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邦本:古代都江堰岁修制度——从《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说起(三)

五、多源多样的经费渠道

古代都江堰等巴蜀水利工程岁修等建设的经费,大致有四个来源:政府财政拨款;专门税捐(专项赋税);民间自筹;个人捐款。

都江堰作为大型水利工程,其创始修建以至岁修经费的一个主要来源,即政府拨款。政府拨款又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两个渠道。唐以前都江堰工程建设、维修方面国家府库开支的记录失载,但政府拨款的存在毋庸置疑。唐代高骈在成都修筑罗城,该城既是军事防御工程,又是大型水利设施,与都江堰水利系统密切相关,甚至本身就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工和经费开支浩大。唐僖宗就曾下《赐高骈筑罗城诏》指出,整个工程总共“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卓哉懋绩,固我雄藩,罄府库之资储,舍阴阳之拘忌;但为国计,总忘身谋;并无黎庶之怨嗟,不请朝廷之接借”,足见财政开支之巨。然从诏文中“不请朝廷之接借”之说可知,这笔巨大的经费,全出自地方财政。北宋冯伉《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亦记,都江堰岁修“每岁孟春,役徒万亿,太仓为之给粟,长吏为之监工”。“太仓给粟”云云,提示宋代对都江堰的修治中央财政似亦有支出。元代灌州也曾实行以贷款于民所获利息,用于都江堰岁修的制度。明代堰工开支政府亦有投入,史载“或支官料”。清朝政府财政对都江堰岁修的开支有进一步扩大。明清之际巴蜀长期战乱,导致都江堰荒废于草莽之间,尽管封疆大吏高民瞻、佟凤彩均组织岁修,灌区各县亦纷纷进行修治,但限于财力经费不足,一直难复昔日之功效。康熙十九年(1680),杭爱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出任四川巡抚,鉴于“此堰废弛已久,往岁修筑,仅以草率从事,故有历三春而水不至田,农人悬耒太息者。遂于是岁(康熙二十年)孟春,发帑金四百,遴委通判刘用瑞、游击钟声,往求离堆古迹而疏浚之。比至,果于榛莽中得离堆旧渠,砂石淤积久矣。盖历年堰水,惟从宝瓶口旁出,非离堆故道也。禹主治水,行无所事,李冰岂独不然?违其道而治之,毋怪乎用力艰而决防屡告耳”。杭爱这次下决心大规模修复都江堰,使“民得耕稼以有秋,官吏相与庆于庭,士农相与歌于野”,所用经费,即出自国库。乾隆六年(1741),四川巡抚硕色奏请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经费由国库开支,获得批准。由此“堤岸、闸坝等工,俱动正项银粮。从前捐输各项,自乾隆元年为始,一概革除。都江堰所有计亩均摊,尽数豁免”。然至乾隆末年,官拨经费款已经入不敷出,初由盐茶道给予补助。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川总督蒋攸铦呈请征收灌区各县义仓租谷(堰田收入),“以备堰工不敷经费”;并由用水各州县捐助竹粮银730两。此后每年岁修“或加银六七两至百余两不等”。各县所交谷价银除支付岁修经费外,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余款所储已至银9500余两,并用此前以之生息所获息银3720两作为岁修补贴,因而从此年开始免除各县堰工银两;并将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来征用的济田租谷归还各县。

不过,无论中央或地方的财政支出,归根究底还是来自民间交纳的赋税。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甚至本身就以工程受益地区的水利专门税捐(专项赋税)为主构成。宋代大观二年(1108)七月诏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然岁计修堰之费,敷调于民。”随着宋代吏治逐渐腐败,“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绝江遏水,以灌数郡田。吏盗金,减役夫”。这是官员用减少役工吃空缺的伎俩贪污工程款(也可能是“敷调于民”的民间款,但已变为公款)的记载。上引大观二年七月诏令亦指出,地方政府负责岁修“工作之人并缘为奸,滨江之民困于骚动”,因而严令:“自今如敢妄有检记,大为工费,所剩,坐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

蜀地编户齐民承担修堰赋役之制,由来已久,前蜀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即谓:“赋税之户,轮供其役。”至于充当地方政府岁修工程经费的专门税捐(专项赋税),宋人有明确记载。南宋范成大《吴船录》曰:

李太守疏江屠龙,有大功于西蜀,祠祭甚盛,岁刲羊五万。民买一羊将以祭,而偶产羔者,亦不敢留,并驱以享。庙前屠户数十百家。永康郡计至专仰羊税,籍羊税以充。甚矣,其杀也!

