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老了，你童年的歌谣还在一个地方唱响，这个地方就是故乡
贾志红，女，笔名楚歌。生于湖北武汉，久居河南洛阳，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河南散文年选，曾获全国孙犁散文奖。
童谣（下）
文 | 贾志红
（四）
红毛衣、黄蝴蝶，载着一个乡村姑娘的梦吗？同一年，我穿着这件红色的蝴蝶毛衣，又回了泉塘，又走过了那座吱吱作响的小桥，沿着青石板的小路，走进贾家老屋。
也是在一个飘雪的日子，兰姑姑要出嫁了。花花绿绿的被子堆在床上，竹子做的各种用具摆满了堂屋，那都是兰姑姑的嫁妆。兰姑姑哭，兰姑姑的娘也哭。她们抱在一起，泪水打湿了兰姑姑的新嫁衣，也打湿了她娘的蓝布大襟棉袄。她们边哭边诉说，那腔调听起来像唱歌一样婉转。
“兰宝呀，你可不能像娘一样命苦呀！”
“娘呀，我走了，你可就孤单了呀！”
“兰宝呀！”
“娘呀！”
我站在傍边，听着她们哀伤的哭泣，觉得出嫁是一件生离死别的事情。其实，兰姑姑的婆家就在小河的下游，距离贾家老屋不过几里地的路程，她们却哭得这么悲伤。这种悲戚的气氛，很容易感染一个孩子，我沉浸在忧伤中，努力忍住自己的泪水。可是，一转眼，她们哭罢了，擦干眼泪，分明又透着欢喜，笑着去堂屋里招待亲朋好友了。仿佛那哭，只是一个仪式。
祖父依然坐一把竹椅，在老屋昏暗的阴影里，抽一支烟。
他把我喊过去，他说：“红儿，你是中学生了，你能听懂爷爷的故事了，爷爷给你讲讲吧？”
那一刻，中学生红儿看着这个总是坐在堂屋阴影里的人，想起了疼惜自己的祖母，心底油然而生了一些愤怒。她趁着兰姑姑和她娘不在跟前的时候，一字一句像背书一样地操着浓浓的学生腔说：“我听我奶奶说过你的故事。八年抗战，你在江西打仗，杳无音信。八年后，你凯旋而归，带回来兰姑姑的娘。你以为我奶奶已经死了，但她还活着，可是小叔叔死了。”
说完这些话，刚才强忍的眼泪，扑扑簌簌地滚落下来，落在红毛衣上，落在胸前的黄蝴蝶上。
我走出堂屋，穿过小巷，往后面的山上走。我听祖母说，山上埋着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的小叔叔。那是祖母亲手埋葬的，在一个山坳里。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祖母埋葬小叔叔时的情景：冬天的山坳，寒风像尖刀一样，血肉模糊的小身体，哭泣，全然无泪的呜咽。
我不认得路。我遇见了挖笋的四叔叔。四叔叔说：“红儿别乱跑，松树林那边有老虎。”
我也听祖母说过老虎的事情：山风肆虐的夜晚，她紧紧地搂着她的儿子，战战兢兢地度过不眠之夜。
我和四叔叔说，我要找小叔叔的坟墓。四叔叔放下锄头，轻叹一声：“红儿，你还小，不知道很多事情。你爷爷也是九死一生才回来的，你别怨他。他也觉得愧对你奶奶。他做了三副棺材呢，都是上好的杉木，有你奶奶的，在你家柴房里放着，我带你去看看？”
四叔叔是祖父的亲侄子，是村学校的老师，他说的话该是真的吧？
那时，中学生红儿，很识得了一些字，正处在一个狂热的认知阶段。四叔叔说，在前线抗过日的祖父，是一场轰轰烈烈战争的组成部分，虽然微小，虽然永远不会在历史的典籍里有丝毫的显露，但他和他做过的那些事，是历史的旷野上飘动着的一缕云。四叔叔看了看天空，又极其凝重地提问中学生：“你能说历史的天空里，没有他的痕迹么？”
那一天，四叔叔还和我说了很多很多，这个乡村教师倚着一根锄头，给中学生红儿上了一堂历史课。那一天，在埋着祖宗的山上，清泉汩汩，春笋在暗暗地拔节；那一天，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姑娘，如同一只红色的小帆船，航行在如海的竹林里......
