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门铜狮是什么时候的?

太和门前这对儿加上底座高度超四米的大体量青铜色铜狮,身上没有铭文,也未听说有档案文字记录,关于其制造年代一直存在争议。看纪录片《故宫100》,以及在故宫官网上检索太和门铜狮,得到的答案都是:可能是明代的。但也有声音认为这是清代的,北京城的绝大多数铜狮子都是基建狂魔乾隆帝造的,太和门前这对儿体量最大的记录,乾隆帝恐怕不会让给别人去创造。可是关于它们的记载却并没有在乾隆朝的档案中被发现,这也是比较奇怪的,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是乾隆的,怎么会没有记录。
下面关于这对儿铜狮,笔者想通过纹样及造型特点简单说明一下。

铜狮有两层底座,第一层是与狮身连为一体的铜座,方箱式底座,第二层是标准的石质须弥座底座。

石质须弥座,上下枋两层雕刻云龙纹,束腰层上下是仰覆莲瓣,比较饱满的莲瓣,从明到清,莲瓣逐渐鼓胀饱满。束腰雕刻省略了如意头的椀花结带纹。

最下层圭角上的云纹,明中期以前云朵高耸,弧度优美,明晚期到清中期,弧度平缓,开始变得方直。清晚期越发方直,都有些像回纹了。这个须弥座的圭角云纹,时代特征在明晚期到清中期。清中期也有比较直的。单看这个圭角云纹,更倾向于明末清初。

束腰的玛瑙柱,中部刻有降魔云的部分,比较方,不似明代那般圆润。椀花结带纹,是上下两条卷草纹对称翻卷形成的,远端似飘带展开。首先它的卷草部分,枝条上有数条棱线,这是乾隆的特色。再看它的飘带部分,弯折比较方,这也是清中期开始的。

云龙纹,龙角很长且平,上颚有点臃肿,腿部略短,爪子的刃不是双向,而是单向里的。整体看着没有明龙的锐利和生猛。云纹也不舒展。

纹样特征可能会复古,但基本不会提前出现。综合看石座更有清中期的可能。

铜座,方箱式底座,这是明代狮子常用底座,但是清代也有延续。方箱侧面凹进去,里面做与须弥座束腰一样的椀花结带纹,凹槽立边环绕一圈莲瓣纹。凹槽外的横向长边雕刻卷草纹,竖向短边雕刻缠枝西番莲。方箱顶面铺有包袱巾,也称“锦铺”,包袱角垂下,盖住侧面中部。方箱下面是须弥座的圭角和土衬石部分。铜座的纹饰,细密繁复,与石刻有不小的区别,因此不能做等号对比。

圭角上的云纹,高耸,线条圆弧,如果放在石刻上,必然是明早期的。可是在铜塑上,北京城的清代乾隆铜狮子铜座大多都是这样的圭角云纹。这就像北京大木彩画上看到一波三折就可以说是明早期了,可是在琉璃彩画上,一波三折贯穿明清两代,并不能做为断代的依据。

从垂下的包袱角上可以看见,包袱心上有类似窗棂三交六碗的菱形嵌花锦纹,中心好像还有海棠开光,里面纹饰为簇四球纹。包袱边是连枝卷草纹。

方箱的凹槽像是须弥座的束腰和上下枭,只是这里的上下枭变成了环形枭,一圈莲瓣。莲瓣内隋唐以前是几本没有纹饰的,就是莲花瓣,唐代开始,可能人们觉得太过单调素净了,开始往莲瓣里添补纹饰。这里是卷草纹,是莲瓣轮廓线向内翻转延续生成的纹饰。仔细看束腰的椀花结带,线条不是平滑的,而是有棱有槽的。

上面这四块纹样,左侧两块都是太和门的,右侧上面是雍和宫铜狮铜座的,下面是颐和园排云门铜狮铜座的。先看上面两块缠枝西番莲的对比,构图一样,都是下面的西番莲带如意头,上面的不带。两处的西番莲旋瓣表现方式不太一样,太和门的要细腻工整一点。再看下面的包袱角对比,可见部分的包袱心是一样的三交六碗菱形锦纹,包袱边是一样旋转模式的卷草纹。

这是天安门金水河南侧的明早期石狮子,金水河北侧还有一对儿。天安门前两对石狮子,这不太合理。所以笔者推测,金水河南侧这对会不会原来在太和门前,后来乾隆铸造了青铜色铜狮后,它们就被挪到了这里。乾隆施展大挪移神功的实例有好几处。比如清漪园时期,大报恩延寿寺山门前原是一对石头狻猊,后来乾隆又造了一对更大更威武的石狮子来守门,狻猊就被挪到了山门里面,现在这对狻猊在后山须弥灵境遗址前。再比如雍正圆明园大宫门前本是一对石麒麟,乾隆来了给换成了铜麒麟,再后来又换成了铜狮子。再再比如雍和宫“寰海尊亲”牌楼前那对石狮子原来在天王殿前,后来乾隆造了一对折耳铜狮子给置换挪外面去了。总之,换的标准就是体型越来越大、材料越来越昂贵。所以说天安门前的其中一对石狮子被乾隆用铜狮子置换过来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个推测是错误的,详情请看下篇)

太和门铜狮对比天安门明早期石狮,感觉太和门的铜狮是以天安门为模子制作的,只是气质上太和门的更霸气有杀气,少了明代狮子那种古拙的劲儿。太和门这对铜狮如果是乾隆的,也应该是继位后没多久就铸造的,养心门、长春宫、存性门的铜狮子感觉都是脱胎于它俩。

颐和园排云门前铜狮,上面纹样对比用的就是它的铜座。这对铜狮并非此地土著,有说法是光绪重建颐和园时从圆明宫大宫门挪来的,还有说法是从畅春园移来的。

左边是排云门,右边是太和门,体型上当然差不少,但是整体造型风格还是很相似的。

其实写到最后我也不能肯定的认为太和门铜狮是什么时候的,只是罗列了一些我从造型和纹样上的观察发现,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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