范成大淳熙二年至四年(1175—1177)任四川制置使,以上引文即其淳熙四年五月从成都离任时,出发西行至都江堰的纪行文字,记载可靠而权威。其时祭祀李冰父子刲羊之税为数甚巨,不仅“永康籍羊税以充郡计”,以至有过“吏颇侵盗”遭致罢免的记载。羊税不仅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且杀羊祭祀李冰父子尤其是被高度神化的李二郎,已不仅仅是民间信仰活动,而是北宋以来政府管理都江堰水利事务之每岁重要内容,并成为后世传统。北宋著名大臣石介《记永康军老人说》对此有详细记述:

有灌口祠,其俗事之甚谨,春秋常祀。供设之盛,所用万记,则皆取编户人也;然官为之聚敛,盖公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过于急征暴敛……国家尝大酺(祭祀二郎神诞辰),而永康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盖官以峻刑急责,而强取其利……及是复酺,公(永康判官刘随)先言屠人,出公帑钱平易之。是年,屠人乐输。公初出帑中钱也,有司执之以为不可,公斥之,独行;朝廷亦不问……鲁国石介闻是说,起而舞曰:夫严先配庙,尊圣人也;斥灌口祠,禁淫祀也。

可见宋代崇德庙(今二王庙)供奉李冰父子的春秋常祀当时即已为“国家大酺”,祭祀典仪极盛,史称“万羊之祭”。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云:“蜀李冰作大堰,以溉诸县……蜀人德之,立崇德庙祀之,蜀人奉祠,岁刲羊以数万计。”南宋初年曾敏行《独醒杂志》也云:“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祠祭甚盛,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

到元代,根据前述揭傒斯的《大元敕赐修堰碑》文,民间交纳的都江堰水利体系岁修专项赋税数量亦甚巨:“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具体征收办法是“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一缗”。《元史·河渠志》的记载与此略有出入,曰“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总数则同为“岁不下七万缗”。其明确指出,岁修征费如此巨大,“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可见国家征收的岁修专项赋税给当时民间造成的经济负担不轻。前述《大元敕赐修堰碑》还记载了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大修都江堰,其时灌州“民之庸积而在官者”已达二十五万余缗,吉当普此役工程空前浩大,共花费四万九千余缗,余款“廿万一千八百缗”贷民之息,可“以备祭祀,若淘滩、修堰之共”。这笔日后用于祭祀李冰父子和淘滩修堰的官款,考其源,仍是产生于灌州老百姓“专供堰事”这一近役的代役钱——所谓“民之庸”的利息。

明代地方水利所需经费、人力和工料的来源,前后并不统一,“或役本境,或资邻封,或支官料,或采山场,或农隙鸠工,或随时集事,或遣大臣董成。终明世,水政屡修”。但在都江堰灌区,如前所述,明初以来仍实行“每岁冬春之会,令得水州县与军卫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记田均输”。至成华九年(1473),四川巡抚都御史夏埙“以远人赴役不便,又将郫、灌二县杂派(一作泛)科差,均摊得水州县,专备工料,以供堰务”。其后正德十五年(1520),四川水利佥事卢翊继续采取按田产摊派劳役的办法。四川的上述新法,实际上已经开了晚明“一条鞭法”将税粮和力杂差役全部计亩征钱、折办于官的先河。

清初以降,都江堰岁修工程仍沿袭明代以来按田产摊派劳役经费之制的传统。顺治十八年(1661),巡抚佟凤彩提出,“行令用水州县,照粮派夫”。康熙四十八年(1709),官府遂“易派夫为折银”“每夫一名,折银一两”“得水州县,照折有差”。雍正七年(1729),巡抚宪德建议将各地摊派劳力改为摊交水费,由当地收款后雇工代役。由此次年即行按田亩得水先后分级征收水费。总体而言,计亩分级摊交水费的办法,比起更具人身强制性质的计亩派夫服役,相对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和负担,是一个历史进步。上述都江堰渠首工程计亩分级摊交水费的岁修之制,亦影响到巴蜀广大地区民堰的岁修。诸民堰的岁修,一般由用水农户推举或轮流担任的堰长、沟长负责主持,按堰规调集劳力,摊收水费。

巴蜀地区除都江堰这样的大型水利设施作为国家或政府工程,往往由灌区尤其是受益民众以计亩摊收等方式征集解决经费问题外,农村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则多由民间筹集资金、工料来兴修和维护。如史载唐代“眉州通义郡青神县,大和(828—835)中,荣夷人张武等百家请田于青神,凿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此种情况,历代均有。又如光绪《射洪县志》载:“乾隆庚午、辛未间(1750—1751),有乡民杨荛、冯栋等跨岗之西而东穿一石洞,欲引水灌田,以力匮则止。乾隆二十五年(1760),邑令何辰劝民捐资,督工横凿岭腹,导溪水以达于坝,分左右支,左支灌太和镇北杨村坝、纳镇坝田二千四百余亩;右支凿石开渠引灌谢家坝田六百余亩。是堰之成,众捐银一千三百余两,各田户计亩出银一千七百余两。”

