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度·文史｜李开周：和都市村庄一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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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周开系列二
——编辑：章远初
和都市村庄一起生长
10年前，我在郑州读大学，白天上课，晚上给一家软件公司录数据，回去得很晚，怕耽误室友休息，就在校外租房住。租房的那个地方是一都市村庄，名字叫作“小铺”——如果您对郑州很熟，肯定知道这个地方，听说它现在已经不是都市村庄了，不知真假，哪天路过郑州，我会专门去看一看。
大学毕业后，因为没房，我仍然在小铺居住，直到后来买房安家，才离开那里。掐指头算一算，我在小铺住了6年。
还记得刚去小铺租房的时候，我的体重只有96斤，到搬离小铺那天，我的体重已经涨到了146斤。纳博科夫说，应该从身上的肉来辨别籍贯，譬如你在某地增加了多少斤肉，就有多少斤是属于那里。我有三分之一的体重是在小铺增加的，所以我有三分之一属于小铺，或者也可以说，我是三分之一的小铺居民。
作为三分之一的小铺人，我对小铺的了解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小铺还不是都市村庄，还没有被城区包围，还不见高楼大厦和鸽子笼似的简陋公寓，还是典型的近郊田园，还能见到深巷的光影、老墙的青苔、真正漆黑的夜色和真正清脆的鸟鸣。一眨眼工夫，城区北扩了，耕地蚕食了，庄稼消失了，村民们不再种玉米种小麦种果树种蔬菜，改种房子。他们用挖掘机松地，用灌浆机施肥，把粘土砖种下去，把钢筋水泥种下去，在切割机和搅拌机的轰鸣声中，一幢幢公寓遍地开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俯拾皆是，像打了激素的黄瓜一样越来越长。主街拓宽了，深巷缩短了，摩托和小汽车鸣着笛在每一条街巷里缓缓蠕动，昔日的交往空间变成了交通空间。泥土地被硬化，街灯竖起来，村子亮了，叫卖声响了，鸡鸣和羊叫听不见了，光影和青苔像潮水一样退去，真正漆黑的夜色和真正清脆的鸟鸣突然定格成遥远的回忆。
但小铺毕竟还不能算是完全的城市，毕竟还残留着一些农村的痕迹。我在小铺租房那些年，每月总有那么几天早上能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宣传计划生育，喊村民代表去村部开会，或者狗顺子家的狸猫丢了，二娃子家新买的电动车不见了，上面要来检查街道卫生，诸如此类的宣传、通知以及广而告之。这样的大喇叭，在城区是见不到的，只有农村和都市村庄会有。
在已经成为都市村庄的小铺，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严重，年轻的夫妇仍然超生，老人们去世了，其儿女和族人仍然要想法设法避开民政局和火葬厂，力图把他们埋进遥远的庄稼地。在红白喜事上，大多数村民顽固地守着旧习俗：小孩子过九，全村人都去，主人家不在酒店摆酒席，在门前的胡同和大街上拉成一字长蛇阵。给死去的父母“过三年”、“过十年”，仍然是一族人的大事，他们提前几天就在街口搭好戏台，没钱的请草台班子，有钱的请“梨园春”擂主，每天晚上按时开唱，一直唱到午夜十二点，戏台光耀长街，锣鼓响彻全村，看戏的人堵满整条街道，过往的车辆艰难地鸣着笛，像陷在沼泽里的鸟兽……
您知道，禅宗讲求顿悟，参透了一个话头，也就参透了所有话头，所有禅门公案集，《指月录》也好，《传灯录》也好，《五灯会元》也好，都等于加减法的习题集，你真的懂了其中一道题怎么做，也就懂了其他所有题怎么做。小铺这个典型的都市村庄，本身就是和尚的一个话头、禅门的一宗公案、减法的一道习题，你认识了它，就等于认识了大铺，认识了庙李，认识了小杜庄，认识了早先的关虎屯，认识了郑州城区内所有的都市村庄，进而也就认识了所有正在迅速扩张中的城市，认识了城市包围农村的时代步伐。
这个时代步伐是这样的：它推动着城市包围农村，推动着农民变成市民，推动着传统的自给自足蜕变为现代的商品交换，推动着低效的家庭种植演化为一本万利的房屋出租。一步迈出去，村民的眼界迅速开阔，钱包迅速鼓起，生活迅速转变，农业文明迅速进化到商业文明。可是这个步子又迈得太大太急，以至于村庄在前进的同时，把灵魂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不信您去任何一个都市村庄瞧瞧，懒散到极致的土著和俯拾皆是的麻将桌可以证明这一点，遍布在背街小巷的按摩店和洗头房可以证明这一点。当年胡适先生说过，只有打麻将能让他忘记读书，只有读书能让他忘记打麻将。今天都市村庄里靠房租吃饭的村民可以套用胡适的句式：只有打麻将能让他们忘记收房租，只有收房租能让他们忘记打麻将。
