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称“藏书二酉”当在辰溪大酉山中

典称“藏书二酉”当在辰溪大酉山中

满延长

前不久，在家中用旧报纸裱饰陋室，忽一张题有“书通二酉行天下”的报纸标题跃入眼帘。此文提到湖南督学张亨嘉题“古藏书处”四方红砂岩石碑一事，不禁让我如鲠在喉，一吐为快。张亨嘉于光绪六年题所谓“古藏书处”时,却不知道光《辰溪县志》早有明确记载，而张氏所题的“古藏书处”，整整晚了近70 年。如果以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山川考九》云：“明史载（辰 溪）大酉山入沅陵者误”，即从明嘉靖丙戌间曾力主此“误说”的沅陵进士王世隆至张亨嘉的光绪六年，又晚了 364 年。若追溯自北宋真宗帝时，李昉作《太平广记》早南宋祝穆作《方舆胜览》227 年。清光绪张亨嘉为何却附南宋祝穆说而避北宋李昉 《广记》说？清水绪张享嘉之“古藏书处”比北宋李昉之《太平广记》晚 892 年。

长期争执的“二酉藏书”论，在逾越千年历史背景下的张亨嘉，对“书藏二酉”之典史，如此草率结论，实在令笔者不敢苟同，更不敢重读“沅陵有一座自古就名扬天下，为众人仰慕-102-和朝拜的山，它的名字叫二酉山”的《书通二酉行天下》之序 文。然后，沅陵便从这白河乌宿蟠龙山下扬帆，一路“史”顺当“今”而“书通二酉”遍“行天下”了。

历史，就是过去的史实，“二酉藏书”是中国古史的一段悲壮典藏史诗文化。要知道，古人为何“藏书二酉”，首始于何时何处谁之手。效仿于何时何处谁之手,继续于何时何处又谁之手,我想澄清这个千古疑问，有朝一日，便可向世人宣布“书通二酉遍行天下”了。而当今沅陵只有一个孤独、糊涂的所谓小酉洞穴，何来“二酉藏书”说？

正如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记》录沅陵教谕张佳晟《游小酉洞记》云：“余考典故，小酉藏书皆秦人遗踪，大都类桃源幻境……于是者说，近诞今辰（府·沅陵县）之人，止（只）言二酉，妙华不言，有小酉夫大小酉并称，大酉在辰溪，小酉在沅陵。图史载其悉，何未之辩也”。千古之疑，古人都说，何之未辩焉得清明乎？

“二酉藏书”，如此中国典藏文化，沅陵却糊糊涂涂地抢冠自戴，这是典藏文化的失落与悲哀！正如李康波在 2007 年 12月 22 日《湖南金鹰报》撰文说：“典藏文化必须认真！没有历史的文化是可悲的文化；没有真正的历史却偏说有，那不但可悲而且可耻”！于此，应当一辩，更当研究以正史典。

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小酉山在府西北三十里，昔秦人隐此而学。”然早于南宋祝穆《方舆胜览》227 年的北宋真宗帝时，封禅辰溪大酉山三十六洞天之二十六，却诏曰在辰溪。见清康熙《辰溪县志》：“（辰溪）大酉山与龟山相连，离县治十里，道君封禅此山以名胜，得与封道书所载二十六大酉华妙洞天。古传所谓周穆天子藏书于大酉小酉是也。”又见《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卷七十九》载：“明一统志传，（辰溪）是穆天子藏书处。”

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五·山川志》录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大酉洞穴生云母，崖滴丹砂，第二十六洞天即此。”又见《事林广记·卷六·仙境》。同时又有《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湖广通志·卷十二之三十九》载：“大酉山在辰溪，山下有洞名大酉洞，《杜光庭》三十六洞天记，大酉山大酉华妙洞天。”又《云笈七籤》载：“大酉山洞名曰大酉华妙洞天，尹真人治之”。古传“昔秦人于此而学”，世称“秦人书室”。但县志为何又说“小酉在沅陵”呢？（见清雍正《辰溪县志》）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修志者据南宋《方舆胜览》“小酉山在府西北三十里”之说而云。而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三十九·杂识》认为：“今考小酉山在沅陵北河内乌速（宿），此酉水所由名也，至大酉山在辰溪县南里许。两山相距百余里，中隔武溪而谓小酉为大酉后洞门乎？”道 光《辰溪县志·杂识》不相信世上有相距百余里而仍相称为“前后洞门”之序藏书二酉的怪事。《墨樵遗集·善化（今长沙）进士-104-孙良贵》云：“辰水（环）大小酉山相夹而托，古称小酉为大酉石室后洞门。”孙进士一锤定音：大小二酉在辰溪，小酉洞就是古称的“后洞门”。南宋祝穆全不知辰溪有大酉山二酉洞之藏书典纪，错把“辰溪”作“辰州”，从而一错争论近千年。（见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三十九·杂识》）