鞭炮声响起了，迎亲的队伍来了，兰姑姑就要被婆家娶走了。她也穿着大红的棉袄，但没有新毛衣。我迟疑了一下，把我的红毛衣脱了下来，送给了兰姑姑。兰姑姑眼睛一亮，抱住我，却无语，下巴颏顶疼了我的肩膀。我看见她眼里起了雾，迷蒙蒙的，快要下雨的样子。她穿上，她像萍表姑一样红润了圆圆的脸。那是一张乡村姑娘的脸，健康、黝黑、饱满。兰姑姑是不是也和萍表姑一样，心里藏着一只蹁跹的蝴蝶？藏着一个梦？她的梦也在远方吗？她不能像萍表姑那样，飞向山外，她得答应她娘，不走远。如门前的桂树，承接了阳光雨露也给了阳光雨露一个应允，年年秋天要芬芳一样。她把她的两根大辫子剪了下来，在两端扎上大红的头绳，放在她娘的柜子里。然后，她走了。
兰姑姑的娘倚着门框，看着小河发呆。她慢慢地坐下，坐在门槛上，一只手揽住我，依然用唱歌一样的声调说：“还是离娘家近了好啊，你看，我没有娘家，多孤单。”她似自言自语又像是和我说话，像很多年前一样。她往远处看了看，又收回目光，看着我。我看见她眼里也起了雾，像兰姑姑一样，茫茫的，潮潮的。我知道，她的目光，走过了小桥，走进了飘着花椒茶香的刘家老屋。
堂屋的暗影里，祖父划亮一根火柴，点燃他的烟。在那亮光里，我看清了他的脸。我看清了他走了多少路。他把他走过的沟沟坎坎，都移到了这张脸上。
（五）
我把一首秋天的歌谣，唱给一株北方的桂树。
桂树这树种，喜暖喜湿。北方是少有桂树的。庆幸的是，我家门前刚好有一株。树形不是很大，小小的、弱弱的。一年中的三个季节，它很少被人识出，隐在几株石榴树和柿子树中，不知是谁有意或是无意间植下了它。秋天，那芬芳的小碎花，势单力薄的样子，远没有故乡的桂树开得浓稠。但这淡淡芳香也诱惑着一些人折个一两枝，边嗅边快步离开，做了贼一般。我在窗里看着这一幕，会心一笑，只要这支被折下的桂花，在某个案头的水瓶里能够延续它的芬芳，便好。祖母却不然，她往往会冲出门去，冲着那折花人的背影，大声呵斥。
那时，我们都住在北方了。祖母追着我父亲而来。回望我们走过的路程，我发现祖母一生都在追赶她这儿子，用她的大脚，那双布满了老茧的、走惯了山路的大脚。她一直在追赶。她在咸宁泉塘的刘家老屋时，我父亲在武汉读书，相距一百公里；她去到武汉，我父亲却奔向北方工作，已是千里之遥；她略作迟疑而后北上，她唯一的儿子又远赴异国，两下万里相念。祖母追赶不上那前方的脚步，便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她变追赶为等待，她留在了北方。
时光在祖母的追赶和等待里，走得不急不躁，钟表一格一格地跳动，它不似祖母这般焦急，它拥有无限。祖母是等不得的，也等不起，祖母一日日老去。
我一直觉得是那株北方的桂树帮我留住了祖母。她第一次走进北方，走近我家，就在门口的这株桂树下停住了脚步。她用手挡在额前，眯起眼睛，细细瞅，念叨一声：真是一株桂树呢。
然后她开始施爱。只一株，那么柔弱单薄的样子，像个发育不良的小姑娘。你看，幸亏她来了，祖母心里准这么想。春天，祖母拿一把剪刀和喷壶之类的工具，给这株桂树剪枝除虫，碰巧有邻居们在傍边的时候，祖母便说起她的家乡，说起满山满坡的桂树，说起她亲手做的糖桂花。秋天来临时，这个小姑娘仿佛要感谢祖母似地，在它的整个花期里，拼了命一样，满树满树开得认真，开得筋疲力竭，开得令人心疼。祖母将一把大黑伞，倒挂在树枝上，收集花儿。她舍不得摇晃那树，她等着花儿们自然落下。做好的糖桂花，一小碟一小碟地送给邻居们，学袁家奶奶收了树上的石榴每家每户送一个一样。她用这种方式，证明这株桂树是她的，或者是暗暗地向这株桂树真正的主人示意，请求一份监护权。日子久了，邻居们便以为这株桂树是我家的，是祖母的。
祖母在这株桂树下编织毛衣。那时，家人已经不大喜欢穿她织的毛衣了，我们嫌她织得式样太老旧，我们买商店里的羊毛衫穿。她便把我们的旧毛衣都翻出来，在桂树下拆了它们。毛线弯曲着扯起一些轻尘，像陈年里理不清的往事。祖母把拆下的毛线绕在相距一尺左右的两截短枝桠上，够一束时，从枝桠上取下来，捆好，用滚烫的开水把曲曲弯弯的毛线烫直，再挂到一根竹竿上，晒干，后又缠成线团，放进她的小竹筐。她要来我的羊毛衫，拿尺子比比划划，一五一十念念叨叨地数针脚。她戴着老花镜，坐在桂树下，从眼镜上方的空隙里打量偶然走来的路人，又盯着人家的背影，问石榴树下择菜的袁家奶奶，那人的毛衣外套，是手织的还是商店里买来的。
