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闲读:“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今天接着读杜牧的诗。杜牧的诗,除了满满的风流韵致之外,总也还夹着铮铮的剑气,所以我们说他是“剑胆琴心”,是书剑风流的真名士。

一、弟弟的眼病

我们知道,杜牧有一个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叫杜顗,很可能是小时候夜晚无烛却还硬要读书的缘故(前文说过,杜牧和弟弟一起在家庙时曾经有整整三年的“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的困苦日子),杜顗的眼睛一直不好。

又或者他从小就有眼疾,因为据载他们的母亲曾长期禁止杜顗入学读书,大概到了十七岁时,杜顗才读了《尚书》十三篇,《礼记》七篇,《汉书》也刚刚读到了《贾谊传》。如果我们结合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来做对比,杜家兄弟取得文学成就比李白小,除了时代原因,很可能也跟他们所受的早期教育过少有关。

(“五岁诵六甲”的李白)

早教很重要,不过这是题外话,杜顗错过了早教最侍时期,但杜顗仍然跟杜牧一样,也是二十六岁通过了进士试,甚至还直接获得了试秘书省正字、匦使判官的职务。有意思的是,李德裕很快给杜顗送来了聘书,节度巡官,“京衔”是试协律郎,协律郎是掌管音律的官,并不重要,有这个官衔,也只是为了寄俸禄罢了。李德裕这个动作看似很轻巧,实际上,党争的烦扰已经降临到杜家兄弟头上,杜牧显然是牛僧孺的人,亲厚程度前文已经说过。李德裕偏偏要邀请杜顗入幕,这至少说明,“牛李党争”在争夺人才方面,显然也是实力相当的,一对亲兄弟,却要分属在不同的阵营党同伐异,足见党争之烈,这也是这次党争危害长久的深层原因:大家想尽一切办法,不是为了强国,而是为了强大自己的利益集团。

到了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这一年很重要,因为诗人司空图(后来写《二十四诗品》的那位)在这一年出生,李商隐在这一年中了进士,杜牧的大儿子出生。也是在这一年,杜顗的眼病已经严重到几近失明的地步,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的杜牧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请假去同州请来了同州眼科医师石公集,相携前往扬州为杜顗治疗。

(李商隐小像)

从洛阳到同州(陕西大荔),再从同州到洛阳,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杜牧的假期超过了三个月。按当时的规定,职事官假期超过三个月,即合停官,相当于自动退职。就算再闲的职位,也不能长期不到职啊。

好在杜牧并不在乎,他很快在新任的宣歙观察使崔郸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宣州团练判官,京衔是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总之,杜牧再次入幕,虽仍然不能影响朝局,但生活不成问题,他也确实需要这份工资,弟弟要看病啊。

二、宰相被刺

中晚唐,大唐帝国的国家形势有多危难,至少有两次宰相被刺事件足以说明问题:

第一次是武元衡被刺,结局是当街斩首,当朝宰相因为平藩态度强硬,被藩镇势力(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直接杀死,同时被刺的还有副宰相裴度,不过,因为裴度当天戴的帽子足够厚,刀未砍透,只受了重伤。试想,一百多米宽的大道,又在京城,多人护卫的宰相竟然眼睁睁被人割了首级,足见藩镇势力多么霸横。这是元和十年(815年)的事情;

(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斩首)

第二次是宰相李石,事情发生在“甘露之变”以后,过程很是惊险:宰相李石在上朝途中,突然有流矢飞来,他当即受了擦杀,座骑受惊,本能向回奔跑,谁知到了坊口,又遇夹击,这次是利刃凌空而下,马因受惊,所以跑得飞快,生生被砍断了马尾,宰相的生死就在毫发之间。消息传来,人人自危,据说第二天,上朝的只有九个人。所不同的是,这次刺杀,是宦官仇士良的指使,唐文宗知道,大臣们也都知道,但谁也无可奈何,最终的结果就是李石离京避祸,南下江陵出镇荆南了事。这一次,是开成三年(838)的事情。

(甘露之变时的大唐)