普通民众的经济能力一般均很有限,因而地方上捐资兴修水利者,多为大户或乡绅。清代王泽霖《新开长同堰碑》铭云:“乾隆除,吾灌自玉堂场抵太平场,沿山皆旱地。十九年(1754),王来通等五人相度地势,于横山寺凿崖开渠三年,南达石崩江,置闸引水,命曰长流。后经履勘,于乾隆二十三年讫二十九年(1758—1764),续开至太平场下长生宫后,更号同流,合名长同堰,灌溉所及不下一万亩。是堰由二王庙道士王来通规划,县人艾文星、张金倍、王大舜、刘玉相各捐银五百两以为工费。”捐资建长同堰的艾文星等五人,显然都是颇具实力之大户,而规划此堰的道士王来通对清代灌县一带水利亦颇有贡献。无独有偶,据乾隆《双流县志》,清初顺治年间,双流县三圣寺大朗和尚亦托钵募化,自双流金马河上游温江县左岸引水开渠百余里,自流灌溉温江、双流、新津三县之田六万八千余亩,史称大朗堰。乾隆《彰明志略》亦记清代彰明县(今江油市的一部分)有“姚济堰,明成化年间,本乡举人、云南楚雄推官姚本仁致仕后开修”。又如清代三台县“惠泽堰在县之南明镇,与绵属之马嘶渡毗连。乾隆十九年(1754),郡守费元龙、绵州牧罗克昌详请兴修,工巨费繁,历久未就。绵州诸生熊绣暨子飞龙、升龙捐资万余,独力垫修,至三十一年,工始克成,记灌涪绵二属田万六千五百余亩”。

地方官中亦历来不乏捐资兴修水利设施者。如史载北宋哲宗年间的崇宁司里张唐英,就曾“独立捐金”修堰,溉田达数千亩,人称“司里堰”,传为美谈。再如元代吉当普大修都江堰之前,就有灌州判官张弘“请出私钱,试以小堰。堰成,水暴涨,堰不动”,为下一步大修提供了依据。另据康熙《成都府志》,清初战乱,都江堰多年失修,“顺治十六年(1659),巡抚都御史高民瞻、监军程翊凤合文武捐银二千两,雇募番倮修筑开浚,暂资灌溉”。又清朝大邑知县“黄藜,字天阁,福建平和人,康熙庚午举人。四十二年(1703),知大邑。邑旧有堤堰三十六座,导水灌田,常资修浚。藜于春作方兴,几捐俸亲督堰长,预期修筑。终藜之任,秋成无歉”。嘉庆《四川通志·堤堰》亦载:“永济堰在射洪嘴,乾隆九年(1744),遂宁知县田朝鼎捐资创建,约灌杨渡坝田二万余亩。”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捐资兴修的水利工程,因年代久远以后,常常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财力不济,遂转而由政府接手维修扩建。如清代崇庆州“黑石河大堰,原系民间自淘挖,往返百里,劳苦备臻”。雍正初年,田廷锡任知州,“为民请命,遂如都江诸堰,一例给帑官修”。又如民国《三台县志·堤堰》记:“永成堰在县东北涪江之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创开于县民陈所伦,灌溉数年,老君溪山泉穿渠堰废。嘉庆十五年(1810),邑令沈绍兴议修复……历百有余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5)天旱,以工代赈,发帑万金,循古迹而上至绵界麻柳林筑新口,引渠长六十五里,横出山溪九,灌溉涪江左岸涪城、小围及老马渠诸坝田三万四千亩。”又如前引清代二王庙道士王来通规划、大户出资兴建的灌县长同堰,“溉田三万余亩,后以用官工经费岁修,改称上、下官堰”。此种历史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制度下,民间社会在面对自然环境长期复杂沉重的压力和挑战历程中,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强势而表现出的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脆弱。

综上所述,从传世文献、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和都江堰本身的工程模式、建堰材料可以推知,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的岁修应于建堰之初即已经起源,而且在历史上形成了颇为完善的岁修制度及其执行机构,包括系统、完备的准则程式、时序组织以及经费、工料的划拨征集、规划开支等等,充分反映都江堰不仅在工程模式、水文明理念等方面堪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在组织、制度层面同样为世界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彭邦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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