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博导：练书法不能靠临帖！
法帖临摹
唐后学习书法的无奈之举
于钟华
“笔弱常临名法帖；词穷重读古诗歌。”这副联语所表达的意思，相信是不会有人反对的，正如董其昌所言：“学书不从古人，必坠恶道”。临摹法帖作为书法学习的不二法门，这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且构成一种传统—书法学习方式、方法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书法美不与具体的外界视觉物象产生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对书法的技巧把握不能取一个古典绘画的立场—以写生来获得表现与技巧，而只有通过对古典名作进行临摹学习来达到掌握技巧的目的。
当然，这种传统要求我们必须临摹古代法帖还有很多的学理预设，比如书法有相当明确的表现程式，这种程式又有一个十分狭窄且极其细腻的范围，所以决定了它必须以古代书法现成的技巧为学习对象。再比如，书法的律动是一个心理发展的过程，它不是普通视觉艺术教育所能胜任的。而且书法线条的活动有着最灵活的发挥余地，但又缺乏随心所欲的放任性，因此不通过对古代书法名作的临摹学习，很难体验和掌握这种律动的基本性格及其伸缩范围。这种理由还有很多，但我们会发现其出发点则是建立在与绘画即视觉艺术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我相信对于这样的理由，任何一个学书者几乎无可辩驳，甚至可以说于现在的书法界，如果你胆敢宣称学习书法是不从临摹法帖开始的，十有八九会认为你有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临摹古代法帖这种学习书法的方式真的能够保证我们成功，甚或齐身于古人吗？对此，我总是心存疑虑！
出于对这样一种学习方式的信任，当下主流的声音常常会发出一些颇令人振奋的论证—我们躬逢盛世，科技无限发达，出版业和印刷术的水平是古人万万不能比肩的。因此，古代法帖的复制印刷的质量可以说是下真迹半等，品种之丰富，质量之上乘是任何一个古人不能够梦见的。同时，教学方式、方法的科学性使得书法的教育和教学也有异于古代。还有第三，博物馆的开放使得普通大众都能够观看到古代难以接触到的古典法帖真本。这一切的条件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定会超越古代，甚至已经有声音肯定我们的书写技巧已经超越了古人，比如说宋人。
然而，我每次看到这种令人振奋而又极度自信的言论，都忍不住把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创新性书家的作品和古代的书家作品放在一起作一点点比较，而其结果总会令我大受打击，自信心丧失，脊背直冒冷汗！似乎上面那些优越的条件并未保证我们的作品能够并驾于古人，只是我们的名家头上的光环在现代科技传媒的包装下更加耀眼而已。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书法史上最大的光环！弘文馆——高级书法讲习班。大家试想，假如现在中共中央举办一个书法培训班，面向全国招收24位同学进行训练，这批同学将会怎样？我想，毫无疑问，这个班的任何一位同学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家，甚至哪位同学回乡探亲，省市领导定会趋之若鹜，前往拜访。估计前往购求墨宝者不会比蔡邕手书《熹平石经》“立于太学，录者塞道”的盛况差哪去！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但唐代李世民就举办过这样一个高级书法讲习班，地点设在弘文馆。
先看一段宋人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弘文馆》所做的记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看看人家这排场，皇帝李世民亲抓的重点项目，重点班，这是第一个光环。再来看教头，谁啊？虞世南、欧阳询，那可是书法史上一等一的高手，现在谁再自信大概也不敢说比这两位厉害，其实后来还有一位厉害的角褚遂良也出任过教头。“初唐四家”有三位在这个班教学，这是第二个光环。这还不算，咱们再看看人家用来临摹的字帖！咱们不是老是认为自己的字帖哪个印刷得好啊，高级啊，前无古人。
