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率多年保持7%以上，营商环境名列前茅，政府廉洁度令人称赞，世界首个立法禁用塑料袋的国家，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之一——你可能不会想到，这竟然是非洲的一个小国：卢旺达。2016年的时候，财新胡舒立带领团队跑到卢旺达对该国总统进行了专访，主题是卢旺达的重建与新生，探究这些年这个国家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之所以叫重建与新生，是因为就在20多年前，该国发生了一场非洲乃至世界当代史上最血腥、最惨绝人寰的悲剧——卢旺达大屠杀。在1994年4月6日至7月19日短短100天里，约有80万到100万人被杀（国际社会对遇难人数存在争议: 联合国估计为80万人，卢旺达议会的调查统计是107.1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七分之一。100天杀100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天1万人，每分钟至少20人被杀——之所以在数量上恐怖如斯，是因为参与屠杀的不止是军人，大量平民参与其中，这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灭绝。同一个国家的人，为什么一个群体要置另一个群体于死地？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普通平民为何会卷入屠杀？平时善良淳朴的农夫和孩子怎么一瞬间就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场人类灾难的始末。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面积2.6万平方公里，比海南岛小一些，1994年人口700万，主要有三个种族：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85%、14%和1%。矛盾就发生在胡图和图西这两大族之间。这两个民族其实在各方面十分相近，语言、体格和文化都没有太大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社会阶级——传统上图西族是牛主，而胡图族则为牧牛人，图西族是胡图族的主人，所以长久以来图西族拥有主导地位。18世纪中期，图西族国王征服了其他民族，集中权力，并制定了反胡图族的政策。19世纪时国王基加利四世规定图西族可以放弃黄牛来获得特权地位，换取经济和个人服务，同时强迫胡图族为图西族酋长工作，由此导致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裂缝不断加大。1884年，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西非会议将这片领地作为德属东非的一部分划归德意志帝国，卢旺达由此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人接下来没有大幅改变卢旺达的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支持图西族国王并把权力下放给各地方酋长来统治这篇土地，所以，图西族依然高胡图族一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两族之间是可以通婚和流动的，特别富裕的胡图族人具有在名誉上成为图西族的可能性，失去财富的图西族人，也会在政治上逐渐失去图西族人的身份，成为胡图族人。一战后，德国的殖民地被瓜分，其中合并在一起的卢旺达-布隆迪成为比利时的殖民地，比利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更加明显地将图西族和胡图族视为不同的种族。1935年，比利时引入了新的身份证制度，在上面明确标注图西族、胡图族或特瓦族，这一制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掐死了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之间的流动，种族身份被完全固化。与此同时，比利时还给与图西族更多特权，在教育医疗机会和公务员、军队、警察任职等方面处处照顾图西族而排斥胡图族，进一步增强了图西族对胡图族的霸权。资源分配长期倾向于一方，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比利时这一系列的操作，强化了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为后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埋下了祸根。由此也可以看出，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权力分配不平等是该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二战结束后，比利时继续治理成为联合国托管领土的卢旺达，负责监督其独立进程。主张早日独立的图西族和胡图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1959年胡图族发动了革命，推翻了执政的图西族国王，此后，胡图族激进分子开始屠杀图西族，迫使超过10万图西族人向周边国家寻求避难。此次革命让比利时看到了主体民族的威力，开始致力于将胡图族与图西族权力跷跷板的两端力量互换，渐渐将权力转移给胡图族，降低反抗压力。
