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论危机时代的转型
熊彼特提醒人们，要明白货币制度未必会对经济系统造成危害——“真正的关键是这座庞大机器的操纵者是谁。没有人会反对制造剃刀，真正的问题是该把剃刀交给谁手中。”
本文部分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90辑
这两年的新冠疫情，让全球很多国家陷入由公共卫生危机触发的骨诺牌效应，几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都陷入重重危机。以美国为例，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2020年6月宣布，美国已经陷入经济萧条，失业率超过13%，而且因疫情的延续或恶化，预计不会短期恢复。与此同时，尽管欧洲和美国很多人持续居家隔离，人口生育率反而下降（美国降幅在30万到100万之间，德国和法国有50%的人将2020的生育计划推迟），令专家学者诧异。性别不平等也在这场全球经济大衰退中被加剧，例如美国女性在职业和工资水平也倒退了25年。政治方面，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更是成为两位垂暮老人之间的展览。在拜登担任总统半年后，美国的社会撕裂并没有任何好转，反而种族歧视暴力袭击事件屡屡发生，民众对国家的信心继续下降，悲观焦虑情绪大面积蔓延。
日光之下无新事。新冠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危机，因为危机是现代社会最熟悉的一种周期性阵痛。此时，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1年的讲座，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空间。
1941年3月4日到28日，熊彼特在美国波士顿的罗维尔研究所（Lowell Institute）举办了一系列的演讲，题为“对我们时代的经济学解读“（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Our Time: The Lowell Lectures）。此时正值二战时期，也是世界体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际，欧亚各国都已经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占据上风，而美国尚处在观望中（直到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才正式向轴心国宣战）。
然而此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人们都普遍感到焦虑悲观，对现状十分失望。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熊彼特在经济理论上的对手）也都说过一段非常感性的话：“不久以后，经济将退居其后，回归本位。人类的理智和情感，将转向真正的问题，或重新关注它们，那些问题就是人生、人际关系、信念……”
在熊彼特于波士顿所做的一系列讲座中，也不断有人询问他，对凯恩斯所说这句话有什么评价。熊彼特的讲座主题正是针对人类危机及转型趋势的经济学解读。他最初计划将演讲稿出书，但是直到九年后离世，也没有实现。于是，这份文稿一直保留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后来由康奈尔经济社会学家、熊彼特研究专家Richard Swedberg整理后出版。[1]
在8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处于疫情时代，而西方社会似乎也面对着与熊彼得时期同样的深层危机，这让我们可以重温熊彼特的思想，似乎正当其时。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
熊彼特一开始指出，在社会结构和经济快速变动的转型期，人们不应只关注危机的表面现象，而要回顾世界危机发生之前、数十年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是如何演变发展的。
在1871年前后，西方的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却很少人会预料到，这一发展将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格局之争端的原因。从十九世纪开始，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全世界正朝向一个贸易自由化的乐观大方向发展。伴随国际法和国际金融，特别是不受限制流通的黄金货币的发展，这些都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和经济繁荣。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明国家在内部形成了一套理念，包括关于普及教育和选举权利、经济行动的自由、私有产权的保护等等。并且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和机制，能够实现欧洲世界的百年和平。历史总是始料未及，这种对均衡发展的乐观预测，先后被两次世界大战所打破。
早在一开始，熊彼特就洞察到资本主义内在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机制，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无法维持这种长久的均衡的。他延续了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体系特点的定义，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它的特征是私有财产、民营企业和银行信贷为其经济结构，在整个经济过程中储蓄和投资是经济过程的核心，而以生产-经济功能来对人进行阶级和社会角色的区分。
在熊彼特看来，以这种经济结构作为社会-政治结构和文明价值体系基础的社会，长期中并非一个稳定的体系，因为除了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中的“创造性毁灭”之外，还有一个社会结构和思想所导致的周期性问题：在资本主义扩展过程中，一些胜出的企业会发展出官僚化体系，其控制力会越来越大，而小型的私有企业会被淘汰；同时，因为社会生产普遍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反而会需要更多的闲暇和权利，这种风气最终会让更多的人反对资本主义的理性计算-禁欲性的生产方式。
综上所述，熊彼特预见到，当时的资本主义方式一定会转变成其他更具有民主化的方式。他甚至断言，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单纯由公众管理经济事务和控制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就会转变某种这样的社会主义形式。
