘送西安给周恩来、叶剑英，并请转毛主席、朱总司令共阅，请求复示。父亲作为李济深、蔡廷锴的密使，携带密信，于1937年3月间到达西安。周恩来、叶剑英见信后介绍他前往延安，经伍修权安排，父亲在延安旧城石窑洞晋谒毛泽东。

父亲在延安窑洞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谈吐给父亲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父亲敬仰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对抗日形势精辟的分析更令父亲折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谈话中，毛泽东对父亲南来北往，传递沟通信息所起到的桥梁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父亲为“光荣使者”“国共特使”。

父亲从延安返回西安，在西安又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他们建议父亲尽快回到香港，向李济深、蔡廷锴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延安的情况。

父亲返回香港后，李济深、蔡廷锴安排香港《大众日报》主编任毕明主持召开香港新闻界座谈会，由父亲介绍西安事变前因后果，以及在延安的参观见闻。在座谈会上，有记者问父亲对延安的印象，父亲满怀敬仰讲述了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印象，进一步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决心和主张。会后，香港《大众日报》等报纸、电台对这次座谈会都作了报道，扩大了宣传效果。

1937年6月，父亲又从香港回上海，再到南京薄厚岗中共办事处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香港之行的各种情况。周恩来、叶剑英对父亲的工作很满意，周恩来还引用古人名言“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来勉励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台儿庄战役的亲历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父亲随李济深、蔡廷锴从香港回到上海、南京。考虑到父亲是广西人，对桂系情况比较了解，在桂系军队中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有在桂林任教时的学生，这些条件有利于在桂系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周恩来、叶剑英对父亲十分器重和信任，对父亲说：“特别希望你今后在李济深、蔡廷锴和李宗仁、白崇禧及两广军政方面做些统战工作，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于是，通过李济深的介绍，父亲于1937年初冬到达徐州，参加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筹备工作，任司令部中校参谋，综合办理作战、情报、后勤、战教、备战等多项军事业务，后又与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夏次叔负责第五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

根据与中共党组织约定的联络方式，父亲每月都要到汉口参加战区代表会，利用公务之便秘密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李克农等汇报第五战区情况。通过这一秘密情报渠道，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能及时了解第五战区的情况，分析敌我动态，对战争局势发展作出准确研判。

台儿庄战役从1938年3月16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在台儿庄战役中，父亲坚持在前线指挥部指挥作战，父亲曾向我讲述当时的战斗：日军飞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父亲在指挥部掩体里曾坚持了七天七夜不下火线。1938年4月的一天，战斗进入白热化，日军凭借炮火优势向我军发动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一发日军炮弹落在父亲身边爆炸，弹片击中父亲头部，血流不止，顿时晕死过去，伤势非常严重，幸亏有民众组织的担架队及时把他转送到徐州的后方医院。李宗仁得知他的爱将在战斗中负伤，立即指示由徐州最好的外科医生全力救治，这才保住了性命。但限于当时的外科手术条件，还是有一块小的炮弹片留在父亲脑子里，父亲的耳朵也因炮弹爆炸而震聋，听力受损。

桂林广播电视报·漓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