有一天阳光很好，她在桂树下的椅子里打盹儿，毛衣针从前胸滑落到膝盖。我走过去，给她披一件外衣。她从睡意里醒来，好像刚刚从过去走来一样，无比清醒地问我：“红儿，你那件红颜色黄蝴蝶的毛衣呢？我怎么找不到了？”
想来那一天也正是秋季，桂花开着，这种她熟悉的芳香，令她忽然间就想起了一件旧衣裳和罩在旧衣裳外的旧时光吧？
我就打岔，我说：“奶奶你再给我织一件吧，那件就是找到也旧了。”她便有些欣欣然，便忘记了追究那件衣裳，便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用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旧毛线全力编织一只展翅的新蝴蝶。
可是她却忘记了编织蝴蝶的针法。她生怕我反悔，不让她织。她天天坐在桂树下，织了又拆，拆了再织。几根竹签子扭打在一起，毛线球在小竹筐里也急作一团，滚来滚去。
我在窗里细细看她。秋天的阳光很温煦，照在祖母花白的头发上。这时，她才像一个真正的老祖母，有了一种叫做慈祥的面相。慈祥总是和苍老伴生的。在慈祥跟着苍老爬上她的面容之前，她一直是刚毅的，是果敢的，是在山路山如履平地的，是在家里说一不二的。现在她老了，老得再不和儿孙起争执。她老成了一个真正的祖母。老在一株桂树旁，老在她的编织里。
衰老的祖母一直在等待一个时刻，等待她的儿子从远方归来。祖母以为，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是属于他们母子团聚的。
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是属于她的。他们一直隔着山河，或许也隔着误解。我是父亲安放在祖母身边的一个替代品。只是，从祖母寥落的神情上，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真正替代谁。
但是祖母没有等到这一天。出问题的不是我苍老的祖母，而是我壮年的父亲。
谁能料到呢，未知世界的一只大手，颠覆了正常的次序。
这对母子，他们隔得越来越远了，无法相见了。以前他们隔着山河，现在他们隔着阴阳。以前距离的数字以几何级数增长，现在没有数据了。没有数据，在这里不是意味着零，而是无限，无法抵达。
她追不上了，她一生没有追赶上她的儿子。距离的数据彻底消失的那一年，祖母年近古稀，父亲正是英年。
在哀伤平静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避免谈起父亲，只当他是又出长差了，去了远远的某个地方，有保密的任务，不能和家人联系。
日子也就那么过去了。
在不起风也无雨雪的天气里，祖母依旧坐在桂树下。她在编织一件黑色的毛衣，式样是开襟的。这件毛衣不是用旧毛线织的，是祖母特意买来的新线。
也依旧在阳光暖和的午后，她打盹儿。她不去屋里的床上午睡，她说屋里太阴太冷，她越来越贪恋阳光。我也依旧走过去，捡起掉落的毛衣针，为她披一件外衣。她醒来的瞬间，有长长的一声啜泣，是从梦里带出来的尾音。在梦里没有哭完，带到了梦外。只一声，随后就咽下去了。依旧织毛衣。
父亲真的去了远远的某个地方了，连梦都不曾托付，走得决绝。
他葬在了家乡，在家乡的竹山上。他绕过祖母，独自回了家乡。
我们都不去想，也不去说，用一层脆弱的纸包住一个大大的水球，生怕想多了、说多了，那纸破碎了，悲伤的汪洋淹没我们。
祖母的新毛衣织好了，针法细密，样式简洁。
