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咏丨乔仁卯《审美：关注与凝视》的文化解读

聆听灵魂深处无声的声音

尊敬的观众，开始吧，自己去找那个结局！

必须是一个更好的结局，必须！必须！必须！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一

新年的钟声也许已经敲响过了，我不知道；窗外很远很远处的鞭炮声却如那一缕曾经让那个名叫陈玄奘的洛阳少年如痴如醉决然西行的绝妙梵音，飘飘摇摇不时润入我似乎已经麻木了的耳鼓也许是逐渐胀痛起来的大脑。

我仍然不想放弃，不想让这篇我今年最看重的文字流入下一个年份的河流。我知道，我在做一件做不好绝对无法向自己交代的事情，不为别的，只为了心中那一份蕴蓄了二十年的相知相契。可我没有想到它的出世这么艰难这么，让我在键盘前平素还算从容的手指变得如一根中了魔法的棍子，怎么也难以驾驭。极度痛苦中，胡乱翻看一些身边的文字，读到了王富仁先生的《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忽然就为那一份莫名的痛楚找到了一个在我来说可以说得通的解释：我所面对的这位长兄和他的文字，与王先生文中的董仲舒、韩愈和他们的文字一样，是一位遭遇了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尴尬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流淌出来的文字。虽然就中华民族的整体范畴中来看他显然无法与董韩相提并论，但就对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贡献而言，他的贡献是绝对如二位先贤对于中国儒学发展的贡献一样为所有认识和了解他的人都心知肚明的，而他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遭遇的尴尬，也和二位先贤一样，实际上并不为很多人在现实功利的层面上所认可当然还有必要的发自内心而又出于口中的崇敬。“董仲舒对儒家文化的贡献是任何一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但儒家知识分子显然不愿承认他的贡献的重要性，正像不愿承认正是国家的政治权力支撑了整个儒家文化的大厦，使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得到了较之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墨家文化乃至法家文化更加长足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愿承认儒家知识分子不仅依靠儒家文化本身，同时也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各种文化专制的手段，才得以站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前台，成为中国历代的文化精英的。董仲舒的敏感性，恰恰在于他对政治权力的敏感性，他不但敏感到国家政治权力对于一种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意义，同时也敏感到儒家文化对一个国家统治政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董仲舒较之其他儒家知识分子更加质直的特征。”[i]

是的，是质直！自古以来，河南文化中就不缺少董仲舒这样的被人以“质直”名之的知识分子，董仲舒如是，韩愈如是，董宣如是，就连彪炳史册的洛阳二程亦如是。到了近现代，我们还有王实味、朱芳圃、刘思谦、耿占春、阎连科这样的同样不在很多场合被人目为“质直”的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是河南文化的骄傲！抑或换一个角度，从他们自身某一时段内的尴尬遭遇来说，这也是河南文化的悲哀。我此刻所面对的文字的主人的这位兄长——乔仁卯先生，与上述那些河南知识分子一样，也是一个性情“质直”的知识分子。面对这部被他自己命名为《审美：关注与凝视》的集子中这些如炼狱之火一样有着冷凝的颜色又有着灼烫人心的热力的文字，我又一次遭遇了自1999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李佩甫的《羊的门》之后很少遭遇过的长时段几乎无语的状态。

与以前遭遇这种尴尬的长时段几乎无语状态的时候一样，我首先想到的是到我们的古圣先贤或者西方的精神哲人那里去寻求进入难以进入之地的途径。这一次，我找到了几位也许长着大胡子也许下巴如刚从水中游到岸上的海豹一样洁净光滑的法国人，一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是他们，雷蒙·阿隆、米歇尔·福柯、加斯东·巴什拉、勒维纳斯还有罗兰·巴特，他们让我终于在记忆的天空中抑或灵魂的天空中，重新找回了写好这篇文字的自信，当然，首先是让我找到了切入乔仁卯先生和他的文字的那条隐秘不为人知因而感觉上也就比较荒凉偏僻的山间小径。那条如《天龙八部》中的万仇谷一样隐藏在荒僻所在的山间小径入口处的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上，镌刻着这样一句也许是乔仁卯兄用从他自己胸腔里喷涌出来的热血凝成的文字：

聆听灵魂深处无声的声音！

二

是的，作为承载着人类发展的神圣使命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乔仁卯，还有我们这些人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必须学会聆听，学会聆听并且有效地向更多的人传达出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哪怕它们是一种无声的声音。

