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三十余年的追寻——《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编纂感言
吐鲁番文书残片的追寻
1985年春夏之际，我独自一人穿行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城市之间，寻访敦煌和西域出土文献，先后到过英国伦敦、剑桥，法国巴黎，西德汉堡、不莱梅、西柏林，丹麦哥本哈根，瑞典斯德哥尔摩等地。我当时是硕士生在读，作为合作培养于1984年秋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进修。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同时与张广达先生合作研究于阗历史，因此那时主要的关注点是敦煌文书中的归义军和于阗史料，以及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当时出国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只要有机会，不论是敦煌还是吐鲁番，也不管是和田还是库车出土的文书，能够接触的，我都动手抄录，想方设法收集照片。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我稍稍接触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吐鲁番文书，感觉马伯乐1953年刊本之外，还有不少珍贵的文书没有发表。在西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承蒙主人好意，我获赠一套原藏美因茨科学院的吐鲁番汉文文书照片，其中就有在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看到过的所谓“五保文书”。当时东西柏林分立，我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东柏林转了一天，在布莱登堡附近的东德科学院大门前驻足，德国探险队所获吐鲁番文书的主体就收藏在里面，但我没有事先联络，所以只能望门兴叹。
2013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
1990年秋天开始，我有机会到日本龙谷大学访问，这里收藏着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所获的大量文书，其中不少资料已经发表，但没有整体面世。我有机会通过缩微胶卷浏览了全部文书图片，也调阅了若干原件。当时这批文书正由小田义久教授带领一个团队整理，已出版《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正在编辑第二、三卷。这本书按编号顺序发表全部录文，同时选择一些重要的文书刊布图版，但录文不太精到，图版也不全，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不敷所用。我作为龙谷大学的客人，不能抢人家的工作，所以我也就没有对这批大谷文书做录文工作。
在日本期间，我还有机会走访了另一个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地——东京书道博物馆，但那时的书道博物馆管理不善，每年只拿出几件写经陈列，据说没有极为亲密的关系，是无法看到原件的，所以我也没有多做指望。在书道博物馆的失望，却在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得到了补偿。这里的吐鲁番文献原为新疆清理财务官梁玉书（素文）的藏品，已经装裱成八函，除日本个别学者提到过这里面的佛典外，没有人作过系统调查。我购买了一套全部文书的图片，并写了《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88页），向国内学界通报有关信息。此外，我走访了京都藤井有邻馆，看到了部分西州、北庭的长行马文书，但不出藤枝晃教授发表的内容。又走访奈良宁乐美术馆，承蒙馆主热情招待，看到日比野丈夫发表的蒲昌府文书，并获得照片，这部分后来由陈国灿、刘永增整理成书出版。最让人欣喜的是在京都大学附属的羽田亨纪念馆中看到一些未曾发表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但因为我很快就在1991年初离开日本，所以未及再去抄录。所幸后来池田温先生等先后前往，录出《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等重要文书（池田温《盛唐物价资料をめぐって——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の断简追加を中心に》，载创价大学《シルクロード研究》1998年创刊号，第69—90页）。早期的海外调查收获，已记录于拙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与此同时，国内散藏的吐鲁番文书也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1985年我曾据《历史档案》发表的照片，整理了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和僧人名籍（荣新江《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第29—35页）。又根据张玉范老师编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目录，检出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户籍（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载《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3页），这里收藏的北凉赀簿朱雷先生早有优秀研究（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第33—43页；收入其《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此外，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国家图书馆检阅敦煌写本残片，从中也发现若干吐鲁番文书，并就其中的烽堠文书残片作了研究（荣新江《唐写本中の〈唐律〉〈唐礼〉及びその他》（森部丰译），载《东洋学报》2003年第85卷第2号，第1—17、图1—4），其他则置于箧中，未及深究。后来在吐鲁番博物馆，在甘肃省博物馆，也都有所收获。
