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
从小看别人上学，一心想上学，但家境贫寒，连报名的钱，母亲都拿不出来。头一年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走进了课堂……，我时常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学校门口，靠着墙，不敢进去，望着下课的学生们在一起踢毽子，跳皮筋，摔跤等。
有一天夜里，鲁口乡突然来了几个人，手里还拎着枪，强迫大哥在纸上签名，然后就把大哥带走了。妈妈吓得在一旁直打哆嗦，父亲在床上不敢下来，可见那时候，做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是多么得可怜！那纸上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就把大哥随便抓走了？这时更勾起了我上学的强烈欲望。
第二年，又到报名的时候，妈妈还是没有钱给我上学。我一面揉眼泪，一面向四妈（婶）家的方向走。这时候，四妈（婶）的女婿，也是我的堂姐夫——杨新亮正巧来走亲戚，看到我哭着，走着，就喊住我，问我为什么要哭？“是不是三妈（我母亲）又打你了？”我说：“不是，是因为没有钱上学。”他说：“多少学费？”我说：：“一块贰毛。”他说：“胖子，不要哭了，我给你一块贰毛钱，去上学吧！”接着，他掏出一块贰毛钱给我，我欢喜地跑到学校，跟着九姑娘（九姐，是四妈的女儿）排队报了名，领了两本书，一本是语文，一本是数学。
记得第一节课，我还是穿着叉裆裤进去的，小朋友都带着小板凳坐在那里，我连小板凳都忘记带了，只好蹲着。由于个头矮，就蹲在九姑娘（在农村一个家族，同辈男、女都按出生先后顺序称呼，九姑娘实际叫李义桂，女孩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姑娘，比我大几个月，也喊九姐），当天教我们课的叫李义杨，是我同姓哥哥，大约四十岁的样子，眼睛朦胧着，看人不太清楚。他首先就叫同学们站起来数数，喊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数1、2、……、7、8、到9的时候，就数不好了。那时我都虚九岁了，还不会数数，九姑娘就从后面小声说：“10”，我就念一声“10”。李义杨老师说：“全班就是你数的数少，这么大了还不识数！”我明白自己确实不会数数，那时还不懂“只有学而知之，没有生而知之”的道理。
当时我的学名叫李义明，是自己起的，心里想一定要像岳飞一样光明磊落地做人。可不久，大伯说，这不好，因为自己父亲叫李合明，不能重父之名，就改叫李义群；但不久，狼台子的同姓兄长，有一个早就叫李义群了；后来我想长大了一定做一个将军，干脆就叫李义将得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出家前。后来我的三哥和五弟，都按我的名字，起了义官，义兵的。
老师叫了几个同学数数之后，宣布上课期间，任何人不得出去大小便，每节课过后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休息时间，才能大小便，更不能随便走动。我这个放养的孩子，一下收心真是不容易。老师话音刚落，我的小麻雀就憋不住了。当时农村的房间都是土地坪，特别是淮河两岸，大部分都是沙土，我只好蹲下，用小手扒个小坑，老师在上面讲课，用白粉笔在一块黒木板上写1,2,3，我这边小便已尿进了小土坑。“老师，有人尿尿了！”旁边一个小女孩指着我说。李老师走到我的身边，又是气，又是笑：“谁叫你在课堂上撒尿的？”“可是你宣布上课的时候，不许出去尿尿，没说不许在课堂上尿尿啊？”我狡辩着。老师接着说：“以后上课的时候，不许出去尿，更不许在课堂上尿！”大家都说听到了！那时小，八九岁光着屁股是正常的，随地大小便也没有人讲，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叫害羞！接着，老师喊起同姓的一个同学，指着黑板上的“1”字问“叫什么？”同学说：“扁担”，有的同学开始笑了。老师指着“2”问：“这是什么？”“老鹅。”“那3呢？”“耳朵。”一些同学笑翻了，可把老师气歪了！“这么说这4字，一定是叉子了？！”“是的，老师！”我看着这位同学也乐了，其实要问我，会更是一头雾水的，“5”也一定会说称钩子的。农村有文化的大人教小孩认数大都如此：“1”像扁担，“2”像老鹅，“3”像耳朵，“4”像木叉，“5”像称钩之类的，但没想到在学校却成了笑话。
童年的生活是苦涩的，也是有趣的。我们的罧庄小学原是地主家的四合院，被政府充公做了学校。学校的房屋都是木质结构的，每个房间都有四到六根柱子，上面是一道一道梁顶起来的。下课期间或者上课前，小朋友会没事爬到梁上，沿着墙沿掏鸟窝的，有时还会把蝙蝠惊扰出来，落到同学中间，吓得大家大呼小叫的……。有一次，又是李义杨老师上课，点名，听到铃声时，我趴在梁上来不及下来，正好又在李老师的头顶上，念到“李义将”时，我喊了一声“到”，李义杨老师吓了一大跳，昂头一看，看到我趴在梁上，脸正朝下望，同学们也都昂着头，看着我……。李老师拿着小棍子，指着我：“下来！下来！”我和李老师绕了几圈，终于爬了下来，被李义杨老师揪着耳朵，拎到黑板前罚站。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做“梁上君子”的滋味……。
如今还记得教我的各位老师，有语文老师孙全禄，数学老师高庭久，还有班主任赵乐英，陈加略等等。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都是搬自己家的木凳子，一排一排坐着，手里捧着书本，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我们是没有桌子的，写作业都喜欢趴在地上写，像我没有钱买铅笔，都是用一根小棍子或别人丢掉的手电筒的电池，砸开，用里面的电池芯，在地上先算好，画好，再用铅笔誊写到作业本上。这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无法理解的。
后来是“穷则思变”吧，记得张定宝老师，赵乐英老师，还有孙全禄老师等，带我们到老龙窝附近的淮河边，挖了好多黄泥抬回来，一个泥凳子，一个泥凳子地垒了起来。同学们终于有了课桌，直到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才算真正有了木头课桌，可想而知，那时的学习条件多么地艰难……。现在电视里看到山区那些孩子躲在破旧的房子，坐着小板凳，手捧书本，高声念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时，止不住地流下眼泪，一下又把我拉回到了那难忘的童年时代！想想那个年代，我们喊着与今天的他们相同的口号，捧着如此相似的书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走到了阳光灿烂的今天。看着他们仍然经历着五十年前，我们的童年时光，看着看着，哽咽了，笑着笑着，哭了！
我不知是哭我们的过去，还是哭他们的现在，甚至是哭他们不知道的将来呢？！
2018年11月13日写于南京无想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