勒维纳斯在他的哲学名著《困难的自由》一书中说：“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借精神与情感----犹如凭借种族归属于她。”[ii]而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勒维纳斯所谓的精神与情感，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置换为颜色与声音的，那些从或简洁或繁复的色彩中透射出来的声音，使我们能够从远方感受到它的灵魂，幽雅玄远而又温暖湿润。比如卢梭的声音，比如左拉的、巴尔扎克的还有雨果、布罗代尔、玛格丽特·杜拉斯、勒克雷奇奥的声音。换句话说，我在很多时候是从颜色或者声音里感受法兰西的。那些听起来很别致的声音，会让你如同中了魔法一样如痴如醉不能自已。

乔仁卯兄的文字中流淌出来的，同样是这样一种能够让你从中感受到他的灵魂律动并且可以借以聆听到别的同样纯净美丽的灵魂的律动的声音。那样的声音中透射出来的灵魂的律动，按文集开篇第一篇文字中引用的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说法，是可以为生命甚至为这个世界作证的灵魂律动。那些闪烁着灵性、血性与充满大悲悯的人性光辉的文字当中，是“燃烧着正义之火的文字”，足以“照亮人性的黑暗，把时代和心灵联结到一起。”

这部集子中的大部分文字，仅从各篇的题目中就那个让我们感觉到作者那颗洁净灵魂的有力搏动。《诗歌：为了作证的写作》、《疼痛的记忆与芬芳的花朵》、《一位阳光老人的诗意世界》、《汉字王国的突围》、《纯净的理想与永恒的追求》、《独坐幽篁写丹青》、《如果有来生》、《千金一诺黄河誓》，眼帘中扑进这些文字的一刹那，我们就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文字的宴飨而心动不已了；而当我们进入那些文字的内部之时，一曲曲直达灵魂的乐章带给我们的美丽与快乐、疼痛与抚摸也就永远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再也无法从我们的心灵中彻底抹去。

在十八世纪法国神父卡斯代尔看来，声音的特性是流逝，逃逸，永远同时间系在一起，并且依附着运动……它在静穆中闪烁。[iii]    读《诗歌：为了作证的写作》、《疼痛的记忆与芬芳的花朵》，我心中掠过的，正是那种“流逝，逃逸，永远同时间系在一起，并且依附着运动”的声音。当我读到“不论外部世界，还是内部世界，哲学坐标同样耸立在通向诗歌圣殿的旅途中，耸立在神秘而深邃的黛色的天空中，耸立在不论是流浪的、还是被政府收养的每一个写诗人的心灵之上，使所有的诗歌创作都在那种接受现实抵制粗制滥造的永久张力中进行。”读到“爱，永远飘荡在人生旅途上所有欢乐和悲哀的日子里，飘荡在记忆的天空和海洋之上，飘荡在喜剧抑或悲剧诞生的抒情氛围里，飘荡在可知或不可知的命运之中。”我知道，我已经走进了作家心目中那一片神圣的精神莽原，已经站在了作者身边，开始和他一起，闭上眼睛，开启灵魂的窗口，在聆听生命中旅途中那些和我们一样洁净的灵魂的浅吟或者低唱了。那是如流水一般不停流逝又不断回望的声音，是如第一次走进大都市的五光十色之中的乡下孩子的掺和着好奇和惊惧随时准备逃逸或者钻进母亲的衣襟下的心情一样的声音，它在行进中飘逸如风，又在顿挫中沉凝如静默的岩石；它是动态的生命的雕像，又是奔腾不止的自然的运动轨迹的显现。随着它们的流逝与逃逸，我们的灵魂一点一点开始净化、升华，最终于不知不觉中化作一朵在静默中闪烁的美丽的莲花。

当然无可回避，这些声音中有时也会突然间掺杂进一丝一缕不那么美好的音符，那不是作者的错也不是我们的听觉出了问题。那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存在着的黑暗的或者说龌龊的一些力量的化身，是阻止我们由那些世俗的、充满肮脏和污秽的世界向美丽自由之境逃逸的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的黑暗。更确切地说，那是某种来自黑暗自身的声音——一种像黑暗自身一样空虚庸俗的窒闷力量所发出的令人灵魂战栗的声音。从《我和四五运动》那与其他篇目的文字迥然有别的有一点闪闪烁烁的意味的声音中，我读出了一个真正有良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讲述自己的苦难记忆之时的内在精神恐惧与已经逐渐完善起来的知识者的希望与信仰之间的激烈搏战。

