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司徒兆敦老师:纪录片没有阴暗面,只有真实不真实

编者按:得到可以采访司徒兆敦老师的消息时,我有些诚惶诚恐,作为中国最早教授纪录片专业的教师,司徒老师可以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纪录片大书”。讲座,会友,这几天司徒老师在广州的日程也排得满满当当,没想到他把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留给了凹凸镜DOC。

一出电梯,我就看到早早等候在门口的司徒老师。简单寒暄几句后,专访开始了,司徒老师非常平易近人,这也打消了我的紧张。采访过程中,司徒老师聊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教学生涯,以及如何看待纪录片的真实。特别是司徒老师对于什么是好纪录片的评判标准:没有阴暗面,落后面,只看有没有批判精神。更让人印象深刻。

以下为采访正文:

纪录片没有阴暗面,只有真实不真实

专访司徒兆敦老师

采访:张新伟

编辑:张劳动

从生活起步,重新认识中国

凹凸镜DOC:您是第一批从事纪录片教学的老师,当时的教材以及教学方法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司徒兆敦:我们什么(经验)也没有,完全是在摸黑往前走,就是出于对纪录片的爱好。我原来是教故事片的,我1959年进北京电影学院,1964年毕业后就开始教书。

我后来也很有幸带了第五代,我第一次跟他们讲话就说,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苏联那套东西,我们是从《战舰波将金号》起步的。经过这么多年了,电影怎么样了,我们完全不了解,对西方电影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敢说教你们,但是我有个优势,因为我父亲是管电影的,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大量的影片,对第五代这批学生的能力,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们人生态度、生活阅历,他们都有,这是现在的很多学生没法比的。我说那我们就一起看电影,看了大量的电影,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从这开始起步,因为商业电影我教不了,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社会, 对商业社会完全不了解,也不懂。

凹凸镜DOC:您觉得当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呢?

司徒兆敦:讲好中国故事,张艺谋有句话很对的,电影它是很非常本土的一门艺术。你不了解中国生活,老是从西方那些故事模仿过来的东西,都是不伦不类的。很多大艺术家,波兰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旦他们到了西方,他拍的东西就全变味了。你没有土壤,包括精神土壤、生活土壤。我是跟他们讲,到西方去学,你其他都可以学,电影你学不了。学完了你也不能在那生存,这是我的观念,学技术没关系,学录音没关系,学故事片创作,你就根本没法生存。

我最后带的是陆川,那时候,我对电影有点失望。我觉得,我们对这块土地的东西,没有真正认识到,所以我就转去教纪录片,我觉得还要从生活起步,还要重新认识中国。

将来电影不能成为一个贵族艺术, 你停留在中国传统电影上是没有希望的,新技术越来越多了,你必须持欢迎的态度,现在越来越发展了,能不能接受现在的抖音、快手那一批东西?我没有研究,但我认为不可忽视。它必然会向商业或者向其他方面发展,但是你就要研究了,你要把文化融进去。它里面内容不好,我们可以改造。我82岁了,我仍然对新事物充满了欢迎的态度。

纪录片没有阴暗面,只有真实不真实

凹凸镜DOC:您为什么要把教育作为终生的事业去做呢?

司徒兆敦:我可以做各种工作,但是最后我还是去做一个教师,做教师不管你岁数大还是岁数小。教师其实很容易的,你把架子放下来,跟你的学生平起平坐来谈,一起研究电影,一起去发展,纪录片是大家的,不是你的专利,我现在的讲,故事片专业的第一阶段必须学纪录片,第二阶段学故事电影。

我越来越坚定一个观点,电影没什么了不得,电影就是一门技术,它必须跟其他学科知识结合,它才是有价值的。电影可以是各种样式,它也可以是商品,它也可以是政治宣传,它也可以是科学。

我喜欢凹凸镜这个名字,凸透镜能够把现实放大,把微观世界的东西聚焦,就从一个很小的细胞开始,它的生命力是无穷无尽,我是愿意接受这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

凹凸镜记者正在展示朋友发给他的司徒老师手写的讲课笔记照片(图:燕蓓)

我很喜欢小川绅介,可是中国没几个人看过小川绅介的片子, 我就拿着那个掌中宝对着屏幕拍的,拍回来我就拿那个影像模糊的、抖来抖去的画面给我的纪录片学生学,我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国纪录片人,当时是没有理论,是在黑暗当中摸索,有一点东西赶快就学。

