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平丨吴道子所绘孔子像的传播与接受

主持人语:

[史学]栏目中,孔德平通过对署名吴道子所绘孔子像的钩沉和梳理,尝试构建吴道子所绘孔子像的图像生成方式、传播脉络和风格演变,探讨这些图像在吴道子绘画风格的认知和接受中的作用。1954年成立的民族美术研究所为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身,金成辉以1955年民族美术研究所组织的敦煌考察为切入点,探究民族美术遗产在时代发展中的文化境遇,梳理敦煌美术融入中国美术史的历史脉络,全面认识民族美术研究所对石窟美术研究的学术贡献,弥补了当年的敦煌考察之后未发表出版考察报告的缺憾。艾姝通过梳理抗战时期关山月西北旅行作品中出现的动物主题绘画,解析其创作方式及造型特色,进而指出关山月反映现实的画笔下的动物,不仅事关彼时驿运系统的运行与畜牧业的现代化,也关乎时人的生活与存亡。

——徐翎

内容摘要:画学文献少载不彰的唐代吴道子所绘孔子像,却在宋代以降不同形式和风格孔子像的款跋中屡被提及。本文以孔子行教像为线索,通过对署名吴道子所绘孔子像的钩沉和梳理,试图构建所谓吴道子绘孔子像的图像生成、传播脉络和风格演变,探讨这些图像在吴道子绘画风格认知和接受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吴道子   孔子像   图像传播   风格接受

唐代吴道子绘制孔子像,在唐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等较早期的画学文献中未见记载,其后的书画著录书也鲜有相关载录。清代《佩文斋书画谱》虽引述宋代杨王休的《宋中兴馆阁储藏》有吴道子所绘《宣圣像》,引邓椿的《铭心绝品》提及《三教图》〔1〕,然并未引起更多关注。另一方面,在为数不少记录孔子及其家族的文献和地方志中,却屡屡提及吴道子所绘孔子像。现存各地多通孔子画像石碑,款署“吴道子”或题跋指明图像来自吴道子的情况亦多见。传播更广的明清时期的刷印图书、连环图画和画谱,也往往印有“吴道子”款或此类风格的孔子像。因此,在当今吴氏画作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吴道子绘制孔子像的相关问题对于在吴氏宗教绘画之外探讨其绘画风格及其传播、演变,以及大众对吴氏画风的认知与接受,便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近年来,孔子像研究诚有改观,吴道子研究亦有推进,但就吴道子画孔子像问题,仍嫌探讨未足。笔者曾梳理历代孔子像,划分孔子像类型,追索行教像图像来源,但对吴道子绘孔子像问题尚乏专门关注。〔2〕徐涛研究吴道子绘画样式的传承,关注到孔子像石刻画中的“吴家样”,认为宋代人所认识的“吴道子画”属于集合概念;鞠志海则以青州藏孔子像石刻画为个案,探讨其与吴道子画的关系;邢莉莉关于吴道子的研究,强调非画学古籍文献对在画史之外更宽广历史情境中探讨吴道子画的意义。〔3〕本文拟以孔子行教像为线索,对署名吴道子所绘孔子像予以梳理,对其图像的生成、传播和风格演变,以及对吴画风格认知和接受的意义进行讨论。