《新唐书》卷四十七载：“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已上子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唐代的“禁中书法”是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王羲之的那些法书基本上都被李世民搜罗进去了，很有可能弘文馆中教授所用法帖都是右军真迹，至少是三大教头的临摹或者自己创作的作品，再差也是冯承素、诸葛贞他们的硬黄摹本吧。王羲之书法真迹，毫无疑问，现在是一本也没有，虞世南等的临本除了一本尚存疑问的《兰亭序》，其他也几乎不见真迹，而唐摹法书在宋时已是稀少物件，今世能见到的有限几本也是一年到博物馆隔着厚厚的玻璃远远观望而已。不管是学习班在国家受到的重视程度，还是教头的名望和水平，也不管所用字帖的高清晰度和可信度，这其中任何一项放在我们身上都足以使我们享有大名，这一点大家应该不会有所疑问吧！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翻遍唐史，正史也好，野史也罢，都未见到这个超豪华的高级书法讲习班培养出一个书法家来！唐人窦臮撰《述书赋》，评及唐代书家47人，无一人是出身于弘文馆这个书法班，稍晚的吕总《续书评》列真行书家22人也无标明弘文馆学习经历者。基本可以断言，弘文馆这个书法班没有培养出来书法史认可的书法家。如此优越的学习条件却是这样一个结局，问题出在哪儿呢？
一种可能是官宦子弟学习不认真，但估计再大的官宦子弟也不敢和皇帝较真，而且虞世南、欧阳询也不是小官，况且那么多学员不至于一个认真学习的都没有吧。这个疑虑难以成立。那么问题只能是出在教学方法上，即是说虞世南等没把“真招”教给大家。如果稍加留心会发现，史中记载虞世南等是“出禁中书法以授之”，而且史书多有记载褚遂良曾经奉敕书写《千字文》50本，书写《阴符经》100多卷等等，所以有理由推知弘文馆的学员们主要的学习是临摹书法现成品—字帖，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学习方式。难道法帖临摹这种学习方式有问题？！
来看那些成为历史性大家的书法学习情况。晋人虞喜《志林》载：“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座，苦求不与，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繇盗发其墓，遂得之。”就是这个笔法！上一篇文章讲过，不管是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还是陈思《墨池编》中的《古今传授笔法》，以及《书苑菁华》中都有一个名单大致相同的笔法授受谱系存在，而且古人连篇累牍的记载关于笔法的故事和笔法的承传问题，笔法授受人名单基本就是一部晋唐书法史。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清楚，再来看一则书法学习的生动描述，《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颜真卿向张旭请教笔法时，对张旭有这样的记载：“长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视，拂然然而起”于是颜真卿“乃从行归东竹林院小堂”。可见，笔法是不轻易传授的。虞世南、欧阳询也不是没教导出优秀的学生，大名鼎鼎的陆柬之就是虞世南教授的弟子。那么也就是说，在唐代应该有两种书法学习方式，一种是法帖临摹，一种是笔法授受。准确地说，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字学习是临摹法帖，一种是书法艺术意义上的笔法授受。法帖临摹是学法帖的那个字形，教你如何写出好看的字，但不管你写的字有多好看，但不是书法作品。弘文馆中虞世南等大概所从事的就是教大家写字的方式，而不是传授笔法的书法教学。对于笔法授受，则是内部秘授，绝不轻易传授的。当然，这种学习方式也会把法帖临摹作为辅助手段。
两种学习方式的区别之大，站在现代的立场几乎难以想象，打个比方或更清楚。太极拳作为拳术应该是普及率最高的了，但天下学太极拳者众，但终没有人会放言他是这个时代太极拳的代表，理所当然应该进入太极拳传承谱系中。在河南陈家沟太极拳博物馆内，赫然挂有陈式太极拳历代传承人名录，清晰可按，没有一位是外面太极拳练习者，太极拳的学习有三种方式：一种为陈家沟正宗嫡传，口诀手授；一种为外面一般意义上的师徒授受八十一式拳谱；还有一种则是没有老师，按着太极拳谱印刷物自己描摹架式者。三种方式的区别在于第一种是内部密相授受，基本上能够学到秘诀的都是武林高手；第二种可以学会打拳，胜过未习武术者；第三种则是自以为练习很多年武术，一出门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尚埋怨对手未等他摆好架势者。对应于书法学习，现在临摹字帖的方式基本等同于那位买了一本拳谱自己琢磨练习太极拳者，用心临习数十年竟然不会创作，这种状况于今尤盛。倘能如第二种到某一培训班有个老师指点一二，或许能够稍好，但也只是稍好而已，终不能进入书法堂室。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弘文馆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书法家了。朱关田先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参考弘文馆学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的要求和当时别置校书郎二十人，楷书手百人入秘书省缮写校对四库群书的情况分析，无论敕命欧、虞‘教示楷法’，拟或置设书学专科，其目的或许是为了培养缮写秘书的书法专业人才。”其实是培养写字专业人才，虞世南等自然不会教授口诀之类。
