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残纸中的行书作品选

1899年至1902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古楼兰遗址首次发现了汉晋时代的木简与文书残纸。1902年他委托德国的汉学家希姆莱与孔好古研究的这批资料成书出版，取名为《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其他》(又名《楼兰残字及遗物》)。1906年英国人斯坦因第三次赴中国新疆考古，他沿着斯文赫定的考察线路把重点放在楼兰。他将曾在天山南路和闻民丰尼雅遗址获得的魏晋木简与此次新获的楼兰木简、文书残纸，一并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碗研究。1909年罗振玉从沙碗处得到斯坦因所得的部分资料，与王国维共同研究，子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书中同时收人了楼兰出土的文书残纸。在这些残纸中，纪年最早为三国曹魏嘉平四年(252),最晚则为西晋永嘉四年(310)，包括书信、公文、簿籍、杂记等。楼兰残纸中的行书作品，亦十分可观。部分行书作品只是将前述楷书快写，从实用简便出发，表现了率意的特征，《永嘉四年八月十九日帖》(310),《白敦煌帖》《诸将残纸》便是这类的代表。在《济逞白报帖，《正月廿四日书札》《热想帖))《九月十一日劝报帖》,《小人董奔帖》中，则更体现了行书本身的审美特征。点画的呼应，运笔的转、折、提、按、映带与牵连，以及结体的疏与密、纵放与收敛等，变化极为丰富。在章法上，或如字距拉开的《热想帖》疏朗简远，或如字距紧密的《小人董奔帖})气势流贯，其末行“客故复”三字，有行草意趣，连绵不绝，一笔到底，神完气足，似出大家之手。在这些残纸中，行书部首已经约定俗成，如“心”“衣”“示”“欠”等，由草书转换而来的简省写法，成为普遍的“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