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以制度供给为龙头 释放供给体系要素潜力
中国供给侧改革，不是要否定过去需求管理经验和已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而是要突破认识局限性。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来说，首先应是制度供给，以制度供给为龙头，释放整个供给体系要素的潜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现在正在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守正出奇”是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守正”就是充分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出奇”则是“守正”后更要成功创新，把好的政策对接到继续追求赶超成功、发展创新中去。如何让制度优化配合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
作为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守正出奇”是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说“守正出奇”，是在充分尊重市场总体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时期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供给侧可以分成五大要素，分别是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和管理制度。现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攻坚对象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最后两项，这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这一要素的重要性已非常明确，而调动积极性使得科研人员持之以恒地创新，需要制度环境的配合，制度高于技术，制度供给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龙头。
如何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如果我们从原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搭配，转入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适当宽松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搭配之后，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地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包括制度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
这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守正出奇”的五大建议」
事实上，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问题包括：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教育体制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严重滞后。这些都呼唤着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举措。
而新供给经济学首先是改革经济学。攻坚克难的改革是统领，改革中“守正出奇”是关键。新供给经济学的思维重点，首先是强调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期，“攻坚克难”地从增加有效供给角度实施制度创新供给和结构优化，衔接从短期到中长期目标的运行调控。因而供给管理的手段，既需注重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场，又要理性地、“守正出奇”地引导和建设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紧密结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构造“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源。
这需要对应前述问题出台相应的供给端改革措施，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切实通过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但以上举措离不开我国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对此，我们有五大建议。一是“结合式”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制度建设；二是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四是改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相关制度，打造“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五是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积极理顺基础资源、能源产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实施选择性“有效投资”和PPP机制创新。
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全面引入以“固本培元”为主旨、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
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亟需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拓宽道路。
（原文刊载于《中国证券报》2016年3月30日第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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