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李根利：徐光启与他的时代
徐光启出身农家，其父“间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徐氏宗谱·先考事略》），他自幼与农业生产接触，对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晚明又是一个“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发，徐光启幼年时即多次目睹大水、海溢等天灾带来的大饥荒，所以他对农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为此他还为自己专门取了个号曰“玄扈”，“玄扈”即“夏扈”，本是一种类似布谷鸟的小鸟，有督促农桑之效，因其色黑，故名。相传少昊之世以鸟名官，置春扈氏、夏扈氏、秋扈氏、冬扈氏、棘扈氏、行扈氏、宵扈氏、桑扈氏、老扈氏为九农之官，其中“夏扈氏，农正，趣民芸除”（蔡邕《独断》），徐光启以“玄扈”为号，取时刻不忘农桑之意，也充分表明了他的重农思想。
徐光启在农业上的第一大贡献是推广高产粮食作物。徐光启在家守制期间，通过福建客商接触到刚刚传入东南沿海的甘薯，甘薯俗称番薯、地瓜、白薯、红薯等，原产美洲，新航线开通后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地栽种，大约在万历时传入福建等地。因甘薯喜温、喜光、不耐寒，此时还没有在长江流域种植成功的记录，徐光启敏锐地发现了甘薯高产、可当米谷帮助人们度荒的优点，“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粮”（徐光启《甘薯疏·功用》）。他托人从福建不远千里三次引种，一次次摸索种植经验，终于在上海地区将甘薯种植成功。徐光启认为既然长江流域可以种植甘薯，那么黄河流域在解决了留种难的问题后也是可以种植的，为了推广种植经验，他撰写了《甘薯疏》，其中详细记载了“传种”“种栽”“剪藤”等诸多环节的栽培经验，并归纳甘薯的优点为“十三胜”，鼓励大家广泛栽种。《甘薯疏》是徐光启研究农学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甘薯种植和加工利用的专著，其传播远至日本、朝鲜等国，对后世影响深远。
引种甘薯成功后，徐光启又将目光转向了原产北方的高产作物芜菁，即俗称的大头菜，旧说认为芜菁无法在南方种植，因其不足两年就会变成菘，即白菜。徐光启不盲从旧说，亲自试验，找到了其中症结，最终种植成功，他又写了《芜菁疏》指导人们广泛栽培。除了这两种高产作物外，徐光启指导人们种植的还有木棉、柑橘、乌桕、竹子、百合、萱草等作物，还归纳总结了肥猪、养鱼、养蜂等法，可谓心系民生，尽心竭力。
但推广高产和经济作物在徐光启看来都是微末小事，他心中还有更宏大的规划，即改变南北农业发展的不均衡。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从宋代起就完全转移到了东南地区，朝廷百般用度皆仰给东南，明朝迁都北京后，为了供养宫廷、百官和军队卫所等，每年要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运输四百万石的漕粮，再加上因此而生的各项“加耗”，漕运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徐光启在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时候就关注漕运之事，指出漕运致使国家贫穷，因为“东南五倍而致一西北，坐而靡之”（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一下《徐光启》）。所以他一直想改变这种局面，每“以国计民生为念，见东南苦于输挽，西北病于荒芜，民失职业，游食无赖，国用日竭，民生日困。公思以救”（柏应理《徐光启行略》）。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告病前往天津试验屯田，他在低涝的盐碱地上修建水利工程，引进和种植水稻，并结合天津的田土特点，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业模式，在天津地区施行数百年而不废。除了种植水稻外，他还向当地农民传授先进的耕作经验，传播西洋种葡萄法，鼓励蚕桑，并拟引种麦门冬、何首乌等药用植物，开展多种经营，务使富农。
上海和天津农业试验的成功为徐光启以后写作《农政全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天启年间赋闲在家之时，徐光启搜集整理历代文献资料，结合自己的农业实践经验，经过数年写作，后又由门人陈子龙修订，终于完成了著名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共六十卷，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门，总括农家诸书，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并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农书集大成之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虽内容宏富，“而终之以荒政”（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一下《徐光启》），书中“荒政”一目，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他重农爱民的农本、民本思想。
《农政全书》内文展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徐光启虽然重农，但并不轻商，他认为“工与贾则农之自出”（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因此在对外贸易上，他也持肯定态度，指出“有无相易，邦国之常”（徐光启《海防迂说》），通商之后可以税应税之物，禁应禁之货，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他还敏锐地指出倭寇问题乃是贸易不通引起的，如果“禁私贩而通官市，可不费一镪，不损一人，海上帖然至今耳”（徐光启《海防迂说》）。可见徐光启属于士大夫中的开明一派，他的思想和眼界即便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先进和超前的。