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袒露出了自己灵魂的声音，那是一颗真正完全裸露出来的灵魂，连足以让很多现代的所谓文明人害羞的战栗与恐惧都裸露了出来。这一点，让我心中对于作者的敬重又增加了几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完全裸露的灵魂才是最美丽的灵魂。也只有这样完全裸露出来的灵魂，才有可能以文字凝成最纯净的声音，以这最纯净的声音穿越世俗的时空，直达人类灵魂深处，把人类灵魂中最隐秘也是最奇幻美丽的景致挖掘出来，展示给每一个阅读它们的人。只有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声音才可能让所有阅读者都能够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从中找到自我，从而放任心灵的游弋，在有限的生命和永恒的存在之间找到那个可以安然静谧地享受生命的宴飨的内在支点。同时，以此为土壤也为营养，在自己内心深处培育出属于自己也属于整个人类的最灿烂的生命花朵，这也应该是所有优秀的文字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地方。

已经飘然远去了的我心目中当代最具慧思与灵性的诗人哲学家之一萌萌在给鲁枢元先生的信中曾经不止一次提起这样一个诗的意象：“树叶的哭叫。”她说，“在幻想的贫乏中，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它存在于自身之中，翻滚着、喧哗着，却又不为任何人所聆听。”“不为任何人所聆听的哭叫是最悲惨的了，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为别人聆听，而在于它只是在自我沉溺里萦绕在自己耳际，从来没有变成过真实的声音。”[iv]

乔仁卯先生的文字给我的最大感动，就是它们以袒露自己灵魂的方式，让我们学会了聆听，学会了聆听那无声的声音，尤其学会了聆听那来自我们自身灵魂深处的无声的哭叫。那些文字是从作者那种如J·B·默茨所说的足以帮助我们铸造一个新的未来的“苦难记忆”[v]中分泌出来的精神汁液浇灌出来的绝世美丽的花朵，悄然静立于我们所有阅读她的读者灵魂的正午的天空中，默默地给予着我们生命的也是灵魂的启示与开悟。

三

伯恩斯坦评价马勒的音乐时曾经尖锐的而且不无刻薄地告诉我们：马勒“音乐中过度紧张的神经令人不堪重负。”“那些与生俱来的狂热、情绪的过度渲染、显示力量的姿态的粗鄙及要求改变现状的喧哗，所有这一切都因天真的、对梦想的记忆、对天国的向往、对拯救的神圣宣言或其他一些不可能达到的东西，而使人变得更为痛苦。”

马勒的音乐中一直是两种因素构成冲突，一种是进行曲，另一种是“天使翅膀扇过”的牧歌，这两种元素在他童年记忆中就构成了因果关系。他儿时喜欢在树林里冥想，一人面对宁静天籁。而进入青年时代以后，则更多地面对着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因此比伯恩斯坦更深入地诠释了马勒的意大利指挥家西诺波里总结其音乐是“试图将纠缠不休、循环往复的哀悼节奏，平息于一种节奏迟缓的摇篮曲中。坦言不讳的私人语境与历史形式这两个元素之间构成无法消弭、狂乱的紧张关系。”今天，结合乔仁卯先生的文字再去感受依据中国唐代诗歌的已经写出过《大地之歌》的马勒，让我们深心感动的正是那些柔弱的对梦境的追寻和对翅膀扇动清风的渴望。

卡尔·洛维特认为：“近代精神浸润下的人们用两个不同的眼睛来观看世界：信仰的眼睛和理性的眼睛。真正的希望和信仰行为本身一样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希望在本质上是信赖的、耐心的和充满了爱的。因此，它既把人从一种贪婪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也把人从一种不再期待任何东西的听天由命的态度中解放出来。只有在对于人性的希望和期待的废墟上，在对一切屈从于幻觉和失望的事物失去信心的可怕基础上，希望和信仰才能发扬光大。”[vi]面对眼前乔仁卯先生这些文字，我又一次为卡尔·洛维特这段话所深深折服。这既是洛维特文字本身的力量的作用，也是乔仁卯文字激发我的灵感的结果。相信乔仁卯先生并没有读到过洛维特这段文字，但从精神血脉中，他们两者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

