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案例 | 《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出版过程及其启示
《出版与印刷》2020年第2期
品牌案例
题目 | 《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出版过程及其启示
来源 | 2020年第2期
作者 | 李永1），顾晓莉2）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39
摘要 | 英文辞书是民国出版界西学东渐的重要领域。文章以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为研究对象，从编译过程、营销方式、版权诉讼等方面，阐述了商务印书馆扶助教育的理念，对出版英文辞书的长期重视，以及该字典的诉讼案件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对当今出版具有诸多启示。
关键词 | 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韦氏大学字典；商务印书馆；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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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李永, 顾晓莉. 《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出版过程及其启示[J]. 出版与印刷, 2020(2): 76-81.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因为贸易、外交等活动，开始了对外国语言的学习。英文字典、词典遂成为国人学习英文最有效的工具。1923年，执出版业牛耳的商务印书馆（简称“商务”）以美国最通行的《韦氏大学字典》（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第3版为蓝本，编译出版了《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简称《韦氏大学字典》）。该字典是民国初年出版界在辞书领域西学东渐的一大工程，其内容体现了当时中美两国最先进的知识与文化。目前学界对这部字典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其所引发的诉讼案件，而对其编译过程、多种形式的营销策略、扶助教育的商务理念以及字典诉讼案件引发的社会影响等相关问题，尚缺乏系统完整的分析，进而阻碍了对这部字典编译出版的整体认识。本文通过对《张元济全集》《申报》等相关资料的梳理，弥补学界关于上述问题的不足之处。此举既有助于展现张元济这一近现代著名出版家的远见卓识，也凸显了民国文教与出版两界的互动合作，还能间接体现商务作为现代化出版企业先驱的历史风采。
一、《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缘起
商务创立于1897年，这是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第2年。“当时维新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变法自强，热心学习外国语文。”[1]借助上海各界学英语的风气，1898年商务经理夏瑞芳以英汉对照读本《华英初阶》打响了商务的品牌。
当时“各省华英学塾风气渐开，但学者虽有诸书参考，类多词不达意，头绪纷纭。惟字典一书，实群书之总汇，在初学已学者均不可少。”[2]72在上述背景下，商务开始了英文辞书的出版，并于1899年出版了第一部英汉字典，即《商务书馆华英字典》。此后，其他不同规模的英文辞书相继问世，比如《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年）、《商务书馆袖珍华英字典》（1904年）、《英华大辞典》（1908年）、《新订英华字典》（1911年）、《英华合解词汇》（1915年）等。编译英文辞书也由此成为商务的出版传统。
韦氏系列字典是研习英语者所熟知之书，其中1890年出版的《韦氏国际英语词典》（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即通常所说的初版《韦氏大字典》，一经出版就成为世界三大权威字典之一。该字典解释清楚，定义精当，广收各科专名，实用性及知识性强，非常适合阅读英文书刊的非母语读者。20世纪初《韦氏大字典》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售价太贵，而且又是用英语解释英语，非一般读者所能承受和利用。
鉴于这部字典的良好声誉，商务很早就想向读者提供这样一部百科性的英汉字典。1905年，张元济曾约请颜惠庆主持翻译初版《韦氏大字典》，但是颜惠庆不过“略译数纸”就放弃此计。结合当时的情形，主要阻力在于：字典庞大，词条浩繁，找不到合适的多专业的译员；译订耗时多，出版周期长，商务财力恐难以胜任；加入汉译后字典更为巨大，价格昂贵，非当时读者所能承受。鉴于编译条件不成熟，颜惠庆改变原定计划，“取英国纳韬耳善本改译，有不备者，再以韦本补入”，后编译完成《英华大辞典》。[2]148上述编译尝试也成为日后编译《韦氏大学字典》的问路石。
二、《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国民族经济有所发展，商务实力也日渐增强。另外留学生日渐增多且陆续归国，此时编译韦氏字典的经济与人力条件均已具备。1916年，张元济开始担任经理，成为商务名副其实的灵魂和掌舵者。为扶助教育，满足市场需要，张元济决定以《韦氏大学字典》为底本，编译《新英华辞典》。《新英华辞典》后改称《英汉大字典》，最后定名为《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
