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
每一种文字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汪厚霞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位满头银发的曾祖母。她拄着一根已经磨得发亮的木头手杖，走路颤巍巍的。她眼睛睁着，却看不见东西。每到吃饭时，家人就叫我去把曾祖母搀扶到餐桌旁。我和曾祖母一人手握手杖的一头，我在前她在后，儿时的我把这当做是一种好玩的游戏。
那时，祖母还不算很老，她和我父母一起出去干活，就把我丢在家里，让双目失明的曾祖母看管我。
听祖母说，曾祖母的眼睛是由于想念祖父哭坏的。后来家里失火，烧光了家里的东西，曾祖母一急，眼睛就完全看不见了。年少无知的我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有时甚至捉弄失明的曾祖母。
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没有祖父？他到底去哪里了？家里没人说，我们也没人问。直到我让初中---记不得是初几了，发现家里堂屋的靠墙的长桌上放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据说是祖父的。照片上祖父很年轻，穿着国民党军服，留着平头，目光如炬，仪表堂堂。听说个子没有父亲魁梧，和父亲的相貌也有差异。人那时其实已经不在了，因公殉职，骨灰还存放在台湾那边的烈士陵园（几年后已托人捎回，和祖母葬在一起了）。在此之前，祖父去台后，家里一直杳无消息，直到海峡两岸开始“三通”，才有从台湾归来的老乡捎来消息。几年后骨灰也被捎回。至于遗物遗产，因在台没有合法继承人而没法申领。不过，自那以后，每年都有返乡的台胞来我家看望，馈赠一些钱物。县对台办还请父亲去吃过饭。
消息传来时，曾祖母已经去世。祖母也已风烛残年。于是，父母便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封锁，包括我和弟妹们，以维持一家人平静的生活。
那时，我在家里姊妹中年岁最大，已经有点懂事了。从村民们偶尔的闲谈中已模糊知道我有一个在台湾的爷爷死了，据说是在军队开送油车出的车祸。有几次我想向父亲求证，但看到他不苟言笑的严肃的样子就不敢问了。
其实那时与其说是瞒着我们姐弟，倒不如说是怕祖母知道。
祖母，年轻时高大能干。自她28岁时祖父去了台湾，一直和曾祖母、父亲（当时才几个月大）守在汪氏家门。上奉婆婆，下抚幼子，日夜操劳。我小时候，常听乡邻们讲述我祖母的种种艰辛与不易。支撑祖母的精神支柱就是期盼祖父回家团圆。
所以，父母一定不会让祖母知道祖父已不在人世了。
我是家里这一代的第一个孩子，几代人都欢天喜地。大人们对我宠爱有加，尤其是祖母。我现在的臭脾气也许就是那时候祖母给惯坏的。后来，两个妹妹的到来，家人已不怎么稀罕。直到父母又生了弟弟。四姐弟中，我和弟弟最得宠。
每年逢年过节，祖母总会去镇上赶集，买布给我做新衣服。而两个妹妹常常穿我不要的旧衣。出门走亲戚，祖母也只带着我，所以我跟一些老亲戚，如堂、姨、表兄弟姐妹比较熟悉，我们小时候都是玩伴。而这也让我想起刘姥姥带板儿进大观园，有点滑稽。祖母如若某次出门不带上我，我就会躺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嚎。
除非被父亲撞见。因为在父亲面前，我不敢撒野。他不骂我，也不打我，单是那侧目一瞥严厉的目光已足以吓得我魂飞魄散。
我妈年轻时嗓门大，性子急，嘴快手也快。但她打我骂我的后果就是她要被祖母批评。我妈那时真的是看不惯我又不能把我怎么样。她有时会气鼓鼓地瞪着我，说我被祖母惯的无法无天。而我那时啥也不懂，只觉得祖母才是我的安全港湾。
其实，母亲是非常孝敬祖母的。她每天早起先做“早茶”，端到床上给祖母吃。当然，我也每次都沾光。因为，无论有什么好吃的，祖母都会说“你吃吧”，或者“你吃了吗?”祖母有次生病发烧，神志模糊，我拿药给她吃，她习惯性地说：“你吃了吗？奶奶不吃，你吃吧！”
后来，年岁渐长。姐妹几个陆续开始上学读书了。村小的老师们和大人们都很熟悉。提到我的学习成绩，总是交口称赞。其实，那时我学习一点也不刻苦，但成绩却名列前茅。十一岁时我考上了初中。家里给我买了辆新自行车。可是那时我小小的身躯根本驾驭不了这个庞然大物---骑在车座上，双脚离脚踏板还差一大截。学习方面，高中以前，我一直误以为自己聪明非凡，虚荣心爆棚。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一大早起床发现外面一片皑皑白雪，也不能骑车上学了。在些微的晨光中，祖母拿着铁锹在前面给我铲雪，我跟在后面走。白茫茫的世界里露出一条黑色的小径，一直延伸到村外，通向两里外的公路。
暑假的傍晚，我们全家都在门前的大场上纳凉。月色朦胧，萤火闪烁，繁星满天，夜凉如水。我们摇着蒲扇围坐在父母旁，听他们讲过去的事情。也就是那时，我们姐妹断断续续知道了长辈们的故事。
小时候，父亲与祖母、曾祖母相依为命，受人欺凌是免不了的。父亲和邻居家小孩一起玩时发生小矛盾，挨大人打的永远是父亲。父亲上学读书时，聪明又刻苦，可是只念到初中毕业。因为祖父是“流亡台湾的特务”，“里通外国”，家庭成分不好，被迫辍学。
但据我对父亲的了解，他知识渊博。我上初中时他还能辅导我物理和几何。他博览群书，通晓对联、古诗词、古体小说、象棋、心算，还会修理拖拉机；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有模有样。
在他五十出头时，一位以前南京下放插队我们村的知青辗转找到我家，请父亲到他公司上班。听说此事，我很讶异。父亲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怎么能像城里人一样到公司上班？！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下放知青，年龄和父亲相仿，插队时和父亲是好友，现在是某建筑集团的大老板。因为他对公司某一部门手下人信不过，又念昔日旧情，就亲自开车到我家请父亲出山帮忙。待遇丰厚。父亲信心满怀，不顾母亲和我们的反对，在其公司一直干了六七年。直至公司老板出事，才又回来重操旧业。
斗转星移，多少年过去了。祖母在没盼到祖父回家团圆的遗憾中走了。几年前父亲也病故。我们姐弟几个，嫁人的嫁人，娶妻的娶妻，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我偶尔也会给儿子和侄儿们讲我和他们爸爸妈妈的小时候，讲我的祖父母、曾祖母。可是，他们懂吗？
阵阵东南风吹来，夏天去了又回，而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然而，这些遥远的记忆已深深烙进我的身体发肤，成为无法抹去的印记。
作者汪厚霞，淮州中学英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