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反叛，元朝为何摒弃宋朝尚意书风？

鲜于枢曾在自己的论书文章中明确指出：

草书笔法至山谷乃大坏不复理！

黄山谷，世人自然熟悉，宋代尚意书风的开拓者之一，既工行楷，也精草体，其用笔变化无端，神鬼莫测，跻身四家之列。至鲜于枢，学书者都曾耳闻，却未必了解。

喜欢赵孟頫的朋友，都应该见过赵孟頫所说那句：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甚远，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尔。

想来，这样一位被赵孟頫给予高度评价的书家，定然不会无端贬低苏黄之学，我们今日就从鲜于枢的角度出发，聊一聊宋元书风的差异。

书法，从广义来说是一种大众审美，但从狭义来说，乃为个人审美。这并不冲突，也不矛盾，因书法有一定的审美标准和练习标准。标准之上下，乃为好坏之分界，此为大众；均在标准之上，则由个人喜好。

鲜于枢所言黄山谷大坏笔法之观点，现在来看是有些荒唐的，但就当时而言，旧时苏黄笔下之意犹如今日民间口中之“丑”，此言绝非信口，乃时人记之。故鲜于枢隔朝非议，信可有也。然，欲窥伯机之言，当先知其笔。

鲜于枢主要以二王笔法为主，少参李北海，米芾笔意，是比较正统的二王书风。

从水平上说，鲜于枢笔法非常规矩，用笔全以骨力胜，但少姿态变化，略显俗气。当然，这也只是今下观点，元朝时，善书者当称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几位，为时人共举。反观我们今日比较推崇的杨维桢，在当时只算一股野逸风流，不入时人法眼。

至于其草书笔法，主要以二王怀素为主，此幅作品偏向怀素。确实如赵孟頫所言，草书胜他甚多，笔法圆劲，少露锋芒，虽肆意，却不失规矩，其墨色变化中还可见一股磅礴之气，应该算的上是鲜于枢的一幅精品。

至于《进学解》相对二王草书笔法偏多，一看就是《十七帖》的底子，偶尔掺杂怀素之法，从某些细节来看，甚至有些用笔痕迹明显受过孙过庭影响。

综合来看，几乎全出二王体系。

书法分韵、法、意、态。元朝中后期，乃为“明清态”之萌芽阶段，从南宋开始到元初期，又为“反宋意”之阶段，因宋亡国，所以其书风也并不受后人欢迎。

所以，鲜于枢批评黄山谷之笔法，一为“时也”。

其二位“命”，我曾在专栏解释过两大笔法体系，二王“一拓直下”，鲁公“篆籀笔法”，这两种笔法体系组成了整个笔法系统。

其中在讲到“篆籀笔法”时，曾说过，“意”的前提，就是要理解“篆籀笔法”的应用。

在笔法逻辑中，篆籀笔法会直接影响“字形字态”“运笔速度”“章法韵律”，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颜真卿，没有把二种笔法结合的杨凝式，就没有宋朝的尚意书风。

逻辑就不细说了，专栏里都说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内容，我们记住结论就好了。

之所以说鲜于枢批评黄山谷，其二是“命”，就是他对篆籀笔法“作用”的一种忽视。刚才说过，鲜于枢是比较纯正的二王书风，但也并非不懂篆籀笔法，比如其学怀素，就是篆籀笔法。

只不过鲜于枢的篆籀笔法，没变通，也就是说他只是单纯的学怀素，而非拓展笔法的逻辑。

原因跟第一点相同，就是“时运”。从南宋开始到元朝初期，是抗拒“意”的。书法家若想抗拒宋时书风，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方法论，而非只在嘴上抗议。

方法论是什么呢？

回归晋人，回归二王！代表人物就是赵孟頫。

从当时诸位名家的取法来看，几乎都是学的二王体系，即便参考唐人，也是二王体系一路的唐人。

所以在对笔法的认知上，鲜于枢看不到黄庭坚所拓展的那一层。

黄庭坚也学二王怀素，且为深入学习，以之为宗，这跟鲜于枢没什么区别。关键在于黄庭坚去研究了笔法的逻辑，知晓篆籀笔法对“象”起到的决定作用，然后才从篆籀笔法中，悟到自然之象。

要说是天赋差异，鲜于枢也是饱学之士，字中用笔变化也偶有叫绝之处，二者定然相差不至如此悬殊。

所以，只能从时代上找原因，宋朝初是一个文化包容的时代，而元朝初是一个文化反叛的时代，学习同样的东西，深度定然会有差异。

从整体时代来看，宋朝书风丰富，明面上有“尚意”的宋四家，私下却有李建中、薛绍彭、赵佶等人。

但从元朝来看，整个元朝初期的书坛，似乎都是都由“赵孟頫”一人扛起。同时期鲜于枢，草书虽胜，但行书也有赵孟頫的影子，而邓文原只有章草稍显，行书中赵孟頫的影子要更多。康里巎巎虽然学赵孟頫不多，但成就主要在小草，比较单一，没有赵孟頫博学。

这也就是“偏见”的最根本原因。

文化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如活鱼之水，清浊不同，鱼亦异焉。

鲜于枢批判黄庭坚“大坏笔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时风的盲目，虽然此论在当时或无人反驳，但却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只能说：时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