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一天中最好的辰光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伦敦时报》在他去世后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
一天中最好的辰光
凉爽的夏夜。
窗户开敞。
灯亮着。
水果在碗中。
你的头在我的肩上。
一天中这些最愉悦的时刻。
接下来,当然,
是那些清晨的时光。还有
临近午餐的时候。
以及下午,和那
薄暮时分。
但我真爱
这些夏天的夜晚。
甚至超过,我想,
其它那些时辰。
一天的工作已经完成。
这时没有人能影响我们。
或者说永远。
(舒丹丹 译)
卡佛自话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首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
“我不觉得我写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是反传统的。这辈子我一直在认识这样的人。事实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之一,迷惑的,酩酊大醉的。我就是从这些人中来的,很多年来,我和他们并肩工作。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写一部关于学院生活的小说,或是关于老师、关于学生的故事。让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事物,是那些我在身边的生活里目睹的事,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目睹的事。那些生活里,当有人敲他的门,白天或是晚上,或是电话响了,他们真的会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怎么弄到付房租的钱,也不知道冰箱坏了怎么办。有个评论家批评我写的《保鲜》,说:‘好,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给修好呢?’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请人修最少要花六十美金。可能这个评论家没有注意这点,但有人是花不起钱请人来修冰箱的,就像有人不去看医生,因为自己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牙齿坏掉了,因为没钱去看牙医。集中关注这些人,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的人了。短篇小说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要是看到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
“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他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或者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