1996年6—8月，我应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邀请前往讲学，得以有机会编检德国国家图书馆、印度艺术博物馆（今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三处所藏吐鲁番文献，抄录了其中所有的非佛教文献（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载《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25页；又《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典籍与文书》，载《华学（第九、十辑）》（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54—877页），这其实构成我编纂《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的初衷。出国之前，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找到1935年和1937年走访柏林的王重民先生和向达先生拍摄的一批老照片，在柏林确认了它们的存佚情况，仍存者确定了新编号（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76页、图1—3）。1996年末，我又有机会走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图书馆，根据其馆刊透露的消息，终于看到所有馆藏吐鲁番文书，也订购了一些照片，其中不少是未被吐鲁番学界所知的材料。在我之后，我的硕士生、后来任教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姚崇新走访普林斯顿大学，又拍摄到一批照片。最后是我的另一位硕士生、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怀宇，全面整理了这批文书，撰成《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汉文写本》一文，把著录和图版发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馆刊》上（Chen Huaiyu,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at Princeton’s Gest Library”,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4/2, 2010, pp. 1-208），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帮助。此外，我的博士生付马于2010—2011年赴赫尔辛基大学进修，我托他调查马达汉收集的吐鲁番文书，也获得不少重要信息。
《一切经音义》（卷六）缀合图（王重民旧照片）
敦煌吐鲁番文献合集公布的机遇
吐鲁番文献分藏极散，难以全部过目，更何况有些在私人手中，更是难得一见。所以，高清的大型图录的出版是我们收集材料的另一个目标。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学僧出口常顺曾经在柏林购得一组德国探险队所获吐鲁番文书，带回日本大阪四天王寺。1978年，藤枝晃对这组文献做了整理，并依原大全部影印为《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吐鲁番出土佛典断片图录》（非卖品）。此书只印一百部，国内没有收藏，我在龙谷大学访问期间得以寓目，并将非佛经文献复印回来。2005年藤枝晃编《吐鲁番出土佛典之研究：高昌残影释录》出版（藤枝晃主編《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高昌殘影釋録》，法藏馆2005年版），我也获赠一册，为我们的《散录》工作提供了帮助。
更为重要的进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一些出版单位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影印出版抱有极大的热情，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来做这件事情。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1993年）、《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1996年）、《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1999年），其中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吐鲁番文书，甚至还有非常重要的文书。而《俄藏敦煌文献》17册（1992—2001年），包含相当数量俄国探险队所获的吐鲁番汉文文献，经过学者们的分析剥离，也构成我们这本《散录》中相当一组文书的素材。
与此同时，在日本方面的推动下，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在1994年和1999年分别出版了史树青主编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史树青总主编、吕长生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和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史树青总主编、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不仅有黄文弼所获吐鲁番出土文书，而且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多年来收集的罗振玉、罗惇㬊、唐兰等人旧藏的吐鲁番文书，均十分珍贵。后来因为与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协议，要专门出版一本《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所以黄文弼所获文书部分从《散录》中析出。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关系密切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也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陆续出版，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46册（2005—2012年），使我们得以从中检出原本属于吐鲁番的文献。
进入21世纪，日本方面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图录出版方面也有进步。收藏吐鲁番文书十分丰富的书道博物馆归属东京都台东区，在矶部彰教授等人的努力下，编成《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大型图录，一函三册，彩版印刷，2005年出版（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总括班2005年版），收录该馆所藏全部敦煌吐鲁番文献，虽然是非卖品，但重要的学术机构都获赠其书。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汉学图书馆也获赠一套，成为我们编纂《散录》时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从2009年3月起，大阪的杏雨书屋开始出版《敦煌秘籍·影片册》，总计9册，其中也有一些分散的吐鲁番文书，虽然有些过去见于羽田亨纪念馆所藏的黑白照片，但现在知道原件所在，而且全是彩版印刷。