此外，熊彼特还指出，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与自由贸易和殖民地体系之间的关系，有着密切关联性。以英国为例，在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和自由派人士构建了一种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神话，认为社会是纯粹被理性所统治，国际贸易是自发扩展的。但是，熊彼特指出，英国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用武力进行海外的殖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从封建社会孕育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阶层。
[1] Richard Swedberg ed.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第339-400页。 中文版可以参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学》（联经出版书），第381-441页。
经济危机、大萧条的社会经济根源
在熊彼特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不是刺杀等突发事件导致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形式和社会心理产生了变化才引起。而且，这场战争又近一步摧毁了保护原有社会结构中的一些要素，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变革。但这些后果都是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才真正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熊彼特反对一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即称这场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并且是毁灭性的后果。
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周期性的危机早在1870年的欧洲已经发生过，但是人们却一直没有认真理解它的形成机制。对此，熊彼特提供了一个分析大萧条背后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危机公式：在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会创造出不利于自身的政治氛围。因为资本主义自身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它会让更具有效率的科技取代低效率事物，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出现大规模的控制单位，这些单位进而会演变为类似政府部门的组织，更加官僚化和机械化。
熊彼特用历史上出现的战争来类比说明这一过程。例如，在拿破仑时代，拿破仑是否在前线指挥起到了战争成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军队中，领导者通常在后方，个人的领袖魅力已经被官僚、专业化的体系所取代。换句话说，在社会生产的运转体系中，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人格魅力在生产链条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其次，社会结构中人们观念的理性化氛围和人的社会身份也产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真正支撑这个体系扩展的是封建社会里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地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人被迫要么转型成为企业主和资本家，要么面临着被资本和机器所取代的命运。伴随着过去这些勇于冒险、投机的资本主义开拓者的消失，出现的是新的中产阶级人群。熊彼特似乎还保留着一点老欧洲贵族的怀旧感，认为此类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中，中产阶级人群不再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去承担社会变革的责任——“商业的办公室里培养不出成功的领袖”。熊彼特有些讽刺地描述到，无论是技术还是财务专家，这些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只要回到家中，甚至软弱的连一直鹅都不敢拿。
随着社会道德标准的提高，平等理念深入人心之后，社会上会出现一群知识分子，熊彼特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亲手编出的勒住自己的绳子。”因此，当时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社会内在的生产-消费并非依靠自由贸易，而是依赖于武力统治的殖民地的资源供给，然而长久的殖民中，却“启蒙”了当地人的自治和平等理念，熊彼特说到，“然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在听了这些说辞的百年之后，殖民地人民居然会真心相信这些….我们如果还对这些事情感到惊讶就难免过于天真。”
财政和货币政策[1]
在熊彼特的理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理解一个社会转型过程的重要指标，因为一个国家如何预算、征收和分配收入，都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本质、行动和意图。熊彼特甚至非常赞同自己曾经的论战对手、奥地利经济学家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的话：“预算就是社会剥去空洞口号和浮夸言辞之后的骨架。”从全社会角度来说，人们如何看待货币、金融的态度，都真正反映出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道德观念和对未来的预期等等理念。
熊彼特还提醒人们注意，现代税收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所产生的，这一点不同于过去封建君主制下的收入制度（也就是君主将领土内部都视为自己可以征收的范围）。在现代法律和人们的观念中，税收则是一种社会公共品提供和转移支付的作用。因此，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道德观念上都是主张低税负的观念。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对欧洲和美国的税收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熊彼特发现，这不只是国家税收大幅增长那么简单，而是这种累进型的税收政策最终会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征收方式和国民心态。例如从193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的舆论就开始主张消费，而认为储蓄是无意义的行为，甚至认为储蓄会阻碍社会经济的运行。此外原本社会的中产阶级依赖的经济行为是储蓄和投资，而此时对储蓄和遗产征收高额的累进税，不仅影响到人们对于储蓄的态度，而且还会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家庭的结构。税收则不再被视为是国家收入，而成为了重新分配生产所得的有力工具，以此改变经济运行的调节方式，这样税收转变为干预资本形成和资源配置的工具。在熊彼特看来，大萧条之后，美国社会的税收政策其实是对成功的投资者课以重税，从而抵消了他们风险回报，结果就是这样的税收成为资本主义运转的一大障碍。