1961年，卢旺达举行全民公投，废除了君主制。1962年，卢旺达与布隆迪分离并获得独立，成立了胡图族卡伊班达政府，图西族则成为被统治对象。新政府接受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民族身份登记政策，把它作为打击图西族的一个工具。为报复曾经图西族的压迫统治，卡伊班达政府对图西族进行打击、 排斥和镇压，并在 1963年、1967 年、1973年分别爆发了对图西族的大规模种族屠杀。胡图族政府的压迫和屠杀导致大量图西族人流亡国外，这些难民陆续成立了各路反政府军事组织，不断向国内发起进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敌对邻国乌干达成立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这个组织的核心正是卢旺达现任总统、也就是开头视频中的人物——保罗·卡加梅。1973年，哈比亚利马纳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成为卢旺达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与卡伊班达的民族政策相比，他可以算是温和派。在他的统治下，族群冲突相对缓和，他甚至推行了一系列 “民族和解” 政策，例如引入图西族人担任部长，但是他坚决反对图西族难民回国。1990年，在乌干达的卢旺达难民被贴上“非公民”的标签，导致卢旺达爱国阵线进退两难，几无立锥之地。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爱国阵线干脆向胡图族政府发起大举进攻，从而引发卢旺达内战，两组仇恨进一步加剧，胡图族的强硬派开始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图西族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信上帝，一心只想恢复往日封建君主专制，以期达成奴役胡图族的罪恶目的”。这个过程中先后有大批图西族人被屠杀。内战打了两三年，双方难分高下，但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权威和政府稳定受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国内外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日益增高，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压力之下，哈比亚利马纳同意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和谈，在1993年年初达成协议，同意分享权力、共享政府职位。但是这惹怒了胡图族强硬派，他们开始考虑削夺哈比亚利马纳的权力，并发起针对图西族的更大规模的杀戮狂潮，“最终解决方案”——杀害卢旺达所有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在这时开始酝酿。1993年10月，与卢旺达同宗同源的邻国布隆迪史上首位胡图族总统，上任还不到四个月就被图西族极端分子刺杀，这让胡图族更加坚信了“图西族亡我之心不死”，“最终解决方案”成为越来越多胡图人的共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胡图族和图西族的矛盾早已冰冻三尺，来来回回相互屠杀了很多年。这个过程中，双方的不安全感都在与日俱增，都倾向于认为如果不对对方下狠手，就会被对方置于死地。这种普遍心理为接下来更大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与新任胡图族布隆迪总统乘坐的专机被击落，双双遇难。到底是被哪一方干的，到现在没有确切说法，有人认为是图西人，也有人认为是反对和解的激进派胡图人，然后嫁祸给图西人。不管事实怎样，胡图族一口咬定是图西族干的，激进派胡图人立马组织了临时政府，密谋大屠杀。飞机失事当晚，正逢非洲杯半决赛，很多卢旺达人民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突然，一个沙哑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了千家万户，“卢旺达人民们，我们伟大的总统被蟑螂一样的图西族人谋杀了，他们诱骗我们的总统，去签署所谓的和平协议，但在路途中用飞弹伏击了他，优秀的胡图族同胞们，清算的时刻到了！We must cut the tall trees!!Cut the trees now!!!”高树指的就是图西族人。胡图族民众的愤怒被彻底点燃起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正式开始。军人、平民全部走上街头，枪、砍刀、锄头、棍棒，人人手持武器，追赶、扫射、砍杀，枪声、呼喊声、惨叫声伴随着骨头和肌肉被砍碎的声音，传遍了卢旺达。老人小孩婴儿怀孕的妇女一个都不放过。就算是胡图人，如果被认为是图西人的同情者或者共谋，也会被杀。整个国家顿成人间炼狱，杀戮遍野，横尸千里，白骨累累，血流成河。