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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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演讲稿中，哈贝马斯从对现代性的概念的两个传统观点的回顾出发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一方面，哈贝马斯关注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韦伯、早期卢卡奇以及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用社会理论阐述现代性这一传统；另一方面，他关注了体现在语言当中的“具体”理性，这是一种从自我批判角度出发的现代性审视。一如既往，哈贝马斯对两种传统都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他指出，前一种传统最终与总体化理性批判的自我关涉纠缠到了一起，因而走进了死胡同。后一种传统的两种做法：一种是后现代对现代性规范自我理解的“克服”，这种做法并不尽如人意，存在诸多困境。另一种则是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发生歧义的古典现代性概念加以转化，这是哈贝马斯采取的方法。

一、“现代性”成为哲学主题

 

在这一部分，哈贝马斯着重阐述的是如下几个问题：“现代性”为什么成为了一个哲学主题？哲学家何时又为何对解释现代状况发生兴趣？对现代性的哲学解释为何会具有一种理性批判的形式？哲学在解释过程中为何又逐步让位给了社会理论？

“现代”一词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出现，经由文艺复兴的发展，到了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后，经由黑格尔的阐发，“现代性”概念得到进一步阐发。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思想本身是从历史语境当中形成的，但哲学要想超越历史语境的限制，就必须对“现代性”自身加以把握。黑格尔是第一个试图“用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并试图寻找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在黑格尔这里，他所阐发的“现代性”概念具有面向未来的特征。

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认为现代性是启蒙的产物，因此，黑格尔是用一种理性批判的形式来把握现代性。自笛卡尔以降，现代哲学集中关注的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黑格尔便是用主体性原则（用反思确保自由）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主体性保障的是自命性和肯定性，由此出发，其余的一切都会受到怀疑和批判。主体性还具有一种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意义。任何一个人都要受到所有人的同等尊重。与此同时，他又是判断所有人各自的幸福要求的源泉和终极权威。

因此，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不仅表现为理论的“自我意识”，表现为针对一切传统的自我批判立场，而且也表现为“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根据黑格尔的理解，现代性的这种规范扎根在理性自身的结构当中，并且可以在“主体性原则”当中找到解释。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将那些文化领域（科学与研究、道德与法律、艺术与批评）当作是主体性原则的“具体表现”，这些客观化的过程和理性本身一样，都服从于理性的批判。

在“理性批判”之外，新的时间意识还阐明了一种“危机”概念，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涉及的就是这样一个“危机”概念。“批判与危机”成了分析模式，因为现代意识发现自己面对着大量新的挑战与必须处理的问题。传统社会中由宗教来保障的社会生活的道德一体化在启蒙之后支离破碎，主体性原则又不能以理性作为媒介来更新宗教的一体化力量，理性远远不能负担一种“宗教”的功能，作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新方式，为尘世大众的生活赋予意义与自由。与此同时，宗教的正统性通过拒绝一种抽象的启蒙而成了一种实证性，从而剥夺了宗教的纽带力量。在黑格尔看来，启蒙文化是实证宗教的对应物。由于它用反思和目的合理性取代伦理性，因此，它又导致了理性崇拜。

并且，黑格尔在反思的分析力量当中发现了一种暴力，它一旦挣脱了理性的约束，就会使周围的一切都对象化，也就是说，就会把周围的一切都转变为可以控制的对象。自足的“反思”使得有机体分裂为许多孤立的部分，使得主体间性关系分解为目的理性行为者可以相互观察到的行为后果，具体手段则在于使单个的个体与他们的共同起源脱离开来。不过，也正是通过反思，黑格尔才能揭示出工具理性的局限，他采用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反思，使得反思进入启蒙辨证法的活动范围，为现代性寻找前进方向。

二、“现代性”的诊断

 

在这一部分，哈贝马斯对社会学家关于现代性的分析作了批判性论述。首先是回顾了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接受黑格尔以来“启蒙辩证法”问题的过程；接下来对这一理论脉络下的理性选择理论和系统理论进行了批判，又对与之相反的后现代主义理性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