在美国罗斯福新政中颁布的1933年银行法案（Glass-Steagall Bill），是为了抑制金融市场投机，而推行政府管控政策的改革法案。它允许储备银行在限期里以政府证劵作为联邦储备卷的担保品，并且允许联邦储备银行在某些情况下将即期票据借款给会员银行，更表明了货币管理的权限由储备银行落入到政府手中。熊彼特认为，这项法案以及货币贬值、黄金对冲等政策，再加上高薪政策，反而会造成大萧条之后失业率上扬。熊彼特指出，最关键的是，他并非完全反对货币政策，而是警惕其背后出现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危机，因为大萧条的出现导致人们对于原始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而这种社会心理的形成，最终会促成这些暂时的货币政策成为永久的措施，而无法修正。他批评那些为抑制货币政策扩张而主张回到金本位规则下的经济学家，因为这些人忽视了一点，即真正维持金本位制度的社会-心理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单纯的恢复金本位无疑是刻舟求剑。与他们相反，熊彼特提醒人们，要明白货币制度未必会对经济系统造成危害——“真正的关键是这座庞大机器的操纵者是谁。没有人会反对制造剃刀，真正的问题是该把剃刀交给谁手中。”
[1] 关于这个主题可以参考马丽，李晋“熊彼特论欧洲税收国家的危机 ，”《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4期，53-58页。
现代的生育率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结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和经济运转。熊彼特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人口发展的数据，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期（1770年到1940年），仅仅近170年的时间中，白人的人口总数增长了4到5倍，总数约7亿3千万人。因为移民的关系，这种趋势在美国更为明显。人口数量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医疗技术带来的死亡率的下降所导致。
与这一扩张期相反，到了现代社会，人口的出生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熊彼特指出，人们自发性避孕节育并不只是技术上的进步，而是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计算的结果。首先，这种资本主义的理性计算渗入到私人生活的计划中，从而打破了宗教和文化的禁忌，人们更会以衡量生育带来的快乐和痛苦代价来进行决定。其次，资本主义的创造力会创造出更多娱乐和消遣的方式，来取代人们的组成家庭和生育的意愿。因此，熊彼特断言，“资本主义制造出对自己不利的政治气候，从而毁灭了自己，但它毁灭自己的方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且，这种趋势在现代理性化的社会中，只能是越来越强烈。不过，熊彼特对此趋势，也并不是完全的悲观。他指出，他并不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那样，认为人口增减就必然带来社会经济增长和福利的问题，而是要和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和投资机会等进行综合分析。
尽管如此，熊彼特还是指出，这些变化会在未来有可能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首先，美国等国家会出现父母统治（parentocracy），也就是老龄化的人群掌握着社会的政策决定。熊彼特预测，在四十年后（1980）的美国会成为老龄化的国家。他并不担心社会福利会因此下降，但他却认为，这会直接影响到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发展。例如，熊彼得举了罗马和汉尼拔之战，以此来说明，具有选票的老人因为自己不用上战场，可能更倾向于好战的政策，因此老龄化的国家也许更会具有战争的冲动。
其次，熊彼特认为，相比于政客的短期行为，家庭单位更会为后代进行长期的利益考虑，这样就间接抑制了社会的激进主义。然而，不仅资本主义的运转和生活方式会加剧了人们的不满和激进主义，并且家庭瓦解和少子化的社会会更近一步加剧这种冲突。时至今日，对照美国和世界的社会危机，熊彼特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仍旧适用。
在熊彼特1941年讲座的时代，人们内心充满着焦虑。自一战后，国际联盟试图经济制裁来惩罚和遏制战争国家的行为。但是，和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的立场相似，熊彼特认为，单纯的经济制裁实际上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速了被制裁国家如德国军事权力的集中，更容易发动战争，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基于对社会结构之有机性的理解，熊彼得总在提醒人们，需要注意到政治-经济两者的密切互动，社会各领域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一切国家关系，无论是否和经济有关联，都是国内政治社会结构的产物。”因为政治表现了一个国家的结构和精神，所以熊彼特担忧的是，现代各国都开始摒弃功利主义和理性经济的考量，而愈来愈多表现出民族-国家的色彩。熊彼特提醒人们，要注意美国和德国都表现出了同一种帝国主义的现象，只不过意识形态和包装手法不同而已，他称之为“美国的伦理帝国主义”和“德国的民族帝国主义”。
那时，美国尚未决定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人类大危机的面前，熊彼特还是抱有了一种乐观的看法，他解释道，尽管资本主义过程产生出了很多不利于自身的社会氛围，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或无法支撑与之相关的社会阶层。在熊彼特看来，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努力就在于，无论个体还是团体，要在进行决策时尽可能避免丧失人类的价值，要推动社会进行结构上的改变，来维护人类危机重重的文明。也许，这对今日西方的社会危机仍旧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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