可是如果不打麻将，那些村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刚扔掉锄头，还没有时间（其实也没有动力）去学别的手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没有上过多少学，欣赏不了相对高雅的文艺，缺乏有益身心的娱乐。村干部和乡镇领导忙着收受征地和拆迁的回扣，村里的能人和强人忙着借助家族势力和黑帮组织承包那些近水楼台的大小工程，也没有人引导他们。于是，一种新鲜的、生猛的，同时还较为原始和落后的都市村庄文化在扩张中的城市里呼啸生长并迅速壮大，影响着本地村民，影响着新来的打工者。
火车上的鲁迅
1920年1月1日，刚刚在北京买下人生第一所房的鲁迅坐上了火车，他要回绍兴老家迎接老母亲来京定居。
鲁迅是早晨6:00坐上的火车，中午12:00，他抵达天津，路上花了6个小时。我们知道，现在从北京到天津，坐高铁只需30分钟，坐动车需要50分钟，如果乘坐普通列车，最多两个小时也足够了，而鲁迅却用了6个小时，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那时候的火车相当之慢。
一到天津，鲁迅马上下了火车，换乘另一趟火车前往南京。他不是要回绍兴吗？为什么要去南京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直达绍兴的火车，他必须先去南京，到了南京再换乘别的火车去上海，到了上海还要再换一趟火车去杭州，然后从杭州坐船回绍兴。
1月2日下午，鲁迅抵达南京浦口。浦口是一个镇子，归南京管辖，但是位于长江北岸，当时的长江之上没有大桥，火车轨道修到浦口就戛然而止了，所以鲁迅只能坐到浦口。他在浦口下了火车，在码头上买了一张船票，坐着轮船渡过长江，再雇一辆人力车赶往南京火车站，然后换乘去上海的火车。
1月2日傍晚，鲁迅抵达上海，在上海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去上海火车站买票，坐上了前往杭州的火车。
1月3日下午，鲁迅抵达杭州，在杭州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雇船前往绍兴，当天晚上安全到家。
从北京到绍兴，直线距离1000公里，开车最多15个小时，坐动车最多7个小时，做普通列车最多一天一夜。鲁迅呢？1月1日早晨出发，1月4日晚上到家，竟然在旅途上度过了四天零三夜！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那时候的交通条件相当落后。
鲁迅在老家住了大半月，卖了老家的房子，收拾好了行李，带着母亲和三弟回北京。返回时的路程跟来时一样，只不过在次序上颠倒一下：先从绍兴坐船去杭州，再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南京，然后从南京下关坐船过长江，从浦口坐火车去天津，最后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鲁迅等人1月24日下午从绍兴老家出发，1月29日下午抵达北京的新家，这回总共用了五天零五夜，比来的时候花的时间更长。为什么花的时间更长？因为从绍兴坐船去杭州的时候遇上顶风，所以走得更慢一些。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铁路并不算少，但是彼此之间往往不能连通。以鲁迅从北京回绍兴为例，他需要先后搭乘如下铁路的火车：
第一步，搭乘京奉列车从北京到天津。京奉铁路从北京修到奉天（沈阳），是清朝末年修建的，1912年正式通车。从北京到奉天本来不该经过天津，但是因为天津是战略要地，所以满清政府修路的时候特意让这条铁路拐了个弯，从北京先修到天津，然后再从天津调头伸向东北。
第二步，搭乘津浦列车从天津到浦口。津浦铁路也是清朝末年修建的，也是在1912年全线通车。在清末修建的所有铁路当中，就数这条铁路最长，但是由于无法客服长江天险，它仍然无法直达南京，只能修到长江北岸的浦口。
第三步，搭乘沪宁列车从南京到上海。沪宁铁路最初由英商出资承办，1908年正式通车。津浦铁路在北，沪宁铁路在南，两条铁路被长江阻隔，像鲁迅这样的民国乘客只能借助轮渡来完成旅行。事实上，直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前，这两条铁路一直都是无法连通的。
第四步，搭乘沪杭列车从上海到杭州。沪杭铁路于1906年修建，在1909年通车，当时的火车从上海到杭州需要10个小时，车速极慢。
