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航事件：当我们在贴标签时，到底失去了什么？

“人类不应该像超市的货物一样被贴标签，DNA不能被食药局控管，我们应该要自由，只有在把标签全部撕下来，摒弃掉渺小的生活和想法之后，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自己和别人，真正的样子。”

四月九日，美国发生一起引发宣然大波的飞航事件。

一架原定于从芝加哥，飞往肯塔基州刘易斯维尔的班机，由于超售的缘故，班机已无额外座位，此时航空公司有四名机组员需要登机，故和乘客协商，通过金钱补偿等方式，让四名乘客让出位置。

由于没有人愿意出让，结果以抽签方式代替，最后被抽中的四位乘客，有三位答应，其中一位亚裔男性乘客拒绝。遭到机场保安用暴力的方式，强行驱离，导致流血受伤。男子认为自己被选中的理由在于“他是华人”（ “Being profiled for being Chinese.”）。

即使CNN的报导表示，航空公司此举依法有据，但不等于对乘客使用暴力是合宜的手段。尽管目前官方还无法确定这位乘客的详细身份，看到和我们有相同血脉的人受到暴力对待，让人义愤填膺。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一系列挑动族群的演说，让人深切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不友好。

在事件彻底厘清之前，不好说真相的来龙去脉，却是一个让我们深思人性与心理的机会。这起美联航引发的暴力事件，挑动华人对于种族歧视的敏感神经。为什么会有歧视的存在呢？

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说：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和古希腊哲学相呼应，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两位思想家都阐释了一个真理，尽管人有理性，但人的言行举止，经常受非理性的思维影响。非理性思维，呈现出一个人性的道德滑坡：偏见、刻板印象与歧视。

当我们在贴标签时，到底在贴什么？

偏见是人生而具有的特质，每个人都受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的影响。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人的大脑具有过滤信息的机制，帮助我们聚焦在性命攸关的重点上，过滤那些不重要的信息。

譬如当我们处在一个喧闹的宴会场合，我们的大脑不会因为忙着听清七嘴八舌的话语，弄得大脑出现认知超载（overload）的情况。

有趣的是，当宴会中有人叫我们的名字，尽管同时有很多话语在流动，我们还是能敏锐的察觉。

所以偏见使我们更快速的建立起一套内在的价值体系，当中很多内容，我们并没有经过详细的检证。到了信息爆炸的今天，检证信息来由更不可能，搞清楚所有信息的内容，恐怕会让我们疲惫于种种支线工作。

毋宁说，偏见的形成是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别让“刻板印象”，阻碍了你的生活

刻板印象和偏见不同，如果偏见受限于先天因素，刻板印象是社会化的结果。

历史上著名的克拉克娃娃实验就是一个例子。

1939年，心理学家克拉克夫妇对黑人幼童做了一个认知实验，他们给幼童白娃娃和黑娃娃，问幼童哪个娃娃是“好”娃娃，黑人幼童多认为白娃娃是好娃娃。又问谁是「坏」娃娃，黑人幼童会说黑娃娃是坏娃娃。

可是当研究人员问黑人幼童：你跟哪个娃娃比较像？

黑人幼童的表情出现了迟疑和纠结，但他们最后仍表示：自己跟“坏”娃娃比较像。一甲子过去，人们貌似应该随着时代进步，观念上也有更多的长进。

然而，2014年，多元文化顾问威玛‧麦尔斯（Vernā Myers）在TED的演讲中谈到，网络上有一个接近克拉克娃娃实验的隐性连结实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经过五百万人次的测试后，结果显示：人们看到白人照片，容易朝正面做联想；看到黑人照片，更容易朝负面做联想。且做测验的白人当中，有七成的人比较喜欢白人，做测验的黑人中，有五成也比较喜欢白人。