他们是对的。曾经不止一次，乔仁卯先生在酒酣耳热之际和我谈到过我们共同的朋友唐燕生于1909年除夕之夜在冰封雪裹的洛河岸边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洛阳曾是历朝历代诗歌繁荣的文明之都，洛阳必将是未来中国充满诗意的现代文明之城。”希望和信仰，这正是作为一位有担当有血性的当代知识分子的乔仁卯生命和创作的两个最有力的支撑。事实上，不仅是乔仁卯，而是我们所有今天的愿意担当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来的使命与责任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应该为了我们的未来，树立起这样的希望和信仰。我们应该选择我们自己淬炼出来的深蕴着我们的希望和信仰的文字作为最后的武器，投入到我们认为的理想世界的创造过程中去。这是因为，经过人类心血浇灌和希望与信仰打磨的文字，是一种能够向人们揭示世界之谜，让世界重获人性的最有效的媒介。我们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字，让这些文字把我们的灵魂聆听到的世界的声音、生命的声音传达给整个世界，从而让更多的人，也让我们自己实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难以得到的精神纯洁。更为有价值和意义的是，正是经由这样的文字的创造，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完成一次神圣的壮举——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构成一个微观宇宙，乃至微观永恒，以此为基点，实现对于我们所处身其中的这个正在精神层面上濒临崩溃的世界的灵魂救赎。

四

最后，我还想再一次着重强调一点：乔仁卯先生是我心目中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声音。

拉塞尔·雅各比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的2000年版序言《回归公共生活》中曾经以不无调侃的语气指出：“没人万事皆能，知识分子的工作没有必要定位于一种模式。对于思想家们和作家们而言，严肃和通俗易懂——并不一定总要同时满足——应该是可能做到的。毕竟那些被誉为最具原创性和深度的思想家们时常关注广泛的公众。甚至以深奥著称的阿多尔诺都为他的广播演讲而费尽心力，以确保其清晰和易于理解。最终当知识分子在炫耀知识的深奥时，不仅让公众们迷惑了，同时也迷失了自己。他们的工作变得越发沉闷，不仅观点非常单薄，而且灵魂逐渐掏空。知性生活，就如生活本身一样，生命力来自对熟悉和安全感的诱惑的反省和抵制。”[vii]

毫无疑问，乔仁卯先生在他的生活和写作中是做到了回归公共生活的，或者更直接一点说，他在最近三十年来洛阳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就是以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存在着的，他就生活在公共生活之中。

就现代性的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社会的良心。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他们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今天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一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说法，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viii]并且富于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他们所栖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们共同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反观乔仁卯先生，正是一位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叶鹏先生在为乔先生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说：“在这本关注审美的散文集中，我们更看到作者为繁荣创作而奔波的身影。他的辛劳，筑起了素朴的白色平台，运载五彩缤纷，却消隐自我……为了洛阳——这座诗歌的城市，留下头顶的蓝天，留下心中的星空。……此时，我仿佛看到，乔仁卯是一位为洛阳审美繁荣的民间货郎，串街走巷，奔波不歇，服务殷勤。一夜春雨过后，你可听到铃儿叮当，货郎儿声声清亮的送花之声！”这应该是一个准确的评价。熟悉洛阳今年文化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为了洛阳文学艺术事业的长足的，可持续的发展，乔仁卯先生真是耗尽了心血和汗水。那是纯粹的服务，绝对超越于个人私利之上的服务，几乎没有任何物质的回报。根据我的理解，那是一种典型的八十年代奉献精神的写照。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充满着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天职感”，或者用中国的话说叫做使命感，充满了忧患意识，忧国忧民，随时准备听从神圣使命的召唤，韦启蒙民众、拯救民族而献身。到了90年代，中国进入世俗化时代，神圣轰然倒塌，原来充满了意义的目的论宇宙观彻底解体，世界割裂成一个个孤零零的机械碎片。恰如J·B·默茨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一书中所言：“‘未来再也不是它过去之所是。’……对技术文明的所谓阶梯式进程的信赖在日渐消失。‘进步’（如果还有的话）只存在于对它的天真概括（如在某些有活力的未来学中）之对抗之中。那股曾承载过我们意识的目的论暖流愈来愈枯竭。对人与自然将增进和解的目的论信念已经粉碎，目前，当它正在消失的时候，我们方才注意到，它对我们的限定曾经是多么深刻而持久。”[ix]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刚刚确立的生存中心和理想信念被世俗无情地颠覆、嘲弄了。他们所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顷刻之间失去了意义。再往后来，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甚至手机短信等各种媒介的大规模扩张，又为具有商业性的以及非商业性的大众化的写作和表达提供了致命的诱惑和广泛的市场，迎合潮流甚至低下高贵的头颅弯下神圣的腰杆向逐渐庸俗化浅薄化了的世界现出媚俗的嘴脸的知识分子也一批一批地应运而生。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大潮流下，乔仁卯先生和那些与他一样的知识分子还能够坚守内心那一份理想与信仰并且身体力行地继续向前走，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十分崇敬的。

