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头的自述
作者简介：张晓刚，1958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1986-1996年，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2007年至今，担任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导师。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1982：我的大学时代
直到今天，我仍然怀有感恩的心，庆幸自己的幸运，能够考上川美油画系，能与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周春芽、高小华等这样杰出的艺术家成为同学。同学们四年的相处，共同经历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地面临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这种永远无法复制的时代真的是百年难遇的机缘。
当时我们班一共二十人，年龄最大的三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十七岁，而我二十岁，在班上属于几个小青年之一。跟着比自己大十岁的何多苓、罗中立等一起上课，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各种知识、经验甚至可能超过了美院老师教给我们的。当时他们早已是成都、重庆等地的绘画高手，只是被时代耽误了才成为了学生，否则他们应该是老师才对。像何多苓，只要他一写生，后面的人群就会立刻围成一个大的三角形，跟着他一起画；程丛林，没有人能够与他的刻苦和认真相比，他的素描每次一定是全班的高分范本。此外，他们的文学、音乐修养也是超人一等的，在学校中属于超级偶像，不论去到哪儿总有一群人立即围坐倾听。我在昆明学到的那点儿素描基础，可想而知，在大学的头两年中一直是全班最低分之一。虽然我也天天下苦功，希望能成为他们那样，但是始终差距太大，令我痛苦不堪。记得在大学一年级时曾萌生退学的念头，后来经过反复思量，也想到自己从小喜欢绘画，一路艰辛，又遇上好老师无私帮助，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和恩师。况且就算自己天赋平平，画不出什么大作，只要能坚持自己所爱，也是一生的幸福。就这样重新坚定信念，调整情绪，直到二年级，情况才慢慢好起来。
1979年，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图书馆开始逐步开放，收音机里天天可以听到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以及“伤痕”文学等广播；在大街上，人们排长队在书店抢购世界名著；在教室、宿舍里，老师和同学们激昂的辩论声此起彼伏。我的同学们开始画出了如《1968年某年某月某日雪》《为什么》等一批犀利的作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紧接着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杰作一件一件地问世，我们班一下子成了明星班，每天都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学习采访。那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川美最辉煌的时期，似乎每天都会诞生一个新星，或者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新作品。美院不再是一个教学单位，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创作机构，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在憋足了劲儿探讨某种“新艺术”的可能。而这种“新艺术”的核心动力不是语言的探索，不是观念的呈现、研究，而是一种遏制不住的人文热情，一种积压多年后的批判意识，一种试图解放、燃烧的自我觉醒。
在那个沸腾的时代中，我的状态可算一个标准的“学生”，对所有的东西都充满着好奇，随时准备全力吸收。当时班上的同学们已进入艺术家状态开始创作时，我却对图书馆中不断进来的新画册更有兴趣。那时很多新画册进来，有的因为只有一本，学校就将画册放在玻璃柜中每天翻一页，我每天用速写本临摹一页。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当年临摹的后印象派作品的彩色小图。经过这样的一年，我开始逐步喜爱上西方现代艺术，从“后印象”开始到“青骑士”，课堂上再也画不进去苏派的素描和油画了，但同时自己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到了大四时，已是班上的“现代派”，对于当时班上的同学们已在全国红火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我只有崇敬的心，自己则更喜爱表达个人感受和体验的带有表现主义情绪的现代艺术作品。