电影学院有老师老说,你怎么这么轴,你干嘛这么认真?我说不认真不行,你看你比如说,我研究非虚构的片子里,新闻、纪录片、专题片这三种类型,非虚构你必须要区分开。新闻,它必须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它强调时效性,它不能出错,不能把时间、地点、人、事件捣乱,它要简单明了。专题片,它就是主题先行的,我确定一个主题,我就跟据这个主题我就收集材料来做。那么纪录片是什么?比如说黑格尔讲,凡是现实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非常重要。

美国人说纪录片要讲故事,难道必须讲故事吗?它的文献价值有没有?它的文献性,它的认识价值,太多的纪录片了,那故事你以为重要吗?你以为故事值钱,不就是为了现在吸引人家吗?不吸引了你的就没价值?我觉得不成理由,所以我很容易给它批倒。

你不要你来引导,要改变现实,我觉得纪录片没那么伟大,不要把它看那么伟大,但是纪录片要引起人思考,所以我把纪录片的定位定在能够促进社会的变革,能够促进大家去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就够,纪录片不具备颠覆的能力,要折腾出什么事情,就觉得我作品伟大,我认为完全不是。

我觉得纪录片没有阴暗面、落后面这个说法,纪录片只有真实不真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东西?我做过几个片子,那是非常尖锐的。一名文学系的女孩子,她毕业以后回到老家,她拍个东西,我去帮她剪。西部的孩子,铅笔头就这么短,她拍了一堆不同孩子,不同角度削铅笔,削完搁在一个小盒子里头,跟宝贝似的搁着,一到要用拿出来,这手捏不住的,铅笔插一个小管里那么写字。我一边剪我一边掉眼泪,我说太伟大了。

有人说你不能这样,中国已经够穷了,你还这么丑化中国吗?我说不对的。我拍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希望在西部,我当时就说这话了。我说我看到这些孩子他们是这样来学习,我说我是非常感动,对于西部娃娃来说,一点纸都宝贝不得了。在我的心里头没有阴暗和落后,只有你拍的东西能不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过了没多久这片子得奖,又过了很多年以后,中央决定开发西部,有人说感谢你,这是中国开发西部的先声,最先的声音。

他们常常问我纪录片怎么看?我说纪录片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要做纪录片,这就我的态度。我不是要批判、要颠覆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别人不理解,我们希望一起努力,要做好这件事。

我更多的给学生讲方法论

凹凸镜DOC:冯艳老师翻译的小川绅介的著作《收割电影》对我影响很大。

司徒兆敦:那也是纪录片创作的一部经典。

凹凸镜DOC:您对学生也是要求他们不管拍什么,但一定要是真实的?

司徒兆敦:对,纪录片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表象上的真实,你还要再上升到本质意义上的那种真实。

凹凸镜DOC:生活阅历可能比学习书本知识更重要。

司徒兆敦:我父亲原来是抓电影工作的,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管我,不允许我出头露面,我的家庭对我的这种严格,也塑造了我这种性格。

凹凸镜DOC:最近这段时间,上网课的体验如何?有难度吗?

司徒兆敦:没难度,但是,我觉得上课还是必须得面对人,科学技术发展应该是帮助人的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心灵的交流。网课缺这个东西。

凹凸镜DOC:您的人生格言就是“可以说错话,但是不能说假话”,您觉得您对现在的年轻创作者有什么期待吗?

司徒兆敦:人呐,要不说假话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对我这样的人是很容易的,因为我是什么罪都受过了,我对自由有特别深刻的认识。当你做一个很坦荡的人,一个很真实的人,你觉得心里没鬼,这就很好。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都应该相互尊重,都应该是纯真,我们现在太复杂了,老想金钱、名誉、地位。我就总结了,你有问题你纠正自己,大家觉得你这人好。你装着你什么都懂,你去骗人家,我觉得太丑陋了。

所以我跟同学的关系太特别了,因为我研究纪录片,我没理论的,但是我总结了好多方法,我更多地教方法论,比如我教他们,你要拍真实的东西,怎么真实?我教他们,我说你这样,找一个砖头一层一层把它包好,包得很漂亮,搁在马路上,拿一个长焦镜头远远在那偷拍,你就一定能拍到非常真实的东西。

等下课了,一名台湾学生找我说,司徒老师你这样很不好,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把人内心里面的不好全勾出来。我一想这学生讲得对,我下一节课就跟大家讲了,我说我很感谢这位同学批评我。纪录片要追求真实,但我更追求真理,真实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理。 

我常常说错话,出问题直接改了就完了。我改了,没有学生嘲笑我,相反,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真实也很真诚的人。

图片来自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特别鸣谢燕蓓老师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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