明知“二酉藏书”有异议，而湖南督学张亨嘉先生在清光绪六年题沅陵小酉山为“古藏书处”，真的是臆断之行，不顾史实依据。正如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三十九·杂识》中，论有关“藏书二酉”之云：“臆断适启后人聚讼之门”。看来辰溪县志《杂识》早督学张亨嘉 70 年前，就预言有人会如此臆断而为后人惹下扯不清的文字瓜葛。那么辰溪大酉洞（前洞门）究在大酉山何处呢？道光《辰溪县志·山川志》之刘家传《大酉藏书辨附》云：“大酉山下以山得名之大酉洞也，此所谓昔产丹砂自洞水流出，洗砂溪上之大酉洞也。”洗砂溪今在辰溪电厂背后大酉山下，有丹砂自大酉洞水中流出，见《宋史杜杲传》：“辰溪丹砂”。即此，此洞溪又名“东流溪”。清雍正《辰溪县志》载：洞中，明尚书“湛若水有铭”。又有清雍正进士彭曙《游大酉洞记》。道 光《辰溪县志·卷之三十四·艺文上》云：“（城南）渡江上岸，不半里处验之，果见其地有大酉观古刹一所，路旁丰碑一通，额书大酉洞碑记数字，中虽磨灭无文，临末一行有弘治年号可考，则是此地诚有旧洞”。

明大理寺评事、工部主事、兵备道、戏曲家叶宪祖曾《游辰溪大酉洞》考记云：“大酉名字天下奇，中有藏书愿见之……入洞竟闻流水声，垂崖乱叠春云片。足下怪石争崎嵚，两竖扶持不知倦。幽阴一转一徘徊，缘梯忽见青天开。出自平冈暂延伫，不见藏书在何许。藏书隔水水太深，有门如瓮穴如鼠……”。这里是当年叶宪祖考证的大酉藏书前洞门，也就是《辰溪县志》载的“大酉洞城南里许”的所在地。

据此，“辰溪大酉山二酉洞藏书”说较“沅陵小酉山二酉洞藏书”说，理由论据似乎要充分得多，其历史典藏文化底蕴岂能以酉水而得名的沅陵小酉山所能比拟。因为沅陵小酉缘名于酉水而非据酉山之实名，所以辰溪于清道光元年修志时，就有善化进士孙良贵的“大小二酉在辰溪”的观点，被修志者于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三十九·杂识》中付梓存疑。同时，也可从清雍正彭曙和唐效尧二进士《游辰溪大酉洞记》时考证的结果看，也证实了二酉洞（前洞与后洞）在辰溪大酉山。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五·山川志》云：“大酉山城南对河里许与龟山相连，主山高耸九峰层叠，故又名九峰岭。《名胜志》：'脉自铜仁万山来，至县南酉向结为大山故名’。宋道君封禅此山，以名胜得与，山麓有洞，有古观，有旧书院，皆以大酉名。县志叙述得何等详细，志说大酉山“在城南对河里许”，大酉山有洞，叫大酉洞，洞下有道观，名大酉观。观前临辰水与沅水两江汇合处，有 -106-“大酉书院”。这就是大酉洞之“前洞门”。

那么，“城南十里”的“后洞门”，是不是史称的“小酉洞” 呢？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三十四·艺文上》：录清雍正进士唐效尧《游辰溪大酉洞记》云：“所谓'后洞’者……及入洞，一小碑嵌石壁中，刻'小小酉’三字，明贤令曹公行健题也。崖下列碑甚多，甘泉谌先生、阳明王先生，及吾郡麻阳太仆满公，俱有题咏”。

请又看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山川考上》载：“及入洞，一小碑嵌石壁中，万历间曹邑侯行健所题也。其下碑甚多，甘泉谌先生、阳明王先生及吾郡麻阳太仆满先生，俱有题咏”。小碑上题有什么？乾隆《辰州府志》没有记载，而道光《辰溪县志》录雍正进士唐效尧《游辰溪大酉洞记》中载，小碑嵌石壁中“刻 '小小酉’三字”句，已明显被《府志》编辑删去了。删去的原因有二：一是古辰州（沅陵），在明代时，企图把辰溪大酉山入户沅陵县，已被《府志》载，早在明史中拒之为“误”。见乾隆《辰州府志·山川考》。二是对于辰溪邑侯曹行健嵌“刻小小酉三字”石碑，雍正《辰溪县志·卷之一·地理》载：“县南十里……（洞 内）题云小小酉”。但到了乾隆朝时，《辰州府志》修撰者生怕沅陵小酉被入户辰溪大酉之中去，所以在《府志》乾隆版中，后人再没有见过辰溪邑侯曹公“刻小小酉三字”的碑文史记了。

其实，道光《辰溪县志》记洞中刻有“小小酉”三字碑嵌于石壁中，曹公本意为辰溪大酉山“后洞”继“沅陵小酉洞”之后而曰“小小酉”洞，结果有违曹公本意。有关“小酉洞”究在何处，抑或曹公不明，抑或曹公不敢犯上以明辩。其实此“后洞门”，就是自北宋道君真宗帝封禅辰溪大酉山后世人争执已逾千年的“小酉洞”实际所在。辰溪俗称已久的“前洞”与“后洞”，其二酉洞相距不出十里，遥相呼应。而前洞门下的“大酉书院”就是典藏古称“书通二酉”的重要遗址。自穆天子第七代西周宣王时（公元前 827 年）太史占卜龟卦，显示藏书有火焚之灾，宣王命藏书减半分藏于小酉洞内，仿当年穆天子（公元前 1001 年）藏书大酉山的故事。但自周宣王后 600 余年的始皇帝一统六国时，真的应验了周宣王太史占卜藏书有火焚之灾的“焚书坑儒”。于是，辰溪大小酉洞便又重效继西周穆王、周宣王之后的“秦人藏书二酉”的 3 个不同朝代的典藏之故。综上所述，辰溪大酉山自古俗称的“前洞”与“后洞”，就是缘名辰溪大酉山之“二酉洞”，典称“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即此也。（原载《怀化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本刊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