徐光启一介儒生，却长于军事，这不得不说是件奇事，而这也与他儿时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密切相关。徐光启的父亲曾参加抗倭，喜言兵事，常慷慨陈说旧事，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引导他关注兵事。徐光启后来曾言：“臣生长海滨，习闻倭警，中怀激愤，时览兵传。”（徐光启《庖言·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疏》）正因为常读兵书战策和任庶吉士时的历练，徐光启对军事颇有心得。万历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后金，徐光启闻听作战方略后不禁大吃一惊，与友人书中言道：“此法大谬。”（徐光启《庖言·复庄游戎》）盖“兵与敌众寡相等、而分为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敌四”（徐光启《庖言·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疏》），如此岂能不败。
萨尔浒战败后，徐光启多次上疏言及兵事，其军事思想大略有二。一为“正兵”，即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以精兵为制胜之根本，徐光启指出“用兵之要，全在选练。此人人所知，别无奇法。但选须实选，练须实练”（同上）。二为制器，即大规模制造火枪火炮等热兵器。当时明朝有枪炮火药之利但后金实无此利器，此为明军在装备上占优之处，故徐光启在给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信中言道：“但须多储守之器，精讲守之法，中间惟火器最急。”（徐光启《庖言·复熊芝冈经略》）此后徐光启多次建议朝廷学习西洋之法多铸造大炮以资战守。崇祯初年复职后，徐光启再次建议从澳门选购火器，遴选铳师艺士北上助战，甚至提出建设十五支由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军队—精锐火器营的设想，并以登莱地区军队为试点开始建设。
徐光启的强兵之策，练兵、造器皆不偏废，可谓周全，但是在明末的政治环境下却难以实施。上文已言词臣练兵，多方掣肘，终告失败。从澳门购买的红衣大炮虽然在宁远之战中助明军取得大捷，但大规模制造配备却因朝议纷争未能施行。崇祯五年，登莱参将孔有德率部于吴桥哗变，后率领这支大炮火器俱全的部队投降皇太极，后金遂得火器之利，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徐光启寄予厚望的精锐火器营班底不复存在，强兵计划终成泡影。
万历二十八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第一次于南京会晤，徐光启对利玛窦十分敬仰，“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在接触天主教八年后，万历三十一年秋，徐光启在南京领洗入教，成为天主教徒，教名“保禄”（Paul 或Paulus 之音译）。对于徐光启以儒冠拜耶稣的原因，史无明载，但后来徐光启曾在上疏中言天主教：“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徐光启《辩学章疏》）后世学者一般认为徐光启入教是出于对空疏虚浮的宋明理学和佛学应对明末社会问题的失望，欲从天主教中寻求治道，“从事西教，思窥其象数之学，以救汉宋以来空言论学之失”（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5 页）。总而言之，“天学的道德教化和西方科学技术是吸引他皈依的两个最主要因素”（陈卫平等《徐光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3 页）。
徐光启入教后，在学习天主教义的同时也跟随传教士学习了大量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清人曾言：“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阮元《畴人传》卷三二《徐光启传》）在学习的过程中，徐光启发现了《几何原本》的重大价值，《几何原本》的拉丁文名为《欧几里得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公元前300 年前后完成的一部数学著作，是最早用公理法建立数学演绎体系的典范，也是欧式几何的奠基之作，更是整个欧洲数学的基础。而中国古代数学虽然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汉以来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依拟形似，如持萤烛象，得首失尾”（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因此徐光启想引进西方数学弥补中国数学的缺陷，而他又深知数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如果能普及几何之学，将“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最终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同时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法则，从而不利于教义的传播，如果翻译出此书，将有益于传教事业。两人一拍即合，从万历三十四年起开始合作翻译此书，以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注释本为底本，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反覆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两人不辞辛劳，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译出了前六卷平面几何部分，其译文简练精确，徐光启还创造性地使用汉语中原有的“几何”一词代指一切度数之学，并确定了几何学中一些基本术语的译名，如点、线、直线、平行线、面、平面、曲面、圆心、直径、三角形、四边形等一直沿用至今，并传播到日本等国，影响深远。利、徐合译《几何原本》是中国科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科学译著，深入沟通了中西文化，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梁启超曾评价此书道：“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7 页）
明代《刻几何原本序》手稿
