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注定告别，什么才是“最不遗憾”的再见？
我经常收到这样的提问：
老师，我妈妈查出癌症早期，我应该如何帮助她康复？
我叔叔出了车祸，现在半身不遂，很多事情都要我们照顾。他意志消沉，什么也不做，经常冲我们发脾气，我们该怎么办？
我爸爸得了食道癌，他自己不愿意接受治疗，我该怎么做？
奶奶现在是昏迷状态，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真的不忍心奶奶走，我总是忍不住一遍一遍地哭着喊她不要走，您说她能听到吗？
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要面对的。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它，不仅对活着的人，对病人和将逝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对西班牙夫妇，丈夫叫何塞，妻子叫玛利亚，两个人都是家族系统排列导师。他们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至交好友。我去西班牙时，曾住在他们家里。
何塞今年67岁，玛利亚63岁，他们结婚已经40年了，一直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去年，他们的儿子也结了婚，一家人都觉得，没有哪种生活比现在更好了，但命运就是这么会开玩笑。
就在何塞与妻子计划着如何安享晚年之际，他在一个雨夜突然中风了。何塞昏迷了很久都没有睁开眼，玛利亚便日日夜夜陪伴在他的身边。
医生郑重地把玛利亚叫出去，告诉她：“你或许应该随时做好心理准备了。”玛利亚看着医生，只是表达了感谢，其余的，什么也没说。
她后来回忆道：
“你如果问我那时什么感受，我当然很伤心，我想到余生还有很久，没有何塞与我分享，将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
但是说实话，我心中的平静和对他的感激，多于悲伤。
你知道吗？回想我们结婚的40年，我眼前一幕一幕都是我们在一起幸福的画面，都是他说的幽默风趣的话和为我做的那些大事小事，都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一起看过的风景……
这40年，他真的尽力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爱我，我也一直一心一意对他。如果66岁就是他能活的年纪，如果40年就是我们能在一起的日子，我想，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真的信任他，如果他觉得他该走了，他想走了，我一点也不责怪他。虽然没有他我会难过，但是我一个人也可以继续生活，毕竟生活还有很多等待着我去探索呢。
所以那时候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他别考虑我，希望他大胆做他想做的决定，希望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是对他最好的。”
几天后，何塞醒了过来，只是还不能说话，也不能动，于是玛利亚就一直陪在他身边。
几周之后，奇迹发生了，连医生都不敢相信，何塞竟然开口说话，而且能动了！所有人都欣喜若狂。
只有玛利亚平静地、充满感恩地笑着，仿佛那样的结果她并不意外。
何塞在医生的帮助下渐渐康复，他除了右眼受到一些不可恢复的损伤，其余的功能都恢复到和生病之前一样。短短几个月之内，他竟然又回到学校上班了。
没有人知道何塞是怎么做到的，外国家族系统排列的江湖中流传着各种关于他的传说。
直到上个月，我在墨西哥见到何塞，他真的和生病之前一个样子！还是和我开玩笑，还是缠着我要教我西班牙语，如果我不学，他就不让我吃饭。
当然，他也比往常多了很多的柔软与放松。他以前是一个收拾狂，所有东西必须整整齐齐，他对学生们也一直很严厉，现在的他，也能允许家里面稍微乱一点了，而且开始和学生们打成一片。
他亲口对我说：
“我生病的时候，虽然说不出话，但是我都能听得见。
我听见玛利亚对我说：‘何塞，我相信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宇宙完美的安排。如果你想走，你就放心地走，不要担心我，不要内疚，不要害怕。无论你在哪儿，我都爱你，我都支持你！’
在听到玛利亚说这些话之前，我真的感觉糟糕透了，我对自己很愤怒，觉得自己太不争气了，简直就是一个累赘。
我又想走，又不敢走。我不敢走就是因为，我生病已经给玛利亚带来了那么多痛苦，万一我还没坚持下来，她得多难过啊，搞不好还要恨我一辈子。
可是当她告诉我，她接受任何安排，我可以自由做选择的时候，我真的就释然了。
那一刻我觉得肩上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我想活下来，这种‘想’是出于爱，是出于一种渴望，而不是责任、义务或者恐惧。
我当时眼前都是生活美好的画面，我知道自己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还要好多地方没有和玛利亚一起去。
然后你看，现在我就在这里咯（我和我先生现居墨西哥，我们这次见面，何塞与玛利亚从西班牙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来墨西哥）！”
最折磨病人的，往往不只是病痛，而是对于他人的内疚感。内疚感让他们卡住，不能后退，也无法前进。做任何选择，都无法感到自由。
当亲人面对疾病和死亡时，大多数人都是倾向于呼唤他们不要走，希望他们多坚持一会儿。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会让病人感受到更多的压力，因而无法做出自己真正想做的选择。
