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悦读丨红色系列】李立《写给徐总指挥的一封信》
文/李立
【作者简介】李立，四川江油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偶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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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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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总指挥，您好：
我叫严国富，家住四川省江油县青林口公社，家庭出身贫农，我向您请求一件事。1935年农历3月，红军路过青林口，我参加了红军。解放后，我曾多次向江油县民政局申请参加红军一事，可民政局要我拿证明来，我们部队过黄河在高台城战斗后，全军都失败了，连部、营部、团部都散了，因此，我就没有证明。我拿不出证明，县民政局就不承认我是老红军。县民政局的同志讲，只要您徐总指挥给我拿二指大个条条，证明我参加了红军，县上就承认我是老红军。所以，我给您写这封信，向您请求，能否查清证明我参加红军这件事，承认我是红军战士。
以下是我参加红军的经过，请徐总指挥调查。
1935年农历3月份，红军路过江油县青林口时，我参加了红军三十军二六九团机关连。参加红军后，一直跟随部队到了北川县，参加了千佛山战斗，接着就取茂州城，从茂州出发，我们部队走走打打，大约经过了两个月时间，然后就翻夹金山，翻过夹金山就没有房子住了，部队每天晚上就住在树林里。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到了毛儿盖，在那里与一、二方面军汇合了。当时部队的口号是：要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反对右倾逃跑。紧接着，我们从毛儿盖出发，一路攻打上包座、下包座、罗金寨、黑水、芦花、新凡，直到甘孜县。
后来，部队从甘孜县出发，就进入了草地，在草地里走的时间很长，出了草地到了阿坝，就有青稞了。我们割了些青稞，准备了炒面，又出发到了需庆、孟县、丹巴。经过丹巴时，我们三十军的军长余天云因为犯了错误想不通，在过一座铁索桥时，从抬他的滑杆上翻到河里死了。在四川战斗的这一段时期，我们向刘湘部队是这样宣传的：“你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你们，大家联合起来都去打日本！”“如果要去打日本，办法多得很，争取白兵当红军工作要加紧！”通过我们红三十军向白兵宣传，有的白兵整连整排的带上枪过来参加红军。
1936年，我们部队在新庙沟过完年，每人准备了50斤玉米炒面和茶糕就出发了，又到了甘孜县，这是第二次过草地，到大毛牛、小毛牛、康定、太嶺，这次过草地走的时间也很长。这一段时间我们部队主要是跟国军薛岳的部队作战，后来就到了岷县和花夹嶺，一直打到陇西和会宁。在会宁，徐总指挥还给我们讲了话，主要意思是要联合苏联和外蒙古，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会宁住扎了约半个月，就又出发了，到金元过黄河。过黄河时白天怕毛必文的飞机，只有天黑以后才敢乘船过河。
过黄河之前，我已调到总部一局二科学习翻译电报。过黄河时，我们住在距离黄河只有三四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从院子里就能看到黄河边的梨子树。有一天，徐总指挥您的勤务员不在身边，我还为您取过行李，打菜端过饭。红四方面军只有一部分过了黄河，我们部队渡过黄河后，一直向西进军。
这次部队行军时间很长，途中主要是和马步芳匪军作战，部队一直打到联州。因为联州城马军多，我们没有攻城，从左边插过去，一直打到永昌县和山舟城，我们部队住在山舟城里。在这里，马步芳军包围了我们一个多月，敌情严重，子弹打完了，生活也没有办法了，我们每天就煮麦子吃。最后，部队利用晚上突围，从山舟城赶到了高台城。在永昌县，为了增强部队的力量，我又调到了五军团战斗一线。
我们赶到高台城的时候，国民党的县长还没有跑脱，我们逼着他给部队供应粮食和布匹。马匪军在高台城包围了我们三个多月，有一天早晨，大约五点钟，天还没有完全亮，敌人攻上了城墙，红军伤亡惨重，我被一个敌人用刺刀刺伤，倒在城墙的弹坑里，当场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还有死去的战友压在我的身上。我从尸体里爬出来，这时，我看见我们五军团的军长站在上城墙的阶梯上喊：同志们，向我学习……军长掏出手枪自杀了。我枪里没有子弹了，只有用大刀和敌人拼，但寡不敌众，被俘虏了。
敌人把我们被俘的红军收集到一块，先送到甘州城，后来又把我们押送到青海，分别关进了几十个洞子里，一天只给我们吃几两炒面，这期间，每天都有我们的战友被敌人杀害。我们在洞子里关了一个多月，敌人就押着我们在青海西宁的北门上修桥，后来又修学校，每天早上和上午在河滩里搬石头，中午和下午就背石头，累得实在干不动时，敌人还用皮鞭打，催我们继续劳动。现在，我的腰杆还经常痛，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这样大强度的劳动了几个月，受尽了敌人的残酷折磨和皮肉之苦。
请徐总指挥调查一下，我讲的情况是否正确。我参加红军时曾唱过一首歌：共产党成了功，银元都不用，那时候作政权，人人都有功。西安事变爆发不久，国共达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毛主席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将马步芳俘虏的红军人员送到北上抗日，我们因此才脱离马匪军的折磨。马匪军下级军官在送我们前往兰州的路途中丢下我们，偷偷地跑了。因为他们曾在监狱里虐待我们，让我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怕将我们送到以后被报复。我们身无分文，我们有的人就这样被反动军队收留，还有一部分就乞讨着逃回了家，我就是逃回家中的一个。
开始我准备往延安跑，到那里去找红军部队，但走到平梁一带，发现那里被反动军队封锁得很严，无法过去。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就逃回了老家务农。自从回到家后，我一直在家乡种地，仍然坚持党的原则和真理，从没做过坏事。
今年我已经是六十四岁的人了，身体年老体弱，病多，生活还靠自己劳动，但我思想很坚强，决心以实际行动搞好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江油县和我同期参加红军的战友有刘宣言、赵吉银两位老红军，我们参加红军后在一起行军、打仗，他们俩在过黄河前带了彩，住进了医院，没有过黄河。这俩位老红军到县民政局为我证明了几次，说我确确实实参加了红军，可是，县民政局的同志说，要团以上的干部才能证明，红军战士证明不顶用，证明也不行。所以，我的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这次来信，请示徐总指挥，帮我查实证明我是红军战士。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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