《几何原本》全书一共十五卷，合译完前六卷后，徐光启想接着翻译后九卷，“但利玛窦神父认为就适合他们的目的而言有这六卷就已经足够了”（［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517—518 页），因此世人一直以来都指责利玛窦译书只是为传教服务，并非真心帮助中国人学习科学。但近来学界研究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前六卷自成体系，本来就单行于世，所以只翻译此最精华的六卷亦无可厚非。最重要的是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时并未学习后九卷，他本人也不懂后面立体几何的内容，自然也无法口授译文。而且前六卷译完后，徐光启即丁忧回乡，再回北京时利玛窦却已作古，两人再也不能合作译书了（余三乐《徐光启与利玛窦》，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1 页）。对此等遗憾，徐光启只能发大业未成之叹，此译本遂成未竟之作。直到二百馀年后的清咸丰七年（1857），此书才由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补译完成。
《几何原本》前六卷译完后，徐光启又用利玛窦之前翻译的一部关于测量法的草稿，完成了《测量法义》一书，之后又自撰了《测量异同》《勾股义》两书，“其意则皆以明《几何原本》之用也”（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测量法义》，中华书局，1965，896 页），即将书面知识转化为实用之技，“经世致用”是徐光启人生中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其弟子陈子龙评价自己的老师说：“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而能充分表明徐光启这一思想的则首推《泰西水法》一书。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继续向庞迪我、熊三拔等传教士请教学问，万历三十九年夏开始，他跟随熊三拔学习西方农田水利科学知识，至来年春编成《泰西水法》六卷，前四卷叙述取水、蓄水之法，第五卷述水质水理，第六卷绘器具图形。此书和徐光启关心的农政密切相关，他认为这些水利工程和器械“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徐光启《泰西水法序》）。而且此书并非只在纸上画饼，徐光启、熊三拔等人亲手制作了水利器械试验，供人参观学习，务求经世致用。
在数学、水利等领域之外，徐光启在天文历法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社会极重天文历法，甚至将其上升到治国安民的高度：“律历既正，寒暑以节，岁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绩以凝，万事根本由兹立焉。”（《宋史》卷六八《律历一》）明朝所用《大统历》是沿用元代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而来，年深日久修订不时，误差越来越大，“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清史稿》卷四五《时宪一》）。而西方自1582 年起已经开始使用较先进的格里高利历，即现行的公历，其精密度远超《大统历》。利玛窦来华后有过帮助明朝修订历法的想法，但历法事关重大，修订谈何容易，故在万历年间数次动议皆未果。徐光启也是修历的积极支持者，早在万历三十九年，他就在熊三拔的帮助下完成了《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后又完成《简平仪说》，制造出了天盘、地盘（简平仪）、璇玑玉衡等仪器，万事俱备，只等修历时机，而这一等又是十馀年。
崇祯二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又出重大差错，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上疏请求开局修历，这次终于得到皇帝同意。徐光启立即组织通晓历法的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人设局翻译西洋天文历法书籍，以便吸收西方最新科学成果，同时选择精工巧匠制造天文仪器进行精确观测，此即阮元所言：“验之垂象，译为图说，洋洋乎数千万言，反覆引申，务使其理其法，足以人人通晓而后已。”（阮元《畴人传》卷三二《徐光启传》）徐光启对实际观测尤其重视，他曾说：“谚曰‘千闻不如一见’，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数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徐光启《日食分数非多略陈义据以待候验疏》）从此可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崇祯三年，年近古稀的徐光启在观象台观测时不慎失足跌落台下，腰膝皆伤，仍旧坚持工作，书稿往往修订七八遍才定稿。徐光启如此辛劳努力是因为他深知历法关乎国计民生，它不仅是一个王朝正统地位的具体象征，而且时令节气，阴晴雨雪皆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农业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他又以修历为机，举“旁通十事”，几乎涉及十七世纪所有的学科门类，“他希望通过修历，广泛促进农业、手工业及与民生日用有关的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30 页）。基于这种宏大情怀，徐光启设定了一个首先会通中西历法，最终还要超胜西历的目标，新历必须“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徐光启《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
