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参加我们今天的论坛，借这个机会以研究者定位谈一下刚才主持人已经报出的这个题目，就是2020年我们怎么样看待中国的信心与机遇。我们已经进入到2020年，这样一个整数年份有特殊的意义，是我们“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小康作为邓小平当年规划的现代化战略“三步走”中一个节点目标的兑现之年。全面小康在基本的指标上看，是在2010-2020十年间，中国的人均GDP要翻一番；另外，“十三五”开局时中国主要是农村区域还有七千万贫困人口要脱贫。从现在来看，今年实现全面小康这样的代表性目标已经没有悬念——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今年要在贫困人口脱贫方面，完成现在统计还有一千万人左右的达到脱贫目标的任务；我们的人均GDP如果在今年兑现原来所说的十年间再翻一番，有一个现在测算出来的保证速度是5.94%，中国经济增速这些年虽然在逐步下行，但当下的运行速度，按年度来说仍然有6%左右。所以，全面小康的兑现，应该讲没有多少悬念。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当口，在看到发展成就的同时，还要看到我们面临的经济下行方面的不确定性的困扰，和我们要继续往前努力去实现现代化战略更长远目标必须迎接的挑战、经受的考验。邓小平当年规划的中国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三步走，第三步是从2000年到2050年，要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在前面（已经提前实现）的“翻两番”的基础之上，达到中国主要人均指标方面全球来看进入先进国家行列这样一个基本目标。如果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人均指标方面成为经济强国，也就是全球排在第一阵营位置上的一员，那么整个中国的综合国力，当然也要伴随着制造业实力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金融影响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我们的软实力等等的综合提升，而达到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愿景。党中央在十九大，进一步把我们未来30年出头的经济现代化过程，给出了“新的两步走”的时间表，就是2035年我们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前景。未来的30年，从做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愿意更加强调一下：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之前，中国必须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口径统计，是已经站在了一万美元的水平上，是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概念下指标的上半区。我们如果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稳稳达到13000-14000美元这个水平上，那我们就坐稳了高收入经济体的这把交椅。我们要进入这样一个门槛，却不得不看到前面60年、70年全球大半个世纪中的统计现象给我们提出的警示：前面六七十年，全球有一百多个经济体进入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但是能够如愿继续往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是绝对少数，1/10的样子。90%的经济体到了这个阶段，会突然碰到各种矛盾凸显以后的经济增长失速，进入停滞状态，好像落入了陷阱。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比喻，我们不要太看重它的表述严谨不严谨，我们要看重它的实质内容——这样一个统计现象在警示我们，千万要在战略思维方面保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风险意识。中央在这个当口，也特别召开了专门的工作会议，强调我们要有防范风险方面的充分准备，甚至要准备面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种种不确定性面前，中国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确定性，怎么样进一步按照现代化战略，通过和平与发展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把握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中央已明确给出我们推进路线上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广大的企业界的朋友，市场人士，还有方方面面所有关心我们现代化事业的社会成员，要通过结构优化为主的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在原有发展基础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今天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现在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争取把中国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的推进过程中，要意识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是深化改革，而中国改革到了现在大家都意识到的深水区以后，不必否认，存在种种既得利益的阻碍，步履维艰，总书记已说了多次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怎么样使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在深水区攻坚克难，把硬骨头啃下来，这是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以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继续深化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大系统，现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层面感受到的突出问题，是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可否定。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在明显的经济下行压力面前，我们要进一步通过做好自己的事情，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旧动力转换。在这方面，我们新旧动力转换的这个新动力，从何而来？是要求供给侧的这些我们的可以运用的各种要素，有更高水平的新的组合：我们不否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合乎逻辑地在提高，那就是表现为全社会都普遍感到的用工贵、民工荒；我们的自然资源开发从土地的开发利用开始，综合成本已经越抬越高，这也就是大家都感受到的，中心区域还要不断扩大，而建成区扩大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结合部土地的征地拆迁补偿，不得不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形成越来越高的开发成本，代表的是自然资源开发在成本方面迅速抬高；我们的资本总体上从全社会来说，要比前些年充裕得多了，但大家却普遍感到，特别是民营企业感到，融资难、融资贵，手上有钱的金主，又感觉没有好的投资对象。这些矛盾，更多反映的是结构问题。