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阅读的多维向度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它或被用来证明文学文本意指的不确定性和意蕴的丰富性，所以不同的人能读出不同的意思，阐释绵延不绝；或被用来印证读者理解文本的差异性，因为受教育、环境、年龄、性别、阅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读者们的阅读能力、水平、趣味千差万别，即使面对同一个文本，他们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个体不同带来阅读空间差异
如果仅从字面看，“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似乎暗示，一个读者眼中，就只有一个哈姆雷特。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到自己阅读《哈姆雷特》的体会时曾说，她少年时就读《哈姆雷特》，后来又多次阅读，却是常读常新，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这部经典的理解都有不同，心中的哈姆雷特形象也有变化。这样，她的眼中就不止一个哈姆雷特了。那么，一个读者眼中，到底有多少个哈姆雷特？
伍尔夫的阅读体验，绝不是孤例。关于阅读，中国古人张潮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因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张潮的话与伍尔夫的阅读体验相互印证，阐明了一个道理：人生阅历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对文本形成不同的把握方式，产生不同的理解。有这样阅读体验的人，绝不在少数。小时候我们看《西游记》，钟情的只是孙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长大后再读，对唐僧的慈、八戒的憨、沙僧的直，以及师徒四人的情谊，就多了些体会。以后再读，对天庭与西天、神仙与妖魔的关系又会有不同的体味。在自我的成长以及成长中的反复阅读中，对孙悟空的形象以及一系列人物的形象，还有对小说内涵的理解，都在变化、丰富和深入。不止《西游记》，许多文学经典阅读，都带给我们这样的体验。看来，一个读者眼中，真的不止一个哈姆雷特。
视野生长引发阅读时间差异
如果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凸显了读者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一种空间向度的阅读差异的话，那么顺着张潮的话，我们则发现了阅读差异存在的另一向度——时间的或者说历时的向度。历时向度的阅读差异为什么会存在？因为人的“理解视野”是生长的。“阅历”其实构成了阐释学所说的理解视野的“先在结构”，自我成长带来阅历的丰富，阅历丰富使这个先在结构更加丰富或者发生变化，先在结构的丰富、变化最终使理解视野扩大、加深或者变化。这样，即使阅读同一文本，不同生长阶段的理解视野也会形成不同的阅读体验，阅读在历时层面的差异性就出现了。一个读者眼中之所以会有不止一个哈姆雷特，就是因为自身的理解视野的生长。而到底有多少个哈姆雷特，则要看他或她形成了多少个层面的理解视野，又读了多少次剧作。
当然，这种阅读差异产生的重要客观条件是，文学文本本身意蕴丰富。张潮将读书比作赏月，其实文学文本似月终究非月。月，因为是物质性存在，亘古如一，文学文本则是合法地标举虚构性的符号结构体，它的意蕴往往非常丰富、复杂和不确定。所以，不同人生阶段的赏月，是生长了的或者变化了的理解视野对“月”这一个本身不变的对象的把握。而读书特别是文学阅读，则是对前述的符号结构体的把握，或者说从这个符号结构体中再生产、再创造出意义。当然，因为是作者首先创造出熔铸了自己意图的这个符号结构体，所以它只能是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因此，读书或者说文学阅读，与其说是像赏月，不如说更像佛家所说的“因指见月”，文本如“指”，发挥了登岸之筏的引渡功能，承载读者抵达如“月”的意义彼岸。而不管有多少次登岸，都必须乘坐此筏。因此，尽管我们承认阅读体验的差异性，重视读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但绝不否认这种差异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为文学文本的特殊结构这一客观基础所限定与制约着的。
当然，也存在意蕴单薄、贫乏的“文学”文本，如某些网络小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文本是很难产生差异化的阅读理解的。但是，阅读差异的历时性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人们原来很喜欢这样的小说，但是阅历增长了，读的“书”多了，再读这样的小说就会索然无味、颓然放弃，转而渴望读到新的、更好看的小说。古人说，“观千剑而后识器”，就是这个道理。
真挚情感确保意义连续传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还存在着某些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几乎无视文学文本这一客观基础的阅读与阐释。张江曾经举例说，同样是阅读《哈姆雷特》，有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肖瓦尔特，她看到的却只有奥菲利亚，心心念念地只是“解放奥菲利亚，或者让她成为悲剧的中心”（张江《强制阐释论》）。这样一来，一位读者眼中，一个哈姆雷特也没有了。
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阅读和阐释呢？“强制阐释”批判者认为，这样的阅读与阐释理论先行，立场前置，罔顾原文，是一种“不道德的”阐释。其实，如果这种阐释只是普通读者表达自己的一种见解，倒也不失为有趣的洞见。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位理论家的理论认识，并不会满足于作为有趣的洞见而存在，而是要凭借自身的“科学性”（哪怕她或他是反科学主义的）去建构或争夺话语权。强制阐释之所以是强制阐释，就在于它明明已经脱离了文学文本这一科学性的客观基础，却非要说自己比别人更有道理，并要求他人接受。因此，它也的确难以洗刷“不道德的”嫌疑。
强制阐释的问题还在于，它是以非文学阅读的方式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在强制阐释者心目中，文学文本已沦为“材料”，而不是带给他们感悟的“作品”。对于材料的处理方式，当然是程序化的、步骤化的，文学文本被解剖开，并部分地被抽取出来，只是为了与论者早已存在的观点相验证。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只看到智力性的投入，而文学阅读所要求的情感投入、对文本的细腻感受，统统都变得不必要了。以非文学阅读的方式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强制阐释，是无意回答、也无法回答一些具体问题的。由此，我们可以将强制阐释式的阅读与常规的文学阅读区分开来。强制阐释或许有它的道理和存在的价值，但是这些道理和价值应该在文学阅读之外。
回到文学阅读，因为情感的真挚性，文学阅读确保了从作者到读者的意义传达的连续性。如此，一个读者眼中不管有多少个哈姆雷特，只要不变成李尔王或者其他，都是好事。
总之，从文学接受视角看，文本阅读存在三种可能向度：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非文学的“理论”或“文献”，如此一来，一个读者眼中，可能连一个哈姆雷特都没有了；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超历史”的文本，所有的阅读都力求还原“真相”，于是，在一个读者眼中，有且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召唤结构”，期待并允许读者不断去补充、扩展、引申，这样，一个读者眼中便有无数个哈姆雷特。看来，要弄清一个读者眼中究竟有多少个哈姆雷特并非易事。不过，也恰是存在一个读者眼中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这样的追问，文学阅读才显得趣味盎然，文学经典才能够润物无声。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