一、吴道子款跋孔子像及其传播
各地现存历代孔子像,所知有吴道子款或在题跋中提及图像来自吴道子者,计有孔子小影、行教像、凭几像、司寇像等图像类型。其中以孔子行教像数量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元代陈澔曾撰有《夫子石刻象记》〔4〕,记录了一幅归名于吴道子所绘孔子像的发现及其摹刻:
癸亥仲春,沔阳景陵簿靳叔良以公务抵江陵,游玄妙观,观唐吴道子图形砖,笔劲而古,貌恭而安,摩挲审视,知为先圣燕居之像。询其由,黄冠曰:“近有当道罗封者,过水梁,马嘶伏不进,鞭策数四,逾退却,命隶视之,报梁石有像,遂致于此。”靳归,以告僚属。僚佐陶景山,力请移文,取置江陵崇文阁,任回打碑像以归。越四岁,丙寅秋,予寓梅庠,陶君言事之本末甚悉。一日,于李和甫家塾得其像,呈令尹。景山、李君跃然以喜,而感亦随之,曰:“仲尼,日月也,孰得而逾焉?吴生,神笔也,千载陆沉,复见今日。仰先圣之灵,昭昭赫赫,遗像所在,自有神物守护而撝呵,隋文镇石之语,亦固甚矣。”于是捐俸钱,命工勒像于石,俾人人瞻仰乎申申夭夭之容,如获亲炙之者焉。噫,盛哉!周宣岐阳石鼓,复见于凤翔之宣庙,余庆之力也;今景山勒石之心,余庆之心也。澔谨序其事而为之记。
通过该记可以知道,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带)当地官员罗封,在出行途中发现一块刻有吴道子所绘孔子像(“先圣燕居之像”)的梁石〔5〕,遂移至江陵玄妙观内。元至治三年癸亥(1323年)仲春,沔阳景陵簿靳叔良(一作“靳良叔”〔6〕)游玄妙观后,在僚佐陶景山的强烈请求下,将该像移置到江陵崇文阁内。陶氏在卸任回乡时,带回该画像的拓本。数年后的泰定三年丙寅(1326年)秋,陈澔寓居黄梅学庠时,从陶氏口中得悉画像始末,后在李和甫家塾得该像拓本。其后,出资延请工匠将该画像摹勒刻石,置于白鹿洞礼圣殿供人瞻仰。
《中国美术全集》收有一幅原石所在地未明的孔子像拓本〔7〕,《中国美术史图像手册·绘画卷》也收入该图像〔8〕。该拓本高191厘米,阔117厘米;碑首篆书“至圣遗像”;右侧款题三行,另行刻“吴道子笔”四字;左侧刻黄梅教谕陈可大《至圣遗像碑记》正文八行,内容与前述陈澔《夫子石刻象记》相同。该《至圣遗像》碑可能就是陈澔摹刻置于白鹿洞的孔子像碑。
陈澔《记》中所述“过水梁,马嘶伏不进”的故事,在河南内乡文庙的《宣圣遗像》碑上再次出现。据其跋文,该像刻制于明万历丁亥(1587年)冬。另有山西长子文庙的《宣圣遗像》〔9〕,刻制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秋。国家图书馆所藏后者拓本高197厘米,阔78厘米;徐固正书。画像右侧跋文虽多已漫漶不可辨识,只依稀可辨有“过烟驿梁”“伏□不进”“吴道子笔也”“复命工”等字样。
内乡文庙《宣圣遗像》碑〔10〕,碑首篆书“宣圣遗像”;全石高205厘米,阔75厘米;像侧题字:
古传,昔有执政者过烟驿梁,其马嘶伏,策而不进,遂得此石像于桥之下,乃唐吴道子笔也。至正辛巳,广东宣尉督元帅僧家奴摩刻于广州学庠,历传已久。
虽然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但内乡文庙《宣圣遗像》并非直接来自前述泰定三年的刻石,而另有来源——“广东宣尉督元帅僧家奴摩刻于广州学庠”。此处所记之像,见载于《宣统南海县志》:
宣圣遗像。前景陵簿靳氏传云:昔堙驿梁有执政者过之,其马嘶伏,策亦不进,遂得此石刻于桥之下,乃唐吴道子笔也。寻轝置郡之崇文阁。予时都运山东计府使,得兹本藏之。岁在甲申,调官宣帅东广,视政之暇,出是刻及所绘尼山、孔林二图,示掾刘从龙摹临,将立石郡庠,以新士人之瞻……乃命广庠文学陈元谦伐越山之石,镌碑三,居圣像于中,左山右林,立于文庙云章之阁。俾郡之士人君子、荒服岛夷,崇仰圣人高坚前后之风,河岳光噩之辉,庙林文蔚之气,如在邹鲁之邦,岂有不助于风化也欤?!至正五年岁次乙酉正月望日奉大夫广东道宣尉使督元帅僧家奴记。〔11〕
此处所记“立于文庙云章之阁”的《宣圣遗像》碑,或是于1963年移置越秀山广州博物馆碑廊镇海楼前北廊,保存至今的《宣圣遗像》碑。广州市越秀山《宣圣遗像》全石高180厘米,阔60厘米,左上方篆题“宣圣遗像”,右侧以隶书数行刻上引《宣圣遗像记》。〔12〕除了前述题跋和记载,比对内乡文庙《宣圣遗像》与广州《宣圣遗像》可知,两碑图像极相类,内乡文庙像摹自广州像,应是合理的。至于内江李衮所记的“至正辛巳(1341年)”,或是对僧家奴广州像所记“岁在甲申(1344年)”或“至正五年岁次乙酉(1345年)”的误记。