五

保罗·利科在《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一文中谈到：“我完全同意感情就是诗歌言论所表达的东西。但感情是什么呢？感情是一个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问题。如果感情在诗中，它就不在灵魂里。每一种感情都描述一种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方向的方式。因而，说一首诗创造或引起了一种感情，是说它创造或引起了一种发现和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中的一种新的方式。……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性质。正是凭着感情，我们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x]

当乔仁卯先生在灵魂中经历着生与死关头的冒险时，我想，他说的没有逃避是真实的情形。因为，正如他在《我和“四·五”运动》（简述）一文中所说的，他的身后站着至始至终没有揭发他一个字的所谓罪行的亲友们；他的身旁，则是一群虽然和他不同但对他充满了崇敬、最少是同情的同牢犯人；而他的眼前，尤其是他的视野无法真实企及的远方，更是一片野性的稚拙的大自然，像母亲布满皱褶却温馨无比的双手一样牵动着他童年的梦想。而且，那里还有一群自由飞翔的小鸟一样鼓动着翅膀的想象，它们或抚慰或抽打他，牵引他的目光，也牵引他的感情与灵魂，向着那个神圣的叫做希望好信仰的地方飞奔、飞奔……就是在那样的时刻，一生追求着的梦想被永恒地涂抹在了一幅生存和死亡相互交织着的暗蓝色画布上。在每一个逝去的瞬间，它逼视着你飘忽而来，又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遁入你的心底。那是宇宙初创时的图景，是既崇高又冷漠、既美丽又残忍的大自然本身，是无限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是一个浸透着痛苦意识的“自我”把握到的伊甸园。乔仁卯此后的一切感情原点就在那里。它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是为他的精神而存在的思想的载体，他的精神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出入，融合，飞奔，升腾。然后，使自身和思想的对象一起升华为美。

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的生活闪耀过这种真正的精神的光芒，闪耀过这种水晶一般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美呢？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总是充满着世俗的琐屑甚至无以名状的屈辱还有挥之不去的污秽。

前几天读到一篇网文，文中有这样的感叹：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常态的、死水一般的生活中活着。这是一种沉沦。纯粹的、没有任何期待和冒险的沉沦本身就是活着的死亡。而连在回忆和想象中都失去自由的沉沦，就更是一种活着的死亡了。

庆幸的是，我们还有这样一些人，乔仁卯这样的一些人，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没有放弃心中的希望和信仰，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把自己聆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灵魂的声音包括灵魂的无声的声音刻录下来，传布开去。

有人在评价爱尔兰民族的文化精神时说：“悲剧的历史造就了这个民族空灵的声音，那是向内心的上帝在祈祷。”我想，这句话用在对于乔仁卯先生和他的流溢着血性和大悲悯情怀，可以带我们自然地走进他和他笔下那些人物的灵魂的文字的评价上，同样是十分切合他和他的文字的实际的。

梅特林克曾经说过：“我们相知不深，因为我不曾与你同在寂静之中。”[xi]乔仁卯大兄，我，与你相交二十年的兄弟，能与你同在这样一种寂静之中，相遇相知吗？

[i]王富仁：《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２０世纪河南文学>序》，《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ii]参见【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看·听·读》书前之“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顾嘉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

[iii]参见【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看·听·读》，顾嘉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第122-123页。

[iv]鲁枢元：《谁能聆听树叶的哭叫——悼萌萌》，见鲁枢元：《心中的旷野——关于生态与精神的散记》，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257-262页。

[v]【德】J·B·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朱雁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第106-125页。

[vi]【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第1版，第247页。

[vii]【美】拉塞尔·雅各比：《回归公共生活》，成庆译，刘擎校，见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7页。

[viii]参见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601页。

[ix]【德】J·B·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朱雁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第106页。

[x]【法】保罗·利科尔《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朱国均译，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6期，第45页。

[xi]转引自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作 者 简 介

作者简介；李少咏，逍遥镇人，洛阳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