有时候病人因为内疚感而活下来了，但是他们并不快乐，过不了太久，就又会产生其他疾病，最终还是会离开。
家族系统排列的创始人伯特·海灵格曾这样说：
“保持清白的希望让我们难以承受宿命的罪恶感。如果有罪时就受到惩罚，清白时得到救赎，那么就可以说命运是一种道德的秩序。
我们可以假设在命运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秩序，而我们可以透过罪恶和清白来操纵我们生命的际遇。
然而，如果只有我们因为操纵着罪恶和清白而得到救赎，但其他人却不重视他们的罪恶、任意毁坏他们的清白，那么我们依然受到挑战，我们仍旧无法透过罪恶、清白的法则来操控命运。
除了将自己交付给命运，臣服于一股更大的力量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这是我称之为“谦卑”的态度。
它允许我们，只要生命和幸福存在，就以全然接受的态度面对——无论他人需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同样，这样的态度也允许我们在面对死亡或者沉重的打击时，也同样全然的接受，无论我们是清白或是罪恶的。
谦卑的态度也使我们了解，命运并非操之在我们，而是超乎于我们。生命依据一种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法则在拣选我们，涵养我们。
它允许我们向受害者们致敬，如是地接受一切，并和他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而非丢弃我们因他们付出沉重代价而得到的生命礼物。”
这正是玛利亚所做的：
当何塞在病痛之中，游离在生与死边缘的时候，她是臣服的，是全然接受的，她相信一切发生在丈夫身上的事情都是需要发生的，都是有意义的。
她也没有用内疚感控制丈夫，而是把选择权完完全全地留给何塞，留给命运。而正是这样的态度，创造了疗愈的奇迹。
心理学上讲，我们的身、心和灵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通常都与我们的心理状态存在着紧密关联。因此，也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单纯通过外在的药物治疗而得到完全治愈，不再复发的。
在我的咨询经验中，疾病的心理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
1.疾病是一种提醒。
它让患者意识到自己心理、情绪、关系模式中的问题，比如一个工作狂经常只有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才能放下一些工作，学会花一些时间关爱自己和家人。
2.疾病是一种自我惩罚。
这经常发生在某人感受到自己伤害了别人，无法摆脱内疚感的情况下。
我发现我的80%以上患有子宫肌瘤的来访者，都曾有过堕胎/流产的经历，她们用疾病折磨自己，以向逝去的孩子赎罪。
这种惩罚也可以追溯到好几代以前，也就是我们有可能替祖先所做的事情赎罪。比如，有调查显示，二战之后的德国，那些参战士兵们的子孙癌症患病率比平常高很多倍。
3. 疾病是一种爱的表达。
很多孩子知道父母患病（不管是身体疾病还是精神疾病），他们希望能够救父母，因而会产生：“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将代替你生病，我将代替你离开”的决定。
4. 疾病是一种得到关爱的方式。
有的人感到在生活中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爱、关注或照顾，因而身体就会“制造”出疾病，以达成一些健康时无法实现的期待。
我有一个来访者，她来找我咨询的时候正准备和丈夫离婚，然后和情人组建家庭。不想丈夫却身患重病，她不忍心在丈夫生病的时候离开，于是暂时和情人切断了关系，一心照顾生病的丈夫。
不想在她开始对丈夫照顾有加之后，丈夫对她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好转，因此她决定不再和丈夫离婚，而是两个人一起好好生活。
所以，疾病真的不像是我们所想那样，“克服、坚持”一下便可以过去。
很多疾病，拥有非常深的心理原因。在患者自身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探索和改变的情况下，旁人的劝说很难对他们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更可能的是，反而会让他们更加痛苦和纠结。
那么对于患病或已故的亲人、朋友，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什么呢？
对于患病的亲人，我们最能够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态度是：
“亲爱的爸爸/妈妈/亲人，我感谢你给我的一切，我完完全全地尊重你的命运和你的选择。
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无条件地接受。我相信对你而言最好的事情会发生。我也将带着你的爱好好生活。”
对于已故的亲人，我想借用伯特·海灵格的话：
“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无论是谁，即使你离开了，我仍会留下来。
我将在有生之年，好好地活着。我以你是我的父亲/母亲/任何人为荣，你永远会是我的父亲/母亲/亲人，而我也永远是你们的孩子。
请你们祝福和保佑我。”
如果你问我，在生死病痛面前，现代人最应该有的是什么？
我会说，是一颗敬畏之心。
作者：黄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