据碑记,广州《宣圣遗像》是元至正五年,时任广东道宣尉使督元帅的僧家奴命刘从龙依所存拓本摹刻而成,“像作敛手立形”〔13〕。此像所据拓本,为僧家奴任职山东时所得,至于该拓本是否出自江陵崇文阁“唐吴道子笔”像,尚乏更多证据支持,虽然现存相关各本图像类同。

二、衢州孔庙的孔子像
如果吴道子确曾画过孔子像并得以流传,那么,吴画孔像又是如何开始被摹拓刻石,成为新媒材形式的孔子像的呢?可从孔府所藏孔子像予以追索。
与前述各像同类风格的孔子像还有现存衢州孔庙的《先圣遗像》。
浙江衢州孔庙“思鲁阁”有《先圣遗像》碑,全碑高207厘米,阔85厘米。该碑正面刻绘《先圣遗像》〔14〕,右下方款题“扈跸南渡四十七世孙兵部尚书传四十八代世袭衍圣公孔端友立”。孔端友(1078—1132),字子交,是世袭四十八代衍圣公,世居曲阜孔府。宋建炎二年(1128年)年底,因避金兵,与从父孔传一起携孔府原藏传端木赐作《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雕像》和吴道子绘《孔子佩剑图》等南下,后奉诏居浙江衢州。《孔子佩剑图》现已不存,由于缺乏其具体的图像信息,它与现存“思鲁阁”《先圣遗像》的关系,尚难最终确定。但考虑到此前孔端友在曲阜时,曾将孔庙所存传晋顾恺之的孔子“小影”摹勒于石〔15〕;将孔府孔庙所存各形式的孔子像摹勒上石,以图久存,也是宋代以降曲阜孔家的通常做法〔16〕。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寿就曾于宋绍圣二年(1095年)将“家藏唐吴道子画先君夫子按几而坐,从以十弟子者”刻制于石,而且“侍立而颜渊者”也“已有石本”〔17〕。因此,孔传、孔端友在定居衢州后,出于同样的想法和祭祀的实际需要,依其从孔府带来的吴道子绘《孔子佩剑图》为母本摹刻为石刻《先圣遗像》,是符合逻辑的。孔传、孔端友立石于衢州孔庙“思鲁阁”《先圣遗像》的刻制时间应在宋建炎二年至绍兴二年(1128—1132)间。〔18〕
藏存祖先画像,是孔家传统。北宋时,曲阜孔庙所藏孔子像就有多幅〔19〕,但这些图像,无论是四十六代孙孔宗寿家藏“唐吴道子画先君夫子按几而坐,从以十弟子者”和“侍立而颜渊者”〔20〕,还是孔庙圣迹殿内保存至今的纸本“唐吴道子画”的《凭几像》、“吴道子画米芾赞的《燕居像》”〔21〕,抑或是孔府旧藏、山东省博物馆藏的明蜀惠王朱申鑿摹的《吴道子司寇像》和现藏孔子博物馆的宋人所摹《吴道子司寇像》,均与衢州《先圣遗像》的图像样式不同。对照宋绍圣二年(1095年)孔传在曲阜所摹刻的《颜子从行像》中孔子形象,与现存衢州孔庙《先圣遗像》的人物站立姿势、双手姿势、衣纹设计和描法以及佩剑方式等,均非常相似。由此可以推断,孔传携带到衢州的《孔子佩剑图》,可能就是绍圣二年曲阜石刻《颜子从行像》的母本,而衢州孔庙《先圣遗像》则是为了适应单独供奉等需要,从“颜子从行”的《孔子佩剑图》中抽取出孔子单人图像而进行摹刻的。〔22〕