成千上万的图西人躲在教堂，医院，学校和政府办公室，试图躲过屠杀。这些历史上曾经是避难场所的地方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变成了大屠杀的地方。最严重的屠杀之一发生于1994年4月15日至16日，地点在基加利以东约60英里处的Nyarubuye罗马天主教堂。在这里，镇长胡图人鼓励图西人在教堂内寻求避难所，以确保他们在那里安全。 然而市长背叛了他们。杀手们轮班在这里砍杀了两天，屠杀殆尽。由于子弹很贵，大多数图西人被砍刀或棍棒杀死，许多人在被杀之前经常遭受酷刑。有些图西族人跪在胡图族人面前，双手举着所有自己最值钱的东西，不是乞求对方饶了自己，而是请求对方枪毙自己，以免于遭受被一刀刀砍死的那种痛苦。有些受害者可以选择付钱买一颗子弹，这样他们的死亡会更快一些。昔日的朋友和邻居，此时都变成了屠夫和魔鬼，平时老实巴交的农夫和十来岁的孩子都变成了手持凶器的屠夫，毫无怜悯和人性。很多加害者在事后的采访中表示，过去和图西邻居相处的很好，但是因为害怕被杀，所以加入了屠杀的行列。“我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政府突然给我们武器，说图西族是敌人。本来我一直在犹豫，但是看到已经动手的其他邻居和军队，我放弃了思考，开始奉命行事。” 就这样，很多图西人被自己的邻居和朋友杀害。为什么平时温和善良的人会加入毫无人性的杀人队伍，除了被煽动的仇恨和害怕被杀，还有以下原因：1.临时政府的鼓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是在为国家除害；2.将砍杀对象非人化。如果我们把敌人称作敌人，那么再怎么痛恨对方，也是把对方当作人。但是把人非人化，不再当人看，那么在消灭对方的时候便不再有罪恶感，就可以可以像虫子和牲畜一样把他们随意弄死。没有政治动员就不会产生群体政治行动，大屠杀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不断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妖魔化图西族的宣传：“当蟑螂进入基加利时，他们将被消灭，你知道我们已开始了消灭蟑螂的进程，来帮助我们消灭他们，我们要不计一切代价消除这些瘟疫，除了消灭他们，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政客莱昂·穆盖瑟拉通过广播对胡图族民众讲话：“我们在 1959 年犯的致命的错误是让图西族出来……他们属于埃塞俄比亚， 我们发现他们让他们回家的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把他们扔进尼亚巴隆哥河。我一定要坚持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全力以赴消灭他们！”大屠杀幸存者雷吉娜·金（Regine King）说：“所有活下来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藏匿本领强，能够活下来完全是侥幸。我的两个兄弟在这场浩劫中遭到杀害，还有一位幸存的兄弟一天当中曾三次遭到砍刀的砍杀，但侥幸活了下来。但在我们的大家庭中，父母双方的亲戚没有几个人活了下来，即使活下来的不是缺了胳膊，就是断了腿。”为了进一步贬低图西人，胡图族极端分子将他们的尸体留在被宰杀的地方，暴露于荒野，被老鼠和狗吃掉。卢旺达电台在一百天的时间里公开宣布 80 万个要被消灭的人的名字，整个国家已经失控。面对屠杀，图西族人唯一能够依靠的是联合国维和力量。当时联合国在卢旺达驻有2500名维和人员，但是并未进行制止。早在屠杀发生之前，时任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指挥官达莱尔（Roméo Dallaire）中将就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总部发去电报，就胡图族极端分子准备“血洗”图西族人的危险举动发出警报指出，胡图族正在筹划有计划的屠杀，图西族已处在危险之中，要求尽快采取行动，收缴那些即将用于屠杀的武器。联合国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了他提出的收缴胡图族民兵武器的请求。大屠杀发生后，联合国依然按照“除进行自卫外，不得擅自使用武力”的原则，拒绝干预，同时将2500名维和力量的人数减少至250人。100天内，卢旺达的图西人，犹如待宰的羔羊，除了静待死神的降临，几乎毫无办法。100万卢旺达妇女、儿童和男人被自己的邻居亲手钉死或砍死在自己的家中、附近的教堂里、医院里、学校里或是道路的封锁线上。25-50万女性遭到强奸，9.5万名幸存婴儿沦为孤儿。献血染红了首都基加利的每一处角落，整座城市都充斥着尸体腐烂的恶臭味，城市变成了一间巨大的露天停尸房。2004 年拍摄的电影《卢旺达饭店》重现了这段历史，电影以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卢旺达胡图族饭店经理保罗如何在种族仇杀中设法挽救1268位图西族和胡图族难民的故事。电影当中也有不少血腥的镜头，但与现实中1994年大屠杀相比，相差甚远。直至1994年7月，卡加梅领导爱国阵线占领基加利，并很快控制了全国，大屠杀才终于结束。7月20日新政府上台，收缴了数十万在大屠杀期间充当凶器的砍刀。失去武器后，因担心图西族报复，200万胡图人逃出卢旺达，成为难民。在逃亡途中，数千人死于饥饿和瘟疫。在整个卢旺达大屠杀事件里，很多加害者，尤其是平民，也是受害者，角色不断转换。