徐光启呕心沥血为修历操劳，后又入阁办事，积劳成疾终至不起，其临终之时给皇帝上疏念念不忘者仍为修历，“历法重务，虽幸告成，而未了规摹，尚需善后”（徐光启《进缴敕印开报钱粮疏》）。徐光启去世两年后，其继任者李天经完成了历书的全部修订工作，此即著名的《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共一百三十七卷，分五次进呈朝廷，实际是由几十种专题性历法专著组成的一部丛书，“其书凡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数、曰法算、曰法器、曰会通，谓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恒星、曰月离、曰日月交会、曰五纬星、曰五星交会，谓之节次六目”（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新法算书》，中华书局，1965，895—896 页）。其中法原为天文历法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是全书的重点。《崇祯历书》与中国传统历法相比，融会贯通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显现出诸多优点，如运用了几何学、平面与球面三角学，引进了地球和经纬度的概念，采用三百六十度制和六十进位制的度、分、秒制度，指出行星椭圆运动的轨迹等，而且书中确立的许多天文学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2 页），有学者指出此书“使中国的天文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传统的代数学体系一步转为西方古典的几何学体系”（胡厚宣《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序》，3 页）。当然，《崇祯历书》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如它是基于第谷创立的天体运行体系完成的，第谷学说折中哥白尼日心说和托勒密地心说，并不是最先进的天文学理论。另外书中仍存在以日蚀、月蚀为“无形之灾”，不承认天体自转等错误。虽然《崇祯历书》有一定缺陷，但是它开启了中国人认识宇宙的新阶段，在中国天文学史乃至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崇祯历书》虽然修订完毕，但未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清顺治时，汤若望再加整理，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献于朝，清廷将其定名为《时宪历》正式颁行于天下。徐光启辛苦多年修历，最终却是为他人作嫁衣，后人对此不无慨叹：“光启等龂龂辨论，当时格而不行，乃为新朝改宪之资，岂非天意哉！”（《清史稿》卷四五《时宪一》）
徐光启所处的晚明是一个全球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代。在西方，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产生并初步发展，新航路的开辟把以前隔绝孤立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世界市场扩大了，全球一体化进程逐渐走上快车道。而历经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解放了思想的人民创造积累了无数前所未闻的科学文化知识，它们成了之后东西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在东方，自明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某些手工业部门中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此趋势相对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李贽这样提倡个性自由、感情解放，否定传统伦理道德的“异端”。而也是在晚明时期，中国古典科技进入总结阶段，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堉《乐律全书》、茅元仪《武备志》、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名著纷纷成书，可以说这一时期东西方的科学与文化成就同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东西科学文化交流可谓适逢其会，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同时双向发生，徐光启和利玛窦则是沟通东西科学文化的先驱和杰出代表。
而与利玛窦相比，生长于闭塞“天朝”的徐光启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更显难能可贵，“迄今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阮元《畴人传》卷三二《徐光启传》）。徐光启于经学、文学、数学、天文、历法、农学、水利、军事等领域无一不通，其学问可谓“出入天人，上下经史”（邹漪《启祯野乘》卷六《徐文定传》），是真正的文武全才，比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达·芬奇亦不遑多让，而他在中西交流和爱国利民等方面所达成的成就又远非达·芬奇可比。
徐光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其超前的眼光有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所处的时代，比如他“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徐光启《庖言·复太史焦座师》），这和二百多年后洋务派所喊出的“求富求强”不谋而合，可以说徐光启才是名副其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的先驱。但和所有的先驱一样，他们往往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因为传播西学，徐光启一生无数次被人误解与攻击，他在与李之藻的信中坦然言道：“吾辈所志、所言、所事，要可俟诸天下后世而已，他勿论矣。”（徐光启《与李我存太仆书》）
除此之外，徐光启在道德人品方面亦可为世人表率，本来对于明清以来的人物， 因为可查阅的资料甚多，摆脱了单薄且脸谱化的记载模式，后人往往能从中发现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但是徐光启却是一个少见的“完人”，他一生“不随俗浮靡，力返于朴，服食俭约，不殊寒士，终身不蓄妾媵。教戒子孙下至臧获皆有法焉，乡党浇薄为之一变”（徐骥《文定公行实》）。为官时清廉自守，“冬不炉，夏不扇……登政府日，惟一老班役，衣短后衣应门，出入传语”（张溥《农政全书序》）。他在家乡亦别无产业，宅院僻处县城角落，故有“徐一角”之称，这又与其拥有良田万顷的同乡徐阶有天壤之别了。
上海为徐光启立的阁老牌坊
徐光启孜孜一生以富国足民为志，他投身科举走上仕途，希望从政一展宏图，却限于时势难遂其志。但在全球迎来巨大变革、将要走进新时代之际，他勇于突破，不懈探索，以热诚开放之心架起了沟通中西的桥梁，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