迄今为止海内外大宗吐鲁番文献尚未公布者，可能就是芬兰的马达汉收集品了，好在2008—2009年日本学者西胁常记先生两次前往赫尔辛基调查，撰有《关于马达汉收集品》一文，附有一些道经和世俗文书的小照片（西脇常記《マンネルヘイム·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载《中國古典時代の文書の世界——トルファン文書の整理と研究》，知泉书馆2016年版，第169—285页）。结合我们此前的收集，得以校录出其中重要的典籍和文书。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承蒙国家图书馆刘波先生的提示，我们还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网站上，见到王树枏旧藏《唐人玉屑》一册，得以录出几件珍贵文书。
可以说，当我们2005年开始着手编纂《散录》的时候，正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间点上。通过一些大型图录，一些大规模的吐鲁番收集品，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所藏、日本龙谷大学和宁乐美术馆所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吐鲁番文献，都有了颇具规模的整理，我们不必阑入。而分散在海内外大大小小的吐鲁番收集品，此时大多数都有图版见刊，有录文可寻，甚至像德国藏卷在网上有全部的数字化图片，还有一些意外的网上新见和走访所得。在这样的条件下，编纂《散录》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
整理团队的组织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就能编成一本吐鲁番文献的合集，因为吐鲁番文献的内涵非常繁杂，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文书，时代跨度在千年以上。虽然有很多文书有前人整理的基础，但还有大量文书没有录文和研究，定性、命名都是问题，汇为一遍，非一人精力和能力所及。因此，要做这件事，需要有一个团队。恰好我们在2005年组织了一个团队，开始整理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这个团队也就成为整理《散录》的基本队伍。在这个队伍当中，有历史学出身的多年来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者，有中文系出身的研究吐鲁番文学文献的老师，还有对写本书法、道教典籍、占卜文献等有研究心得的专门人才，也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学子。在我所做的德藏等吐鲁番文献录文的基础上，整理团队开始进行录文、校录、定名和考释工作，并扩大收集有关的参考文献。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
参加过整理小组的年轻学人，也以《散藏》收录的文书从事专题研究，结出学术的果实。如熟悉道教文献的刘屹，先后撰有《天尊的降格与道教的转型——以德藏吐鲁番道教文献Ch.349、Ch.1002为例》和《德藏吐鲁番双语文书残片Ch/So10334(TIα)v的道教内容考释》，阐述了一些德藏道教写本价值。过去较少受人关注的吐鲁番占卜类文书，也有了新的研究，如余欣《中国古代占风术研究——以柏林藏吐鲁番文献Ch.3316为中心》，陈昊《德藏吐鲁番文书“推三阵图法”古注本考释》；游自勇《德藏吐鲁番文书〈推十二支死后化生法、推建除日同死法〉考释》。
典籍类中，林晓洁《德藏吐鲁番出土宋版〈新唐书〉残片小考》考证出德藏残片出于南宋初年的刻本，属于嘉祐本系统，十分珍贵；徐畅《德藏吐鲁番出土〈幽通赋注〉写本的性质、年代及其流传》对此六朝写本做了透彻的研究，确定是项岱单注本；李昀《吐鲁番本〈文选〉李善注〈七命〉的再发现》和《旅顺博物馆藏〈金刚经〉注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选・七命〉补遗》两文，比定出更多的《文选》残片并将其缀合。
在文书方面，来北大历史系的访问学者毛秋瑾，部分参与我们的整理工作，撰成《〈唐开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研究》一文，从书法角度加以探讨；整理小组成员雷闻，则撰成《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与唐代的公文用纸》，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史睿发表了《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唐律、唐格残片研究》。
与此同时，整理文书一直是我在北大历史系进行敦煌吐鲁番课程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年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上，把一些可以作为研究主题的残卷，提示给选课的同学，让大家自告奋勇，认领课题。在我们老师辈的指点下，同学们从录文开始，学习整理文书，并以小见大，从一件文书，联系一个方面，把文书整理出来，同时也做出一篇文献学或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
在历年的课程中最终发表的文章有：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王媛媛《新出汉文〈下部赞〉残片与高昌回鹘的汉人摩尼教团》，涉及德藏摩尼教文献；考古文博学院的王璞《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藏高昌郡时代缺名衣物疏考》，从文物考古的角度审视了这件早期衣物疏中的名物；研究吴简的凌文超《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藏两件天山县鸜鹆仓牒考释》，用处理简牍文书的方法考释吐鲁番文书；治魏晋南北朝史的胡鸿《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不知名类书”残卷的初步研究》，分析了这件残卷的内容和性质；研究宋史的林珊《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宋诗习字残片》，为我们考释出几片习字的宋诗归属和流传过程；跟我做文书研究的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的文献价值》，则比定出《前汉纪·孝武皇帝纪》《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等；何亦凡与朱月仁合作《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县籍拾遗复原研究》，把我们收集的散藏于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芬兰国家图书馆五处的12片文书排列出来，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复原研究（载《文史》2017年第4辑，197—214页）。