卡加梅执政后，主持了该国的政治转型，坚定地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废除胡图、图西等民族分野，构建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在追究大屠杀罪犯时，卡加梅本着“重和解、轻处罚”的原则，在全国启用了近万个传统的“盖卡卡法庭”，由村民参与审判大屠杀罪犯，并接受罪犯的宽恕请求。在2012年5月正式关闭前，“盖卡卡”法院在10年间先后审理了190万宗案件。在国际层面，针对审判卢旺达种族灭绝罪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于1994年11月设立，迄今已起诉93名种族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其中八十多人受到审判，二十多人正在服刑。2020年5月16日，卢旺达大屠杀的关键人物费里西安·卡布加在法国被捕，他是时任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是亲家，也是当时的卢旺达首富。在大屠杀中，他旗下的媒体不仅煽动指挥着国内的种族仇恨，卡布加更投入大笔财富，购买并供应数十万把屠宰图西人专用的屠刀，并提供交通调度、制服与通讯设备，以帮助杀红了眼的激进暴民团加速杀人效率。爱国阵线控制卢旺达后，卡布加却人间蒸发，之后凭借自己的巨额财富得以在刚果、肯尼亚、瑞士、法国等国藏匿保身，直至2020年被捕。2004 年大屠杀10周年之时，基加利种族大屠杀纪念馆于落成，此地集体埋葬了约 25 万人，数字令人震惊。馆内有三大长期展览，阐述了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在这个非洲小国内，种族间的紧张局势如何愈演愈烈，大屠杀的导火索是什么，以及在一支庞大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眼皮下，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又为何能发生。其实，除了联合国的“失灵”，部分国家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比如法国。1962年卢旺达独立，法国取代比利时，成为对卢旺达最具影响的西方国家，并以“支持多数人自决”为由，扶持胡图族长期把持卢旺达政权。1990年起向卢旺达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尤其是在大屠杀发生之前，法国密特朗左翼政府明明知道将要有大屠杀，但仍然对胡图族当局给予不懈的援助，对大屠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卢旺达新政府成立后，视法国为种族灭绝的帮凶，两国关系长期冰冻甚至一度断交。直到2021年5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卢旺达，承认法国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责任，两国关系才有所转圜。2021年4月7日，法国历史学家杜克雷尔将关于法国在大屠杀中的责任的调查报告，交到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手中。二十七年过去了，卢旺达早已从曾经的人间地狱蜕变为非洲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也是公认的非洲治安最好的国家，被誉为非洲的“新加坡”。同时，卢旺达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五大出兵国之一，卢旺达不仅贡献士兵和警察，而且带着其悲惨的历史塑造的价值观来执行这些任务。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卢旺达大屠杀后，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在联合国响亮地提出，“今天再读联合国宪章，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其目的是保护个体的人类，而不是保护践踏他们的主权国家和政府，他们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背后侵犯人权”。
[1] 民族政治视野下的卢旺达种族灭绝透析 严庆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58期[2] 卢旺达的民族身份解构: 反思与启示 侯发兵 《西亚非洲》2017年第1期
[3] 《财新时间》20161120
[6]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纪念馆官网 https://kgm.rw/
[8] 联合国官网：卢旺达的教训
https://www.un.org/zh/preventgenocide/rwanda/lessonsfromrwand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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