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鲁芹“偷师”小议

吴鲁芹（1918—1983）的散文，从小有名气发展到颇有名气，多半应该归功于《鸡尾酒会及其他》这本文集的出版。集子里的文章作于1952至1957年间，正当他创作的盛期，统共才十来篇，就有两篇写到吃饭，可见作者对于口腹之欲的恋恋难舍。

这两篇散文，有情趣有见地，确为佳作。惟一令人稍感疑惑的是，个别辞句似曾相识。

试看《中西小宴异同志》结尾：“好在此文尚无开罪主人之处，大约我还可以继续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待我一家家吃将过来’。”对比钱锺书《论吃饭》的结尾：“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若说纯属巧合，也未免太巧了一点。

更巧的是，另一篇《请客》，又有至少两处同钱锺书此文重合。

（一）钱文说：“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仿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

吴文跟着说：“到某一个时候，胃也会讲究起气节来了。某些东西不吃了，某些东西少吃了，渐渐机能减退，就要用食物以外的东西来唤醒麻痹，于是山珍海味之外，需要山色湖光来下酒，需要名媛淑女来佐餐，需要某种音乐，需要某种气氛。到这一阶段，请客吃饭，不仅已发展到成为艺术，而且，借用一句时髦的话，还是一种综合的艺术。”

（二）钱文说：“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

吴文跟着说：“请客吃饭的种类，一如机关造预算，当然名目繁多，但有一基本相同之点，那就是凡请客吃饭，一定是请已有饭吃的人吃饭。如果是请没有饭吃的人吃饭，那是施舍，属于慈善工作一类，与恭候台光，向不混为一谈。”

两造互较，其面目之雷同，无论如何也不好说是巧合了罢。此外，钱锺书文中提到“八小本名贵希罕的奇书”《老饕年鉴》（Almanachdes Courmands），吴鲁芹《请客》一文同样提到，而且引述的意思大体无殊，也很有可能是从钱氏那里转手而来。以无实据，姑置不论。

其实吴鲁芹的文风，与钱锺书并不相同。他对中、西文学，均有相当修养，虽说比不上钱氏那么博闻强识，然而因此运笔之际，也少了许多掉书袋的味道。行文总是轻盈而无艰难劳苦之态，修养随处溢露，却不见刻意痕迹，偶或皴染一二，也是点到为止。他曾批评一度与凌叔华、苏雪林齐名的袁昌英，道是：“大体上说来，她也和一般的学者一样，写文章能'重’而不能'轻’，求'轻’的时候，反而显得费力。”（《余年集·记珞珈三杰》）又比较夏志清和自己的区别，道是：“志清从不写不出气力的文章，我是只写不出气力的文章。”（《英美十六家》自序）观此可以知其取向矣。这两篇写吃饭的文章，多处流露钱锺书的影响，足证吴鲁芹对其散文是熟稔于心的，而他终不能步钱氏的后尘，正说明文风关乎个人气质，丝毫勉强不来。这真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语）了。

除却以上所说，我还另有一层感慨。《鸡尾酒会及其他》一集行世之后，颇受台湾文坛瞩目，为何这些显而易见的沿袭之迹，当时从未有人指出？道理很简单：国民党迁台初期，文化管制甚严，新文学作家的文字，绝大多数被禁。钱锺书人留在大陆，他的作品，一样是在“合法渠道”中看不到的，流通面极窄，吴鲁芹偷学几招，自然不太引人注意。文化管制的愚民效果，即在这么一件小事上，也有着具体而微的表现。今日我们观之，能不警惕？从这个角度看，揭出吴鲁芹散文里偶一有之的“偷师”现象，其意义恐怕还不只限于比勘词句、辨析风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