可以说，整理出土文献，需要一个涉及多学科的整理团队，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和博士生、硕士生，他们有干劲、肯钻研。集合大家的力量，才能把零散的文书聚合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文献宝藏（本节所列文章载于《吐鲁番学研究》《文献》《国学学刊》《文史》《西域研究》《西域文史》《出土文献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期（辑）刊及《第四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中国新出资料学の展开》《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旅顺博物馆学苑》《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文集中）。
编纂工作的程序
要编纂一本出土文献的合集，首先是要收集原始资料。在确定了范围之后，要尽可能全地收集所要整理的文献。正如上面所述，这个过程往往要花很长时间，特别是像《散录》这样的原始资料十分分散的情况，把材料集中起来，就是一个贡献。
对于这些原本来自吐鲁番的碎片，有时候我们可以幸运地将一些残片缀合起来，有些则可以归为一组。在《散录》中，像《礼记》《一切经音义》《文选》李善注本等典籍写本，我们都有超出前人成果的新缀合或归组工作，包括新近才得以整理的旅顺博物馆藏卷。在文书部分，比如像《武周大足元年（701）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我们就把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书道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芬兰国家图书馆藏残片归为一组，并复原其前后顺序。另外，我们把好几组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残卷相互缀合，如《唐开元年间瀚海军状为附表申王孝方等赏绯鱼袋事》（国博43+国图BD09337/周058）、《唐军府规范健儿等纲纪状》（国图BD09330/周051+国博38），这些残片经过许多学者的单独研究，但一直没有缀合在一起，这次我们借图版发表之惠，终于将它们缀合到一起，为唐朝制度和地方军事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文书依据。
《礼记·坊记》缀合图
《瀚海军状为附表申王孝方等赏绯鱼袋事》缀合图
与此同时，要全面收集前人有关原始文献的研究成果。吐鲁番研究课题广泛，而且《散录》涉及的原件存于许多国家，最初往往是该国学者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研究文献也涉及多种语言的论著。但不论是什么语言撰写的大大小小的相关文章，都要收集。这就是我们在每条文献的解说中，要给出著录、研究过该条文献的全部参考文献的原因。掌握了前人研究成果，有些已经确定的定名、断代等工作就不必重复。而我们对于有些文献的研究也远较解题详尽，因此参考文献也会帮助读者检索到我们的研究论文所在。
整理出土文献的最重要工作是录文，这是提供给读者原始文献的识读结果，也为后人使用这些文献提供可以引用的文本。按照整理出土文献的原则，一般都是要按行录文，上下的残缺状况也尽可能地表现出来，有时候看上去犬牙交错，其实这中间是见功夫的。录文要准确，这就要克服各种不同字体和俗别字的识读难点，所以整理出土文献要有一定的文字学功底。录文应当增加新式标点，这也是表明这是经过整理的文本，因为如果没有读懂，是无法点断的。但增加标点，就会影响到录文本每一行的长度，有些行的下面就无法和原件的样子相像，这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写本字体原本也有大小的不同，除了正规的书籍，每行字数也不可能像刻本那样统一，所以即使不够整齐，标点还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
有些文本虽然残缺，但因为有现存文本的对照，或者可以据诗歌的句式，推断出残缺的字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原状录文之后，附上一个复原本，特别是诗歌文本，这些复原本是有助于韵脚的确定，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出土文献经常是一些碎片，没头没尾，因此需要根据内容来加以定名。现在古籍数字化进步非常之快，不像1991年我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编敦煌残片目录时，基本上没有电子本，都是人工去查找。现在不仅几乎所有佛典都有了电子本，还有《四库全书》涵盖的古籍，甚至《道藏》等等，对于文书残片的定名给予极大的帮助。但在电子文本提供有多种选择时，或者电子文本也查不到时，还是需要编者加以判断，并作出正确的取舍。
在标题之下，需要有简短的解题，交代尺寸大小、写本上的一些特殊情况，以及年代，无法定名的要给出大致的性质。因为出土文献的整理，主要是提供给读者文本，因此解题不宜文字过多，但要介绍一些录文看不出来的情况，还是很需要花费功夫来写的。
前文已经提到过，在解题下面，最好的整理是要把关于该文献的研究论著罗列出来。我们编纂《散录》和此前编纂《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一样，都把相关的研究巨细无遗地著录出来，具体到页码。为了不使文字冗长，都采用缩略语的方式，而把缩略语表放置在文末，虽然增加了翻检之劳，但节省了很多篇幅。书后的缩略语表，其实就形成了本书的参考文献，自有其功用。
根据我们整理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经验，以上各项，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一本书的编成，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切不可掉以轻心。
出土文献的整理，是20世纪初叶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因此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吐鲁番出土文书是出土文献中最为破碎的材料，《散录》所收几乎都是非正规考古所得的材料，有些经过多次分散流传，正是这样复杂的情况，给我们的整理工作带来许多前人没有遇到的挑战。通过对这些零散文献的整理，我们不仅提供给学界珍贵的写本和早期印本文献，还希望在整理方法上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逐渐形成规范，为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做出贡献。
三十余年的追寻（本书主编荣新江、史睿合影）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1年第7期）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