衢州孔庙的《先圣遗像》,与题跋吴道子的广州越秀山的《宣圣遗像》、长子文庙的《宣圣遗像》、内乡文庙的《宣圣遗像》等,具有共同的图像特点:单人站立、四分之三左向侧面全身像;人物戴头巾,着服宽衣长袖;双手叠放,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手心相合;左腰间佩剑,剑柄朝后斜出。人物面部刻画和衣纹特征也基本相同。作为这一风格样式的孔像,还有刻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的上海松江的《宣圣遗像》(图1)〔23〕、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刻石的湖南郴州的《至圣遗像》〔24〕,以及年代不详的广西全州两河乡大田村太极书院遗址的《宣圣遗像》等。

图1 上海松江《宣圣遗像》,图片出自《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一册
三、孔子像的吴道子风格转变与接受

除了衢州样式的吴画孔像,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刻石的四川南溪《孔子行教像》(图2)也称为吴道子所绘。该像拓本长194厘米,宽96厘米,像上方刻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题赞,右题“此唐人吴道子笔也。余……阙里庙堂求得摹本,兹特……”〔25〕此像与刻制年代不详的曲阜孔庙圣迹殿西侧北起第一石的《孔子行教像》图像相类,像上方亦有同内容的题赞,左下刻有“吴道子笔”字样。〔26〕与衢州《先圣遗像》相比较,这类图像的人物造型和线条刻绘方式差别细微,最大的区别则在画中孔子的佩剑方式。与衢州《先圣遗像》剑柄露于身后不同,上述两像则剑柄在前,露于左肘弯之上,剑梢露于身后。这种佩剑方式与曲阜宋代刻石《颜子从行像》等中颜子的佩剑方式一致。

图2 四川南溪《孔子行教像》,图片出自《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一册
如果说南溪和曲阜圣迹殿像是衢州样式的演变,那么,更为人们熟知的曲阜启圣殿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则是吴画孔像的再一次风格转变。启圣殿《先师孔子行教像》为清代刻制,全石高160厘米,阔55厘米,像右上方题“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赞辞,左下署“唐吴道子笔”。此像人物佩剑剑柄朝前,与南溪和圣迹殿像类似,而其人物双手姿势与前述两类图像均不同。该像中,人物右手背与左手心相叠,右手在内,手心朝胸,左手在外,手背朝前;人物冠饰和衣纹采用钉头鼠尾等多种描法,用笔提顿变化大,线条粗细、疏密对比明显,多处衣纹采用块状阴刻;画面动感强,视觉冲击力大,与衢州样式和圣迹殿样式的人物神情肃穆、用线均匀、画面具静态感等特点迥异。
吴画孔像的启圣殿样式成为后来最为流行的孔子像样式,民国间还有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翻刻、复制,原石拓本流传无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石刻和木刻的“先师孔子行教像”拓片〔27〕,以及广东番禺莲花山塔顶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均是其摹本。

石刻和木刻单幅孔像之外,随着印刷业和木刻版画的发展,各题材各样式的吴画孔像屡被用于书籍插图、连环图画和画谱之中。宋代孔传的《东家杂记》、金代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明代陈镐的《阙里志》等书所收此类图像〔28〕,多个版本的《孔子圣迹图》之首也印有或画有此类图像。清光绪年间的《芥子园画传》第四集《人物》,巢勋以丁皋的《写真秘诀》为依托编成,连同它的前三集,是清代画谱的典型样式和学习绘画的入门教材。《人物》集中收有寒松阁藏本题为“唐吴道子画”的《先圣像》(图3)〔29〕,作为学习者的范本。书籍插图、连环图画和画谱中的这些图像,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了人们对吴道子画的认知。

图3 画谱中的吴道子款《先圣像》,图片出自《芥子园画传》第四集

综上,在历代流传的吴道子款跋和记为与吴画有渊源的众多孔子行教像,形成多种不同风格,这些不同的吴画风格,连同吴氏名下的孔子小影、行教像、凭几像、司寇像,先后或同时影响着人们对“吴道子”的认知,形成不同的“吴道子画”的知识。这些“吴道子画”的知识,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其他文献中吴道子画的理解。

注释:

〔1〕[清] 王原祁、孙岳颁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七,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内府刻本,页二、页十四。