这也反应了我们现代社会的矛盾情况，有些人通过理性思维，认为一个吃过苦的人，应该更懂得珍惜。挨过婆婆羞辱的媳妇，自己当了婆婆应该会疼爱自己的媳妇。

结果是，我们看到某些富了的贫民，他比过去自己碰到的富人更跋扈，更注重社会阶级。好不容易熬出头的媳妇，把满腹受虐的仇恨发泄到自己的媳妇身上，成了恶婆婆的复制品。

社会环境的影响，使每个人不知不觉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歧视链。

贴标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了解偏见与刻板印象的成因后，我们方能理解歧视的现象。

从偏见的角度，歧视反应出我们对于信息的接受是片面的，理解受非理性因素影响，进而产生偏颇的认知。

从刻板印象的角度，社会不断提供我们认知的素材，我们也是从这个社会的染缸中成长，无形中接受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所以歧视是偏见与刻板印象组成的结果，但如果仅仅止于歧视，可能还不会发生悲剧。悲剧的发生在于歧视之后的行为，通常这种行为就是所谓霸凌。

霸凌的研究非常多，对于霸凌的形式，常见的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施加暴力，施加暴力的方式包括言语、行为等。

最可怕的霸凌之一，就是出于歧视的霸凌。

致力于反殖民主义的心理学家法农（Frantz Fanon）曾在《大地上的受苦者》（Les Damnés de la Terre）中阐释，最大的暴力就是取消一个人天生的属性，使他处于极度的迷失。

霸凌中，占据优势的施暴者往往会给被霸凌者贴标签，嘲笑他们的体型、智商或任何可以贬低对方的词汇，好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正当性。

给自己赋予正当性的同时，也等于在说对方不是人，或者不配当人。这会让被霸凌者产生一种混乱，好像自己真的跟那些殴打他的、侮辱他的人相比，自己是败德的、原始的、不应该得到尊重的。

这也反应出隐性连结实验的一项相关研究，例如在《人民的名义》剧中，祈同伟靠着自己的能耐脱贫，人前富贵，理当对自己信心满满。但实际上他却屡屡压抑自尊，对他人卑躬屈膝。

有些人外表看起来是高自尊，实则内隐和外显的自尊高低不一致，具有脆弱高自尊（fragile high self esteem）的特质。

研究显示，外显高自尊，内隐实则低自尊的人，容易有种族歧视。

就像前面提到恶婆婆的复制品，这些人虽然外在条件改变了，但他们内在并没有因为条件改变，使内在自尊真的丰盈起来。他们的内在仍旧相当自卑，所以看见那些和他们过去很相信的人，可能会激发他们的投射。

他们太害怕看见那些弱者了，看见他们会让他们想起曾经弱小，被霸凌却束手无策的自己。于是他们有的隔离起自己的情绪，有的则莫名的成了压迫他人的刽子手。

所以无论外表变得多强，内在当初因为被歧视，遭受霸凌的恐惧并未真正得到解决，在他们内在仍是等待救援的受害者。

了解歧视，进而我们渴望走出歧视。威玛‧麦尔斯对此提出三点：

停止否认与假中立。正如前文所言，伪装的高自尊无助于我们真正建立起内在的高自尊。伪装自己完全没有歧视，无助于我们真正化解内心的歧视。首先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真实的想法，开诚布公的面对歧视。

与你歧视的人群建立连结。社会学家吴齐殷通过对霸凌的研究发现，当被霸凌者与群体中受欢迎的人在一起，或是身边的朋友数量增加，都能大幅减少被霸凌的机会。说明群体的力量，至少能让被歧视的对象避免现实中的暴力行为。设想一下，要是当时飞机上有其他乘客伸出援手，也许机场保安就不会那么大胆的使用暴力。

有勇气说出那些不对的事。这点是最难的，但也是最重要的。看见不公平的情况，勇敢指出这个情况，不要让大家有机会装瞎子，假装世上不存在歧视。

当我们相信自己不该被尊重，我们往往就会活成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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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浩容，哲学、教育双博士生，台湾哲学谘商学会监事，著有《心灵驯兽师》等十多部出版品。现居上海，专职咨询与写作。公众号“After之后”，一个除了真相、真理与真性情，毫无其他格调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