我们面对着劳动力、自然资源还有资本这些要素支撑力的下滑，并表现为经济下行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我们要更多地考虑依靠另外的科技创新的要素、制度创新的要素，形成所谓全要素生产率里的新动力，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调动一切潜力、活力和积极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来打开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引领新常态。在这个概念下，就要专门说一下各位一定关心的中美贸易摩擦。被人们称为贸易战的重大冲击，现在还在进一步演变，基本趋势中的一大特点是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消息时好时坏，中美之间这个“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表现，是阴晴不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当下，大家都寄希望可以取得经过22个月艰苦谈判以后的阶段性协议，但是可以说，即使有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回到从前。全球顶级的战略家基辛格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说出了这一点，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继续要在摩擦中间处理好双边关系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上，不确定性从外面而来，影响我们，又和我们国内的矛盾凸显综合在一起，对于企业界的朋友们，对于市场人士，也对于我们的政府，提出了挑战和考验。我们怎么样在不确定性面前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就要把握好我们可以做的确定性的事情。坚定不移地改革，解放生产力，坚定不移地以开放拥抱全球化而和全球所有经济体更好交流互动，把全球可以调动的有效供给调动出来回应中国弥合二元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巨量需求的释放，以供需互动支撑一个中国继续超常规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进展的过程，现在虽然已经使增长速度落到了年度来看的6%左右，也不排除以后可能还要继续往下降低到5.5到6%这个区间，但是我认为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有希望由新入常，达到一个新的平台状态，而这个平台状态上的中高速的比如5.5-6%区间内，这样一个增长速度，仍然是全球比较有规模的经济体里的高速度。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它最理想的增长速度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一段儿表现的2.5-3%这样一个区间，它不能高于3%，因为已经有巨大的基数，高于3%以后马上就碰到通胀的压力，美联储就必须升息，给经济降温，所以它的天花板也就是3%左右。中国如果能保持在6%左右，是比它的增长速度高出一倍的状态。其他的发达经济体，欧洲、日本，速度更低。日本现在到了一点几，就非常高兴了，它终于能够通过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努力，脱开前面20年之久的停滞状态（几乎零增长的状态）。欧盟主要的成员国，增长速度能到1.5%左右，就欢天喜地了。我们现在中国最基本的增长态势，就是以中高速而寻求质量升级版的新的发展状态。第一，实事求是地讲，贸易战是坏事，但是要“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战在已经有所演变的将近两年时间段里，使我们意识到它是坏事，但并不是普遍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区域都是坏事，比如中国最典型的东北大豆产区的农户、农场和它加工链上的那些市场主体，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扩大市场份额的机遇，这是局部的好处。我们更广大的社会成员，在进入贸易战的背景之下，我们自己更加积极主动降低关税这样一个新形势下，有更多非常明确的好事出现。比如李克强总理要求大幅度降低关税首先要抓住几十种抗癌药物，而且要盯着降低关税之后价位一定要尽可能从低。这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好评如潮的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反映的中国社会的痛点，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贸易战的刺激，我们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有癌症病人的家庭治疗药物的可得性和价格尽量从低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些社会成员、有癌症病人家庭的所有中国社会成员来说，这不是好事吗？是实实在在的福音。我们广大的中产阶层——现在全中国差不多有4亿人已经进入有车有房的中产阶层的状态，他们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里的具体需求，是很多人要有私家车，出手买车的很多人心仪的就是外国的品牌车，比如美国的凯迪拉克、林肯，欧洲著名的宝马、奔驰这样的名品车，原来的关税是25%，现在大幅度降低到多少？如果降低到比美国进口中国车的关税高一倍的话，那么就要砍到5%。美国对中国还比较友好、过去当过财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立克说，中国的车卖到美国去只收2.5%的关税，而美国的车卖到中国来要收25%的关税，我怎么向总统交代？这是实情。对我们入世所承诺的逐渐降低关税，现在别无选择，应大幅度降低。如果说汽车的关税在中国我们考虑把它降到比美国高一倍的水平，那就是剩下5个点。砍掉多少？20个点。砍掉20个点后可想而知，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原来想买的一辆外国的品牌车，如果原来市价一百万人民币的话，它就会变成差不多只有80万人民币，这是不是局部的好事？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供给呼应的好的变化。这些还主要是局部的。最主要的变坏事为好事，全局而言，就是我们义无反顾拥抱全球化而“清理文件柜”，乘势在中国实行“二次入世”的变法，以开放倒逼改革，改变一些很多年想改而没有改的规则。这个清理文件柜在第一轮入世的时候，它的作用就是杜润生同志明确所说的“变法”，而变法就是在中国要创新，要图强，要推进我们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现在应该乘势变坏事为好事来通过这个“二次入世”的变法，使中国打开新局面。跟着第二句话，我想强调“变压力为动力”：我们有压力，经济下行不可忽视，但是变为动力是指什么？更好地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中央已经屡屡出手，在原来的区域发展上，现在新加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什么意思？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深圳，要率先对外形成和香港、澳门的一体化的发展，实际上打造一个未来可以和世界上最著名的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一比高下的强劲增长极。这方面的规则是什么？毫无疑义，不可能要求香港和澳门那里已经跟国际接轨几十年、上百年的规则，回过头来对广东、深圳的标，一定要求广东和深圳把他们的规则向外，在高度的商业文明、高度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下与香港和澳门对标。