两次宰相被刺,其间相差不过才二十多年,一次来自外部藩镇,一次来自内廷宦官。杜牧时代的大唐帝国,在内外交困中消耗着最后的一点精气神。

也就是在李石被刺的这一年冬天,杜牧却收到了新的任命,让他回京担任左补阙,史馆修撰。

不过,杜牧并没有马上就赶去上任,他太熟悉京城那些事儿了。

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回到杜牧二十岁时,因为就在那个年纪,杜牧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十一家注孙子》书影)

杜牧在他的《注孙子序》里说:

“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数。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

20岁之前,杜牧已经认为《礼》中所教的东西“不足取信,不足为数。”说什么“礼”啊,没有实力,礼都是虚的,他认为“树立其国,未始不由兵也。”或者这正是杜牧后来专心致志钻研《孙子兵法》的原因。对于杜牧来说,《孙子兵法》里开宗名义讲的一段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实在是天下至理。

(杜牧画像)

现实也很有说服力,李师道手里有兵,他可以去刺杀武元衡,可以不服朝廷管制;仇士良手中有兵,连皇帝也完全可以控制在手中,刺杀李石,只不过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普通手段罢了,实在惹急了,直接“换”皇帝,也是可以做到的。

朝廷手里没有兵权,兵权都在宦官手里,这使获得新官职的杜牧犹豫了。尽管这个官职相当不错。

左补阙、史馆修撰,左补阙,言官,天子近臣,朝局能说得上话,职位清要;史馆修撰,代国修史,前任宰相薛元超的三个终身憾事,到这一年为止,杜牧全部完成了。最初以进士擢第,娶了五姓女(崔氏是杜牧的第二任妻子),这次就要进长安修国史了。我们无法断定这一次杜牧是如何获得这个职位的,因为当时的朝廷里,四位宰相,杨嗣复和李珏两位是“牛党”,郑覃、陈夷行似乎是“李党”,你看,多平衡,又是多么误国!究竟是谁的提议让杜牧走上了这样一个职位,答案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四、一首“翻案诗”

杜牧很会写“翻案诗”,比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又比如“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所谓的翻案,就是因为诗人的视角和结论不同常人。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首诗同样是这样的“翻案诗”,诗的标题是《题商山四皓庙》,全诗如下: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商山四皓”是秦朝末年四位信奉黄老之学的博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lù)里先生周术。这四人为避秦乱而隐居商山,结茅山林。由于四人德高望重,汉高祖刘邦立国后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四皓坚辞不至。

(商山四皓)

后来刘邦宠幸戚夫人,打算另立太子,吕后急找张良商量,张良便出计请商山四皓出面。后来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请去,成为太子上宾。刘邦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戚夫人子)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汉惠帝。因此,历史一般认为:“商山四皓”起到了“安刘”的作用。

但实际情况呢?由于汉惠帝性格懦弱,吕后生前大肆培植吕氏势力,朝政其实在吕氏手中控制,天下,几乎就在吕氏手中。

(影视作品里的吕后)

吕后死后,诸吕造反,太尉周勃设计进入北军,集合部队,命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士兵们全部脱掉了左边的衣袖(左袒)。控制了北军之后,周勃又灭掉了不肯顺服的南军统帅吕产,随即扭转时局。如此推算,对刘氏江山起决定作用的是“商山四皓”吗?显然不是。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吕后强硬狠毒,野心勃勃;她的儿子孝惠帝刘盈,却仁爱温善,软弱无力。诗人在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互相恩仇对立,互相残杀,行凶作恶吗?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按照诗意,这里的南军,应当是“北”军(杜牧当然熟知这段历史,南军并没有参与袒袖的选择。可能是限于音节平仄,只能写成南军),如果不是北军的将士们都纷脱掉了左边的袖子,“商山四皓”到底是安刘,还是灭刘,还很难说吧!

(“袒左”的周勃)

杜牧在赴长安任职的路上路过商山四皓庙时,有感而发写成的一首诗,在杜牧眼中,人心向背才是决定汉王朝是否安稳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什么须发皆白的“商山四皓”,如果不是周勃以人心向背控制了北军,天下早就不姓刘了。

此时的杜牧,已经离长安不远,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明显剖析汉代朝局的诗呢?很大可能是他早已经意识到,此次长安之行,无论如何努力,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天下人心丧乱,更重要的是,军队不在朝廷手里。想一想也是:宰相都不能保证人身安全,杜牧的不安和犹豫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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