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即合理，既是对辩证法的误解，也是违背历史理性的诡辩
存在即合理，在今天的社交网络上，成了一句回护自身毛病的惯用话语，即便回护之人没有实实在在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从他们的护短逻辑来看，也是把“存在即合理”当成了一句应对合理指责的利器。殊不知，当说出或想用“存在即合理”的时候，就已经迈入了不合理的深池。
一、存在即合理，其真实含义是什么？
首先来分析一下，存在即合理其本意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把这句话当成为自己开脱的辩护句式。
存在即合理，其实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通俗解读，这种解读很容易造成歧义
存在即合理，其实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种通俗解释，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力量，但和黑格尔的哲学本身，还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这一类的通俗解释，在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称呼之，叫做“常识的哲学化”，所谓常识的哲学化，其实非常好理解。因为常识和哲学，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常识的思维方式，叫做“对象思维”；
哲学的思维方式，叫做“反思思维”。
常识的哲学化，就是以看似具有思辨理性的语言，来包装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知识。这类常识知识经过包装后，普遍具有似是而非的迷惑性，比如“存在即合理”“凡事都有两面性”，但如果对其进行系统的反思，其不合理性的特点，就会暴露。
提出常识的对象思维和哲学的反思思维，是高清海教授一项贡献
二、对常识进行反思，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
a.作为对象思维的常识
对象思维的特点，往往比较固化，好比说成年人在辅导一个刚刚接触文史的孩童，都会选择为孩童讲故事的方式，让其了解相应的文史常识。所以很多记忆力强的孩子，可能张口就会说出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苏轼是一位豪放派词人。如果这个孩子一直未能接受理性的熏习，很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对杜甫和辛弃疾有着全面的了解，和基于历史理性的分析。
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告诉他，杜甫不乏潇洒不羁的诗才性情，所谓豪放也只是苏轼一时兴起的玩娱之作，宋词本身仍然以温婉细腻为主流。对他来说，这位一直没有接受理性教育的人，大半会感到自己的常识受到了挑战，从而出于为自己护短的缘故，而愈发的固执己见。
集中解读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小逻辑》
b.体现反思思维的思辨哲学
哲学的反思思维，不是一种形式固化，指向单一的思维方式，而是要将理性保持在不断反思前提的思维活动中来进行的。比方说接受过理性教育的人，在提及杜甫、苏轼的时候，就不会将他们二位仅仅当做文学人物来考量，因为杜甫、苏轼不仅作为唐宋时代精神的见证者，他们在用其生平事迹、社交仕途、文学成就来向读者反映着一种真实的历史视域，这种对历史视域的融合和反思，就是反思思维的现实表现。而这种反思思维的基本模态，就是被称为辩证法的思辨哲学。
存在即合理，就是对思辨哲学的常识化总结，但思辨哲学的命题，一旦落入常识之中，就势必要面对着思辨性的折损。思辨的典型特质是反思，反思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至为宝贵的思想属性。如果对存在即合理这句话进行一下系统的反思，就不难察觉出其中的错谬。
存在即合理的原意是说，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辨体系中，世间万事和智识思想的，存在都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展开、自我反思、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过程；世间的一切存在，都在绝对理念自我展开的特定的环节中是符合理性。与此同时，也要知道绝对理念的自我展开，是以自否定的形式来完成的，那也就意味着在绝对理念的认识跃迁中，是在特定阶段符合理性，同时也必定要被更高的反思活动所扬弃。扬弃，并非是丢弃，而是“克服并保存”的意思，如同微观世界物理学成果斐然的时候，牛顿的经典力学不是被弃置不用，而是为它划定了合理的范围。
上述内容比较抽象，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思辨逻辑，辩证法的正是其核心内容。存在即合理，也就意味着当下的存在，要接受反思的考察甚至批判，因为唯有如此才是符合辩证法的。不理解辩证法的义理，而贸然使用存在即合理来诡辩，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指鹿为马。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不虚美，不隐恶”的治史理念
三、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理性，来回应“凡事都有两面性”的诡辩
历史理性的构建，属于辩证法对历史的反思和应用。也就是说，辩证法要摄入大量的历史学问，作为思维的经验质料。说起对历史的辩证思维，有一句经常被使用的语句，叫做“凡事都有两面性”，这句话可以视为存在即合理的另一种用法，尤其在涉及对历史的评价时，“凡事都有两面性”都常常作为诡辩论者的“金句”。
凡事都有两面性，其实是使用了辩证法中的矛盾概念。所谓矛盾，本是一个思辨的概念，指当绝对理念以自否定的形式，在开显自身的逻辑进程中，由于自否定的动因，会将其推至自身的反向，这也就是辩证逻辑中常见的正题和反题。正题和反题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因为正题和反题最终会在否定之否定中，促成合题的模态。
因为诡辩而造成的名实混淆，是孔子坚持“正名”的历史缘由
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矛盾性，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出过一个相当精彩的解释，那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历史理性的存在意义，是为避免由于“虚美”而赞颂不止，因为“隐恶”而护短不息。凡事都有两面性所生成的诡辩，则集中呈现出以下这种形态：比如眼前正在讨论汉武帝在位时期的过失，这时有人突然以“凡事都有两面性”为由，坚持强调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进而中止了对方的探讨。
这种情况就是诡辩，因为诡辩者偷换了历史讨论的前提。因为原来讨论的大前提是，汉武帝具有历史功绩和过失，然后针对这个大前提中汉武帝的过失部分进行分析，分析汉武帝的过失也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其历史功绩。而诡辩者则是把这种对事实的讨论，悄悄植入了一个价值判断的前提，即既然汉武帝具有历史功绩和过失，那么讨论其过失，就是否定其功绩，否定其功绩，则其心可诛。因此来说，历史理性的匮乏，就体现在这种诡辩论上，诡辩不仅偷换了历史讨论的前提，而且还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