〔2〕孔德平《历代孔子造像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邢千里以历史时序对历代孔子像进行梳理,对相关资料所有补充。见邢千里《中国历代孔子图像演变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3〕分别见徐涛《唐宋之际“吴家样”传承研究》第五章,中央美术学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0—145页;鞠志海《万世师表 光耀古州——唐吴道子蓝本明孔子像石刻浅考》,《东方收藏》2018年第6期,第66—67页;邢莉莉《由凡入圣——吴道子“画圣”地位再思》,《齐鲁艺苑》2020年第2期,第49—53页。

〔4〕[元] 陈澔《夫子石刻象记》,李修生编《全元文》第二十二册:卷六九八,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0页。《全元文》另辑入源自清嘉庆元年《湖广图经志书》卷四之陈可大的《宣圣遗像碑记》一文,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五十四册:卷一六七三,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593页。陈澔(1261—1341),字可大。两记虽有数字之异,实则为同一人之同一文。该文还见于王士祯的《皇华纪闻》卷四《圣像》《丛书集成三编》第五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8页。三处录文之考校可参见苏成爱《〈全元文〉所见重出陈澔佚文考校》,《文教资料》2008年第29期,第74—75页。

〔5〕从《夫子石刻象记》所记“梁石有像,遂致于此”来看,前文所谓“唐吴道子图形砖”,实为石质而非砖质。《湖广图经志书》所录陈可大的《宣圣遗像碑记》和王士祯的《皇华纪闻》卷四《圣像》所引陈澔的《记略》,均记作“图形碑”,而非“图形砖”。分别见李修生编《全元文》第五十四册:卷一六七三,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页;[清] 王士祯《皇华纪闻》卷四,《丛书集成三编》第五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8页。

〔6〕[元] 陈可大《宣圣遗像碑记》,李修生编《全元文》第五十四册:卷一六七三,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页;王士桢《皇华纪闻》卷四,《丛书集成三编》第五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8页。

〔7〕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卷》第19册,图七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8〕洪再新《中国美术史图像手册·绘画卷》,编号0802,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9〕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一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10〕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八册,图二二二,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1〕[清] 张凤喈等修、桂坫等纂《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二《宣圣遗像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三十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12〕骆承烈、孔祥民选编《画像中的孔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3〕[清] 张凤喈等修、桂坫等纂《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三十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14〕骆承烈、孔祥民选编《画像中的孔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5〕骆承烈、孔祥民选编《画像中的孔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6〕[明] 张应登《圣迹殿记》,曲阜孔庙圣迹殿刻石,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将吴道子的画作以石刻或木刻方式流传,早在宋代就已出现。《石林燕语》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二府。”见 [宋]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3页。

〔17〕骆承烈、孔祥民选编《画像中的孔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18〕现存衢州孔庙《先圣遗像》碑,上部篆额下刻有明代陈凤梧所撰孔子赞文,因此,该碑也有可能为明代翻刻,但明代翻刻的现存图像,更大可能摹自原碑之像。参见孔德平《历代孔子造像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1页。

〔19〕[宋] 孔传《东家杂记》,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影印胡氏《琳琅秘室丛书》本。

〔20〕骆承烈、孔祥民选编《画像中的孔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1〕[清]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一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2〕关于孔子行教像与孔子小影的关系,参见孔德平《孔子行教像的图像来源与样式》,丁宁、李凇主编《2011年北京大学美术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4—84页。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所刻现在陕西西安的孔子“小影”石刻,像右上方,即颜回身后刻有“吴道子笔”四字,或可作为吴道子画《孔子佩剑图》可能为“颜子从行”图像的一个间接证据。

〔23〕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一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24〕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一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该像左自上至下正书款跋,漫漶不可辨,是否有关于“吴道子”的记录,待再考。

〔25〕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一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6〕骆承烈、孔祥民选编《画像中的孔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幅年代不详的《孔子行教像》拓片,可能出自该石。图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六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27〕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六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69页。

〔28〕见 [宋] 孔传《东家杂记》,山东友谊书社1990影印胡氏《琳琅秘室丛书》本;[金] 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影印明刊本;[明] 陈镐《阙里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影印明刊本。

〔29〕[清] 巢勋临《芥子园画传·第四集人物》,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孔德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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