法帖临摹——唐后学习书法的无奈之举。苏东坡站在宋代回望盛唐的一去不复返，感叹“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竭，加以唐末丧乱，人物零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由于笔法的衰竭，唐后的书法一落千丈。这里说的一落千丈，并不是说宋代人就不再会写毛笔字，而是书法艺术的一落千丈。事实上，宋代的文人或者说拿毛笔的人比唐代要多得多，只是书法不再。这里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书法研究者对于当代书法的定位往往基于书法要艺术化的思考，其假设的前提是想当然地认为古代书法是一种完全实用的状态。因为实用，所以不够艺术，因此要不断地提倡艺术化—形式上的视觉艺术化。这种论调的提出是缘于对古人对于书法定位的不明确，书法是什么不清楚。如前所述，古人对于一般实用书写和艺术书写分得相当清楚，不要说在晋唐时期，即使是在清代，翻翻刘墉的奏折和他应索的书法作品判然有别，心里清楚得很。更为重要的是，这牵涉到中国本有的艺术观念。书法的视觉形式在古代中国一直不予重视，甚至看书法也是“惟观神采，不见字形”，古人对于这样的定位，其间大有深意，我们会在以后的讨论中展开，这里不赘言。
回到正题书法上来。唐人以后笔法的传承中断了，书法的学习怎么办，这是一个摆在唐后习书者面前的大问题。笔法的传人没了，不可能再有笔法传授，这个念头肯定要打消。我们想想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当某一威力无比的拳术比如说九阴真经失传后，武林人士怎么办，定是疯狂地去寻找九阴真经那本秘笈。这个秘籍大概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秘诀和拳谱，在书法就是口诀和法帖。颜真卿在为怀素所作序言中说“口诀手授”正是晋唐人书法学习的方式，手授已不可能，但口诀尚在，还有那些法帖还在！这类似于说九阴真经的口诀和拳谱还在，这里留意两个字的区别：诀和谱。“诀”是什么，本意是指对死人才说的话—真话，在方术传授中属于要略的部分，就是核心技术。因此，“诀”往往会设秘，清人戈守智说：“诀之意味隽永，心机玄远，必有口授，乃能融洽，诠语亦粗释字句耳。”“谱”，观其字形大概可以粗知其意，就是“普”的意思，普通的东西，可以普及不必要设秘的内容。两相比较，对于书法而言，书诀最为重要。晋唐书诀于人间还在，但面临一些困难：一般人拿不到，拿到者在没人手授的情况下又未必能破解。法帖相当于拳谱，是可以大范围普及的，只要你有古代书家的书作你都可以临摹学习。
我们的推理是绝大多说书法学习者是没有书诀的，那只能对着那个太极拳谱—法帖进行瞎琢磨了，这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来看看临摹法帖这种流传千年的学习方式。众所周知，临摹法帖的学习效果肯定不如掌握秘诀，掌握秘诀不如古法传人的“口诀手授”。临摹法帖最大的弊端在于我们只能得其形，正如按着拳谱练习太极拳只能学会81个花架子，如木偶泥塑，死板板站在那里，无一点生气。即是说，临摹字帖往往容易把字变成一个笔画加一个笔画，一幅作品变成一个字加一个字，笔画与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没有了连贯起来的活生生的动作，“活生生”的意思就是相互生出来的，“生”即是状态也是动作，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还不说这个“生”是优生还是劣生呢。有聪明人在没有秘诀的情况下，试图突破临摹这一关的弊端而能够“生育”者，那就是黄庭坚，他找到的办法（也是瞎捉摸的，还套在古人的头上）是“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上，观止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察一分，进一分；进一分，察一分，终身不复止。”正是想走出临摹的弊端。
最为糟糕的是我们临摹的法帖常常还不是真迹原件，习书者的案头大多放置的是拷贝品，如果是唐人的硬黄拓本则要值得庆祝的，而基本上都是些刻帖的拓片。本来是要生孩子，要生一个聪明伶俐而且或漂亮或帅气的孩子，但是不懂生育，只好画一个隔壁家的孩子以供念想，结果不是对着孩子真人画的，而是对着照片，或是照片的恶劣印刷品，甚至是刻在石板上的拓片画的，你想会怎样！米元章就看到这一点，反复地告诉大家：“石刻不可学，便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不仅是石刻不能学，大家争相观览的《阁帖》也是不行，明代的董其昌是最清楚不过的，他提醒我们说：“书家好观《阁帖》，此正是病。盖王著辈，绝不识晋唐人笔意，专得其形，故多正局。”枣木气之类正是临摹《阁帖》落下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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