她在一个打盹儿醒来的午后，咽下那声梦里带出的呜咽，平静地对我说：“红儿，你清明节去给你爸爸扫墓吧？把这件毛衣带给你兰姑姑的娘，说是我送给她的。还要告诉你爷爷，说我以后回去睡他做的棺材。我要和你爸爸埋在一起。”祖母口齿清晰，思维条理，不像是刚从梦里初醒。她接着干打盹儿前手里的活计，往新毛衣上缝纽扣。黑色的亮晶晶的玻璃纽扣。她缝得一丝不苟。
此前，祖母是发誓不再走过连接刘家老屋和贾家老屋的那座吱吱扭扭的小桥、不再踏进贾家的门槛的，她用这种方式抗议祖父对她的伤害，维护自己那风雨飘摇的自尊。她常常走几十里山路回刘家老屋，除却亲情的需要，隔河相望，她是不是也在时时提醒小桥那边的人家，她、她的儿孙以及那伤害的存在？我在这个过程里，一直充当着一个信使，传递着祖母的暗示。
现在，这一切恩怨，因了一个人的死亡而归于尘土了吗？
此后，祖母再也不回故乡了，刘家老屋，在她生命的残年里，是一所空房子。她在积攒她剩余的力气，最后的那点力气。她要倚着这点力气，走过那座小桥。她只等着最后的一回，这一回，便是永远。
清明，我将开襟的黑毛衣，交给兰姑姑的娘。她摸着像黑眼睛一样的黑纽扣，眼里又起了我见过的雾。
此后，我也久不回故乡了。
我们定居北方。北方也有桂树。秋天，桂花洒落我们的肩头。
（六）
一件黑开襟毛衣，成了祖母的收山之作。从此她不再织毛衣了。她从柜子里找出一个旧布袋子，把所有的剩毛线都收进去，又把一捆竹针用皮筋儿扎好，一起塞进了衣柜最底层的角落。她站起身，拍拍前襟的灰尘，倚着衣柜歇了片刻，似乎是刚做完一件很累人的事。一束窗外照进来的光线里，那些灰尘在轻轻地飞舞。
这很好，我想让她这样。我想让她把过去的记忆，都塞进一个角落，永远不再翻找。
只是记忆这东西，由不得人，它不在白天窜出来，也会在夜间游走在梦境里。
我不知道祖母是不是做过关于故乡的梦。有没有那样的一个个暗夜，往事弥漫，刻骨的思念像荒草一样疯长？
在那些年里，我在梦里是回过家乡的。
弥漫在河上的轻雾揭开了梦的序幕，小桥带着吱吱扭扭的声响一头撞了进来，天井老屋、青石板小路，总是这幅梦的背景，推也推不开。我也梦见过祖父，他仍旧坐在堂屋浓重的暗影里抽烟、沉默，像真实的一样。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团暗影，他在暗影里躲藏了半辈子，他觉得那里安全，没有鬼子的追杀，也不必面对棘手的家庭纠葛。
那个梦境过后不久，兰姑姑就来了电话，祖父过世了。他留下遗言，不劳我们千里奔丧。他睡进自己做好的棺材，葬在了我父亲的身边，他住进了真正的黑暗和安宁。
兰姑姑的电话似乎总和丧事有关。不久以后，她又来电说，四叔叔的儿子，一个好端端的青年，竟然出车祸死了。兰姑姑在电话的那头，语气很平静，她说：“红儿，你不用回来了，只是个堂亲，已经悄悄土葬了。”
我和故乡，被这些讯息维系着，它们把我和故乡的关系，弄成了一个人和一座坟山的关系。这或许是一个人和他故乡的最深刻的关系？
兰姑姑在那个电话里，还告诉了我由这件事引发的另一个问题：那个突然意外死亡又匆匆土葬的青年，急忙之间用了我祖父做的一副棺材。那棺材，一共是三副的，现在只剩下一副了。那棺材预定的主人却还有两位：祖母和兰姑姑的娘。
我意识到兰姑姑那个电话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把一道算术题摆在了我的面前。多么简单，我却想不出它的答案。
那年月，祖母已经改在桂树下做她的寿衣了。她告别了过去，开始酝酿她的未来。她在蓝色和紫色的缎子上，细致地绣花，一朵一朵地，绣得密实，也绣得艳丽。她问我：“红儿，你看这朵花绣得平展么？”
平展，平展，那花儿，像躺在缎子上一样平展，朵朵都睁着眼睛，望着老屋后面柴房里上好的杉木棺材。
有时候我会试探地问她：“奶奶，咱以后不回咸宁泉塘了吧？我在这儿给您买一块墓地，这儿多近呀，我可以经常去给您上供呢。”
祖母就沉默许久。再开口，语调里便带了一些气愤：“怎么可以？你爸爸在那里等我呢。你爷爷一辈子亏欠我，我也该睡他做的棺材。”
我们在阳光下谈寿衣、谈棺材、谈墓地，毫不避讳，也不恐惧。一条长长的路，通向一脉绵延着的山岗，祖母走得缓慢。不用急，到达是瞬间，行走却是一生的事情。