韦伯把欧洲的现代化放到了解神秘化的世界历史过程当中。和黑格尔一样，韦伯一开始关注的也是宗教世界观的转化和解体问题，因为这些宗教世界观失去了创造意义的指导力量。西方的合理化在此过程中导致了“价值领域”的分化，客观科学或理性道德又难以发挥一种新的一体化力量取代宗教原本承担的一体化角色。随着传统世界观的解体和文化合理化的发端，私人化的信仰立场和内在化的良知道德逐步传播了开来，特别是“新教伦理”培养起了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并进而确保目的理性行为方式能够扎根到价值理性当中。

在此基础上，韦伯集中关注的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动力主要来自管理型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两个领域的制度核心在于国家的官僚机构和企业组织。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领域都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具体表现，而韦伯则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而且首先是反映在国家和经济这两个富有活力的核心部门。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展开，行政领域与经济领域越来越独立，它们的组织合理性摆脱了宗教价值趋向的动因基础，新的法律行为领域使人从前现代或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体当中解脱了出来，被纳入无所不在的科层制体系之中。韦伯从官僚化和法律化的规训与强制出发，勾勒出了一个“理性牢笼”的人类黯淡的命运前景。

韦伯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吸收了韦伯理论思想，并从卢卡奇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将之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又向前推进了一部，他们看到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角色作用以及科学和技术成为渗透整个社会当中的工具理性的主要来源。哈贝马斯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是把韦伯的主题重新翻译成了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语言，它把工具理性的起源一直追溯到主观精神与自然的第一次分离。在他们这里，主观理性使得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都彻底工具化了，致使理性完全变成了“工具理性”，这完全背离了黑格尔的理性批判，存在诸多困境。

在哈贝马斯看来，如何将现代性批判的自我理解与对现代社会危机趋势的经验考察和描述把握这两个方面之间的沟壑填补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对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的描述方法出发点在于：现代社会体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这尤其体现在理性选择理论和系统理论之中。对于这两种合理性内容，它们各执一端，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是单个行为者的目的合理性，系统理论关注的则是大型组织的功能合理性。在方法论个人主义范围内，理性选择理论试图用“合理”行为的主体的抉择来解释互动模式，系统理论则立足于一个集体主义的理论框架，用自我调节或自我创造这样的功能主义概念来描述韦伯所说的组织合理性。韦伯在其理论中已经把这两者联系了起来，上述两种理论与韦伯关于“理性牢笼”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然而，这样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似乎具有一种“保守性”特征，无法合理解释现代性过程中的危机趋势，或者说回避解释，甚至是无视或否认现代性危机的存在。

现代性批判的自我理解要求变换一个视角。为此，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个新的合理性概念和新的理论批判方法。他们两位用各自的方式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论展开了批判，依靠的也就不再是黑格尔主义的理性及其辩证法的总体化力量。反之，他们从解构的角度试图限制工具理性的范围，他们呼吁的是存在的历史或自然的历史，是理性的他者。这种结构要求打碎康德、黑格尔以来赋予整个世界以一种总体性结构的“大写的理性”，他们采取语境主义的视角强调语言与历史语境的作用，它们导致了历史的偶然性。理性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一种怀疑的解释学，试图在理性的背后揭示理性的他者。这种理性批判不仅要打破一种绝对而纯粹的理性偶像，而且要剥夺自我意识、自我决定以及自我实现等观念的规范约束力。不仅要揭示理性的错误自负，而且要剥夺理性自身的权力。

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思想的确产生积极影响，打破了可笑的理想自负，特别是使整个历史都服从于一种目的论的理性。强调断裂、缝隙和边缘化，强调他者、差异性和非同一性，以及对局部和个别的特殊性的关注，都革新了批判理论的主体。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前提和结论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其着重论述了后现代理论两点不足：第一，一种具体的语言唯心论；第二，缺乏对现代普遍主义的成就。

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研究互动模式和制度秩序以及规范所依靠的是本体论概念或语法概念。他们采用的分析策略是把从马克思到涂尔干和韦伯等人关于社会现实的分析追溯到选择规则的潜在暴力当中，这种规则决定了哲学文本和形而上学传统、文学风格、理论范式和学术话语的形式与结构。分析策略的变动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后现代为何采用哲学批判和审美批判而不是社会学批判。古典的现代性概念立足于社会解体的经验和对普遍主义规范的破坏，后现代理论关注的主要是排斥性，是那些没有被意识到的规则系统的排斥特征。这些规则系统是悄悄地强加给言语者和行为者的。