中央还寄予厚望要求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而这边长三角，中央要求上海自贸区在全国带头创新发展之后，现在要扩大它的范围，而且要提高它贸易自由化的规格。在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区。我们的长江中游经济带和长三角要结合在一起，把安徽拉入长三角这样一个范围，从而把长江的龙头和中部更紧密的衔接，带动整个中国中部区域的超常规发展。在北方，东北要进一步考虑再次振兴，一系列的部署都是要做实事。中央专门下发文件，地方的一线同志们要做实事，敢担当，有作为，要从破除形式主义入手，打开新局面。这个中央的精神显然是有所指，变压力为动力就要冲一冲在实际工作一线这几年表现出来的“为官不为”的沉闷局面。我也说得比较直率：现实生活中，中央已有这么多的要求，但为什么李克强总理批评了多次的官场为官不为，总是不能够有效地得到克服？并不是地方一线的领导同志他们觉悟突然低了，是我们一些形式主义猖獗的做法，压抑了一线同志做事情的积极性和空间：一个人在一线做事，后面有6个人、8个人在挑毛病。我调研中接触到的县长、市长、书记说，上午一拨，下午一拨，晚上可能还有一拨都是中央各个部委派来的各种巡视组、检查组、督导组、审计组、约谈组，那还怎么做事儿？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沉闷的局面必须冲破。中央要求2019年是地方基层减负年，破除形式主义，把实事做起来，2020年我们要继续推进变压力为动力的这个新局面。第三句话，我们要逐渐“变被动为主动”。中国的发展，未来的空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工业化，我的基本判断是从全国而言现在只是从中期向中后期的转变过程，而中国的城镇化，真实城镇化率要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才43%出头儿，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指标中和一下，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约50%上下，还有20个点的城镇化高速发展空间。未来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加上市场化、国际化，加上我们的高科技化，展现的将是中国不断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给所有的企业、市场人士，中国的和国外的，提供投资的机遇，提供企业成长的空间。中国的这个发展在弥合二元经济过程的具体表现，是要不断接纳从农村区域转到城镇成为市民的社会成员，未来几十年还会有差不多四亿人从农村转到城市，而且要最便捷地成为市民，要一轮一轮扩大建成区，一轮一轮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设施的升级，一轮一轮地推进产业互动、产业升级，一轮一轮地推进人力资本的培育——从我们这些年所说的农民工的培训、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到各种国民教育形式的升级发展，到全社会的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职培训，包括我们老龄化社会里使老年人也有所作为和安度晚年的各种各样的学习，融合在一起，就是在释放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得到的供给从何而来呢？供给将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和平发展，和全球做生意，使全世界的有效供给回应中国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成长的空间、回旋余地和我们的韧性和耐力，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企业界的朋友、市场人士在这方面，要看清我们所说的信心绝对不是空谈，只要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把握好中国的发展机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缩小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因为现在到了和平发展主题之下，供给侧创新推进的是共享经济，还有核威慑造成的是成为极小概率事件，整个世界给我们的机遇，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表现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所以我们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个一百年并不是实数，讲的就是长期坚定不移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动摇，通过这样的发展，中国会继续缩小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现在有学者把数据处理了一下，2017年往前追溯到190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表现，是这118年间它的GDP上去了36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确立了它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以中国2017年的GDP往回找它的1/36，在哪儿呢？找到的是1987年——改革开放已经8年了。中国在比美国短得多的时间段之内，同样是成长了36倍的经济总量，时间轴上为1：3.9之比，大数来说就是1：4，中国用一个时间单位，表现了美国4个时间单位才表现出来的经济成长性，而中国这个势头远远还没有完结。如果我们处理得好，和美国仍然是斗而不破的关系，会在未来若干年之后让美国人无可奈何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中国和美国的差距继续缩小，最大可能性，就是在斗而不破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下，我们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应该努力争取的一种有现实客观物质基础的愿景。中美已经共处一个产业链，不可能像有些人所说的脱钩。贸易战剑拔弩张之后，特斯拉的马斯克突然出手到中国的上海建立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现在已经马上要有成品下线提供给中国市场，就是新能源汽车。中国曹德旺等等的企业家，早就在美国投资布局，最近又得到了美国州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表扬。这两边的产业链，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和平发展、斗而不破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说在2020年考虑到中国有经济成长方面的实实在在的相关条件支持和与此而相得益彰的中国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的党的基本路线保障这样的信心，那么接着就要说，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抓住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高科技化的历史潮流，再加上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民主化、法治化，一起来通过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是我们共同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我们经过努力可以在全面小康之后继续去实现的奋斗目标。谢谢大家！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