当然，鲁迅之所以会在旅途中花费那么多时间，主要还不是因为车速慢，而是因为中途需要不断换乘其他线路的列车，进而也就需要不停地买票和候车，所以换乘的次数越多，耽误的工夫也就越多。为什么必须换乘呢？正是因为民国时期的铁路太零碎太分散，彼此没有连通。
铁路互不连通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铁路。1924年夏天，鲁迅受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联合邀请，去西安讲课，他在7月7日晚上从北京西车站坐上火车，沿着刚开通不久的京汉铁路向南进发，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郑州；7月9日上午，他在郑州换乘西去的火车，傍晚时分抵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那时候，陕州是陇海铁路的终结点，从陕州再往西就没有铁路了，可鲁迅的目的地是西安啊，所以他只能从陕州下黄河，坐着轮船逆流而上，在7月13日那天早晨从潼关登岸，最后坐着陕西省教育厅派来迎接的汽车驶向西安。从北京到西安，他整整花了一个星期。
民国时代的火车交通如此落后，票价却并不便宜。
1919年，四川文学家吴虞去北京大学教书，需要先坐轮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到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汉口至北京，二等车价二十九元，头等卧铺另加四元，三等车价十四元五角，无床铺。”他的意思是说，京汉列车上的座位分为三等：三等座、二等座、头等座。从汉口到北京，三等座票价14.5元（大洋），二等座票价29元，头等座即卧铺，票价是33元。
1922年，吴虞从北京回四川老家，这时候京汉铁路上的火车已分成快慢两种，快车座位仍分三等，从北京到汉口，票价依次是40元、30元和20元；慢车座位分为卧铺与硬座两等，卧铺30元，硬座15元。吴虞身为北大教授，薪水丰厚，不差钱，故此买了一张快车头等票，花了40块大洋。
1924年，吴虞从北京去上海看望女儿，其乘车路线跟鲁迅1920年回绍兴老家探亲时一样分成若干段：先经京奉铁路坐火车到天津，再经津浦铁路坐火车到浦口，然后雇船过江到南京，再经沪宁铁路坐火车到上海。不算中途雇船、住旅店以及其他中中开销，吴虞在火车票上总共花了49块大洋。
在1924年的北京城，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牛奶，可以买2斤鲜羊肉，可以买20斤机制大米，如果花上30块大洋，可以去全北京最好的饭店吃一顿燕翅席。大致估算，那时候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60元。从北京去一趟上海，仅买火车票就要花49块大洋，折合人民币近3000元，票价之高可以想见。
吴虞在北大做教授，月薪260块大洋。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月薪300块大洋（从1925年起开始欠薪，实发数目不足300块）。这两位都属于高薪阶层，火车票虽贵，他们坐得起。可是普通百姓就不行了，根据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的调查报告，北京工薪阶层平均每家每户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7块大洋，全家人挣的钱摞一块儿，仅够买一张从北京到汉口的最廉价车厢的单程车票。
跟现在比起来，民国火车速度慢，票价高，乘坐起来相当窝心。但是现在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在民国时代也能享受得到。比如说民国学生坐火车，拿着学生证以及学校开具的介绍信，一样可以半价买票。再比如说民国时期儿童坐火车，一般按照年龄而不是身高来定价，“未满四岁者免费，已满四岁未满十二岁者半价。”（《中国官办铁路乘车规则》，北新书局1930年版）
作者简介
李开周，男，1980年生于河南杞县，现为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著有《祖宗的生活》、《陆游的英雄梦》、《千年楼市》、《食在宋朝》、《民国房事》、《民国房地产战争》、《宋朝饭局：吃货穿越宋朝必备生活手册》、《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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