怀着这种对艺术的憧憬和激情，在准备毕业作品时我去了四川阿坝大草原，在那生活、写生了近两个月，画了三百多幅速写和油画。同时，对自己两年来对艺术的认识和体验作了一番梳理。回到学校后，我试图将在草原上体验到的粗犷线条、浓郁的色彩和敦厚沉重的造型表达出来，艺术风格上明显受到凡·高和米勒的影响。但是创作第一稿学校没通过，学校认为我的画风过于粗野，建议我画些唯美的风俗画，但我认为艺术首要的便是真诚，听不进其他的意见。正好当时《美术》杂志编辑栗宪庭和夏航老师来川美组稿，询问是否有新人新作，经同学推荐来教室看了我的作品后，在学校召开的研讨会上大力推荐我，使我不仅顺利通过了毕业创作审查，而且对我也是一个莫大的激励。栗宪庭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伯乐，他回京后又写信来说看了我的作品觉得非常好，紧跟着在新的一期《美术》的封二刊登了我的作品，同时由夏航撰文介绍。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誉，对我来讲比参加了一个展览还高兴。
这就是我的1982年，本命年。在这一年，《美术》杂志发表了我的作品，大学毕业。
2015：重庆，重庆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重庆已经被迅速盖成了一座中国人理解的典型的“大城市”了——重重叠叠的水泥楼房毫无节制地堆砌在一起，白天车水马龙夜晚酒绿灯红。一个文化传承不足的码头之城，突然改头换面，抹去仅存的记忆，声嘶力竭地扮演起中国西部的“香港”角色来，今非昔比。我的母校四川美术学院也从潮湿拥挤的黄桷坪小镇搬迁到郁郁葱葱的新大学城里了，据说川美目前已是全世界占地最大的艺术专科学院之一。空间的扩大首先摆脱了过去相拥一隅互相牵制的尴尬，给足了私密的空间，提高了所有硬件的档次。在摆脱了农耕社会的群居方式的同时，自然也与这个世界一同跌进了隔离冷漠而急功近利的孤狼时代。这是我现在看到的陌生山城，除了空气中仍然弥漫着的麻辣火锅的气味外，母校也仍如以往地在努力延续着昔日的光荣与尊严。我想如果还是那些人，还是那样的思维模式，还是那样对待世界的心态和方式，还是那样对待自己的心态和方式，那么可能真的只是一个空间“大”了而已。这样的城市，试想如果没有火锅小面美女棒棒，没有了各种英雄与叛徒的传奇，只是一座“大”到每天把人跑路爬坡到累死的涸城而已。
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都已与我没有太多关系了，因为我现在一年中难得能有几天再去到那里。只有当踏上黄桷坪阴湿灰冷的土地时，才清楚地感受到我的所有情感和记忆仿佛都冷藏在这座半坡上的小镇里了。记得8、90年代去看学生们在校外租房画的毕业创作，一天下来相当于爬了个小青城山。如果你问他住几楼？一般学生会笑着回答：很近，前面看得见的地方，3楼！但那很可能则是7楼，因为还有4层楼藏在坡下，得先下再上。——这是永远在我梦中迴绕的“山城”：在你爬坡上坎穿巷过户的途中，看不尽的人间百态，小面馆老婆婆，竹蓬茶馆瘦警官，小巷台阶马架椅，挂满各色衣服床单，起早贪黑却依然风韵百媚的长腿美女……如此种种混合着闷热潮湿的各种气味，美院的师生们一代一代顽强地用自己那点微弱的艺术力量与重庆共同支撑着一个在各类软件上依然空洞无序的巨大躯壳，以自身孤单的艺术理想竭力填充着这座庞大混杂而又热情率真的民国弃都。
第一次知道重庆是因为少年时代读了又读的红色小说《红岩》。那些英雄的不屈夹带着甫志高为了老婆喜欢的五香牛肉而成了叛徒的种种传奇，伴随着青春期在那个红色的时代畸形的生长。直到后来意外地考上四川美院，踏上山城的台阶时才发现那些少年时代的想像实在是太过文艺了。艺术与山城两者之间的巨大文化鸿沟，时常会让你有生活在次元空间中的感觉，尤其当周末我们结伴坐公交车去市区逛街时。黄桷坪街头曾流行一句骂孩子的话：“你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只有让你龟儿子的考美院了！”听说十年前这句话改成：“龟儿子的好好学，考不上美院老子打断你的腿！”
由于学院与社会的巨大反差促使我与美院的许多师生一样，长期以来宁愿将这座山城近郊的黄桶坪小镇当作了重庆，而不愿去面对那座沸腾的文化废墟之城。这也许便是为何十年过去了却几乎没交上一个美院以外的重庆朋友的原因，以致于在那工作和生活的十年中，仍然对重庆几个大区十分陌生，走过朝天门码头或菜园坝火车站时，除了迷离还是孤独。十年黄桷坪的蛰伏，爱恨纠结，是自己人生中最自闭最分裂的时期，是写信最多听音乐最多说话最少的时期，也是创作体验寻找自我收获最丰富的时期。这十年中的“梦幻”系列、“手记”系列至“大家庭”系列，奠定了自己艺术人生的重要基础。
那时的黄桷坪可能是全重庆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了吧，紧靠着西南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每月某一天当电厂放气的轰鸣声传来的时候，整个黄桷坪面对面说话都得靠吼。而常常从食堂打饭回到家时，菜上会蒙上细细的一层白灰。难怪在这种环境中挣扎过的人往往会对今日北京人对雾霾的谈论觉得矫情。而对我来讲，黄桷坪最可怕的不是空气污染而是那些随时随地企图与人为伍的硕鼠，它们常常肆无忌惮地会在你走路时从脚前迅速穿行而过，或者从窗户从门下或穿墙打洞甚至从厕所水沟里强行进入你的房间中与你抢夺食物和空间。如何与它们斗智斗勇常常成了令人头痛而又恶心的事，相信许多人都有类似的与之作战的故事和经历。这是一个令人惊怵的人鼠拥挤的世界——几代人关系复杂而暧昧地相拥于此，互相排斥而更多时则是互相依存。记得80年代末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根据平克·佛罗伊德作品拍摄的电影《迷墙》时，激动地在黄桷坪疾走，感到那些作品完全与现实融为一体了——黄桷坪就是一个重庆版的马贡多嘛！这里就是一个中国式大家庭的浓缩版嘛！
这便是我知道的真实的重庆——从抗战时的陪都，“红岩”时的渣子洞白公馆，到充满爱恨情仇企图用艺术筑梦的黄桷坪，几代人在各种理想的支撑下用流淌的青春热血浇灌了这座山城。直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四川美院的一群学生们，用充满激情的油画作品为黄桷坪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主编：王林 冯大庆
编辑：贾安东 余晖 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