祖母在北方的暖阳里，慢慢地活着，缓缓地绣她的寿衣。那绝不是一件简单的衣服，那仿佛是一项繁琐的工程。我依然习惯站在屋里，隔窗看着她，看着蓝蓝紫紫的缎子，在太阳下发出幽幽的光芒。祖母是不是在这项走向山岗的筹划里，一步一步，预演了某个仪式？又在这仪式里，增添了对它的向往？
我无从知道千里之外的家乡，兰姑姑的娘，现在是一番何样的情景。只听说，这个一生活得柔弱隐忍的女人，在四叔叔的儿子用了祖父做的棺材之后，曾冲进刘家老屋，抓着回娘家的萍表姑的手，用力摇晃，脸色苍白地说：“你姑妈，她不会让我的。”萍表姑的手腕上留下了她深深的指痕。从此，她不再殷勤地踏入刘家老屋，不再像往昔那般，常常去刘家老屋和舅奶奶喝一碗花椒茶，唠一些陈年的旧事，听听天井院里滴答的雨声。
她是不是活在孤独无助和死后无所依托的痛苦中？她不害怕死亡本身，她恐惧的是那份寒冷吧？她也会在某个有暖阳的日子里，坐在门前的那株大桂花树下，像祖母一样，为自己绣一套参加生命里最后一个仪式的礼服吗？
尽管后来，从失子之痛中走出来的四叔叔，背着村干部，偷偷摸摸地新打制了一副棺材，还了那早先挪用的，但在祖母和兰姑姑的娘看来，那不是祖父亲自做的，那是毫无意义的。她们一生都在争夺，争夺一个人的爱，争夺一片家园，争夺一块归宿之地。但她们不会争着去死，她们缓慢地活着，她们都走在那条通往永恒之地的路上，她们听凭上天的安排。这个时候，走向死亡的先后，在她们看来，是上天格外的眷顾还是无情的惩罚？
我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的。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把它叫做命运吗？
（七）
许多年以后的一个清明，我带着一个少年行走在回故乡的路上。少年从海外刚刚回国，他从未来过这片楠竹茂盛之地，他是城市移民，他从小在迁徙中成长，他对什么是故乡毫无概念。一路上，我们探讨故乡这个话题。我想起故乡这个词，传统的解释似乎是“出生且长大的地方”，这个解释于我，完全不相符合。
那条山路早就通了公共汽车，汽车便捷地一直把我们送到小河边。站在小河边，我在河水的哗哗声中找寻一座小木桥。木桥在哪里？桥上那动听的吱吱声又在哪里？我找不到木桥，找不到通向桂花树下贾家老屋的唯一通道，我回不了我的家。少年嘲笑我：“妈妈，故乡就是站在这里遥望，看得见门却找不到路的地方。”
小山村寂静空落，少有喧哗。只有小河依旧哗哗地流淌，四面的山上，风正走过竹林。小块的稻田、茵茵的秧苗、慢条斯理的老水牛，是这里几十年不变的风景。
少年说：“我喜欢这里，像一首歌谣。”
小木桥没有了。新修的石桥足以承载往来的汽车，只是再也不会有挑担的人和着那遥远的旋律，走进一幅水墨画了。很多老房子都空了，在山脚下仿佛成了一个故事里的道具。死去的人们埋进了山里，活着的人们大多数走向了山外。
半疯的四叔叔在屋檐下晒暖。他竟然还认得我，他的记忆停留在过去。因为停留在过去而成为了疯子。他呵呵地看着我笑，拉住我的手，睁着直直的眼睛，悠悠地说：“红儿跳舞妈妈看...红儿跳舞妈妈看...”。
我眼前飞舞起一大片蝴蝶，一大片。
我对少年说：“当你老了，你童年的歌谣还在一个地方唱响，这个地方就是故乡。”
我们上山，少年在几座坟茔前，跪拜得好奇也虔诚。他仔细地看墓碑上的刻文，试着选一个合适的称呼安放在他没有见过面的先人身上。
祖父、祖母、兰姑姑的娘、父亲，他们都躺进了山里，并排躺着。他们退出了生活，也平息了恩怨，一切都有了结果。
我对少年说：“故乡，就是以前住着亲人，现在埋着亲人的地方。”
春风吹过山岗，我听见春笋拔节的声音，我也听见地下的亲人们在絮絮交谈，是乡音，像歌谣一样，他们说得悠长，我听得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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