此外，后现代理论认为理性自身的标准在每一个新的语境当中都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他们拒斥理性的普遍主义特征。在哈贝马斯看来，后现代理论的确揭示了希望的交往模式和理性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所导致的殖民化效果。但是，他认为，后现代理论根本无法区分殖民性的话语和有说服力的话语，前者依靠的是制度的强制性而在全球获得推广的，后者则是因为有自明性而被全球接受。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不单纯在西方的标准下才有说服力。由此可以看到，哈贝马斯认为，伴随着理性的自我关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强制与暴力，但这并不能归咎于理性的普遍主义话语特征。

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理性总体性与普遍主义的批判则将现代性危机归咎于理性的强制性力量，因而试图彻底否定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在对这两种哲学与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存在的诸多问题，关于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和现代性的危机趋势论述存在的分析进行论述之后，哈贝马斯对“重建交往理性”作出了较为精炼的论述，以弥合社会理论与哲学理论关于现代性批判的自我理解与现代性危机趋势的分析之间的鸿沟。

三、“现代性”与重建交往理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的现代性概念是在意识哲学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经过语言学转型，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概念被一种解先验化的“具体的理性”概念取而代之。这样就为一种后传统的现代性批判铺平了道路。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哲学基础，后现代理论存在诸多问题——坚持认为不同范式以及其中的“合理性”之间的不可通约给后现代理论带来了困境。由此，哈贝马斯沿着康德、黑格尔的理性批判脉络，批判性吸收了韦伯、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性批判理论及其古典现代性概念，在实用主义的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导出了一种交往理性概念，并为一种新古典主义的现代性概念铺平了道路。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又进一步探讨了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

哈贝马斯指出，语用学关注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共同拥有的生活世界（或完全重叠的生活世界）语境当中，交往参与者如何才能就世界中的事物取得沟通，这对于表达的真实性、有效性与真诚性都有规范要求。分析这种交往行为，首先就必须阐明交往理性，在论证实践或日常实践当中，交往理性始终处于在场状态。当然，这样一种交往理性也扎根在不同生活方式的语境当中。任何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个体都共享一种共同的符号结构——文化知识、社会化模式、价值和规范。生活世界又必须通过交往行为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与交往理性保持着内在联系。行为者在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背景下运用交往理性不断提出新的有效性要求，其他个体进行不断地回应。

要使这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即文化传统、个体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的一体化——在批判与反思中得到保持，哈贝马斯认为，就必须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与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合理化或相应的行为系统的合理化严格区分开来，对传统进行批判与更新，并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被不断学习吸收。社会一体化在制度层面上越来越远离传统价值和规范，需要用普遍的道德原则和立法程序取而代之，并在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中通过交往行为得到完成。

古典的现代性概念从韦伯到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它的立足点是规训社会与容易受到伤害的个别主体之间的抽象对立。哈贝马斯认为，需要换用一种主体间理论概念，用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循环过程来取代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限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为生活领域在功能上依靠的是价值取向、强制规范以及沟通过程，而金钱与权力系统带来的货币化与官僚化的侵袭将会摧毁生活世界，导致韦伯所说的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本身并不是仅仅造成异化效果，它同样也可以扩大活动范围，提高学习能力。前提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工不能受到破坏。只有当交换关系和官僚管理侵犯到生活世界当中构成核心交往领域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时，社会才会出现病兆。社会病兆并不仅限于个性结构，同样也涉及意义的连续性和社会一体化的动力。也就是说，社会的稳定发展应该建立在社会团结与金钱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平衡之上。

由此，哈贝马斯在文章结尾处对“反思现代化”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哈贝马斯认为，随着话语的制度化，合理化的生活世界拥有了自己的机制，可以建构起新的强制规范和规范制度。在生活世界中，“合理化”并没有堵死团结的源头，而是在传统的团结资源失效的情况下发展了新的团结资源。这种交往生产力在应对“反思现代化”的挑战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哈贝马斯指出，系统机制可以用反思机制来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治疗”。这对系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存在重要的潜在风险。他认为，只有用政治自我影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才能保证相互矛盾的系统合理性不会逾越社会契约的范围，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从而使系统合理性打碎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进程。这就需要建立商谈民主与法律道德政治程序，推动交往理性在政治生活层面的拓展，发现和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在此过程中，生活世界通过交往实践合理化具有一种解放作用，这是韦伯等悲观理性主义者所没有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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