《韦氏大学字典》是《韦氏大字典》的简编本，是美国最通行的一部字典。第1版诞生于1898年，第2版、第3版诞生于1910年、1916年。1908年到美国留学的蒋梦麟曾言：“凡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无不购备一本，置于座右，以供读书时参考。”[3]前言
1916年11月18日，张元济邀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首位留美博士、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负责编译之事。1917—1918年，张元济与郭秉文围绕字典编译事务，多次沟通交流。比如编译酬劳，1917年1月6日，张元济决定按照郭秉文来信所拟办法，顾问由其聘请，将来的酬劳，视顾问之繁简而言。[4]140 1917年7月27日，商定编译费用每面6元。[4]236又如译法问题，1918年1月11日，张元济指出：“遇有直译实在困难之处，不用直译，应于本页稿纸右旁上边用红笔标出‘某字注第×义，不用直译’字样，以便敝处可加商榷。”[4]309
《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由郭秉文总负责，特约国内各大学教授多人，在商务之外分任编译。“两年书成，仅缺首尾附录各章。稍加厘定，垂付刊矣。”[3]前言此时恰逢《韦氏大学字典》第3版出版，与旧版“增删损益之处，约居十之六七”。商务遂决定以旧版译文为参考，依据新版重新改译。为推进改译工作，1919年1月商务将《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划归英文部下属的词典部。1919年10月6日，词典部脱离英文部独立，以张世鎏为主任负责其事。[5]新版编译改革了编译方式。郭秉文在字典序言中曾说：“取合作之精神，为分工之组织。凡专门名词之审定，声音训诂之钩稽，各以所学，殊其供献。至于辨析群疑，则必参酌众见，折中至当，而后为安。”[3]前言编译团队共计37人，除商务以外，参编人员涉及东南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同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多科学者。
这部字典在主编郭秉文、张世鎏带领下，比照原版，一字不易，添附汉解，补其阙疑。1923年以《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之名发售，12开大本，1768页，超过10万个词条。因大小近如抽屉，为查阅方便，字典侧面还按字母排列顺序，设计了32个翻页扣手。
这部耗时近7年才得以完成的字典，基本实现了颜惠庆所言的“译行则藉作梯航”的编译英文辞书的理想，同时还兼具多方面特色。第一，完整引进美式字典，标志着中国书业袭用美国辞书的高潮。第二，使用了英语、汉语双解。“阅者对照英汉，可证彼我文字之异同，而得相当转译之原字，于棣通思想，最有裨益。”[3]前言第三，由于是《韦氏大字典》节略本的汉化，所以词源信息丰富，同时记载了普通语词和科技术语的用法。第四，按专长翻译词条，保证了译文质量，被日后《综合英汉大辞典》等大部头辞书所借鉴。最后，原版字典贴切且简短的译文、新词的增收、补遗的设置以及新国旗的增设共4大特色均被汉译本所承袭。
三、《韦氏大学字典》的营销方式
民国时期，激烈的市场竞争铸就了出版社浓厚的书刊商品意识，推动了书业广告的兴盛与繁荣。英文辞书作为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案头必备书，市场广阔，各出版机构竞相为之。为促销字典，商务以冠著上海各报之首的《申报》为主要平台，采取广告营销策略。根据《申报》数据库显示，1922年10月29日商务刊登了第一条告白：“近闻上海商务印书馆，将出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一书。广长约一英尺、厚约四英寸，为吾国从来未有之巨帙。”[6]
1922年10月到1923年3月是《韦氏大学字典》的预售阶段。商务在《申报》连续刊登广告，介绍字典特色。为加深读者印象，还采用不同版式。以1923年3月为例，商务运用不同的字句与切入方法，加以配图吸引读者。3月1日的广告词为“君能举出飞机各部的名称吗？”然后引出《韦氏大学字典》“是无论老少都离不了的”。[7] 3月4日的广告先列举十几个冷僻的英语单词，然后引出广告语：“诸君所备字典中可能检出上列诸字乎”。[8] 3月11日的广告语为：“这是阁下应备的字典——商务印书馆发行《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9]3月20日的广告语为：“《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其内容之精美，可称为英汉字典中的大王”。[10]书籍是文化商品，因此在上述广告文本中，不难发现教育和导引的特质，有较强烈的文化气息。
预售时间3月底截止，但为了营销，4月1日商务又刊发通知，称“为便利诸君在春假期间订购起见”，将预售展期至4月7日。[11]6月11日到9月21日，因为字典版权纠纷，广告一度暂停，但在案件胜诉后，又开启了新一轮宣传。比如，10月14日在《申报》发布了11月底截止的续售短期预约。[12]10月25日、10月27日、10月30日、11月8日，先后刊登蒋梦麟、殷芝龄、凌鸿勋、蔡元培对字典的评价，以引起读者关注。
除重点介绍字典特色外，商务广告中凸显的另外两个信息为减价预售和赠送样本。根据预售广告，《韦氏大学字典》的定价为24元。提前预约一次结清17元，两次分开支付各9元，共18元。预售制度便于有计划印制，还能通过优惠提高销量，以便回笼资金。1923年4月1日报载：“已售出四千部左右。”[13]8月22日王显华提及：“现已售出约为四千五百六十本。”[14]
另外，民国大部头图书在推广上，还有选取书中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图文编印样本的惯例。1922年11月，商务开始寄奉《韦氏大学字典》样本。1923年1月22日《申报》告白：“此次发售预约，样本用最好洋纸两色套印。任人所阅，不取分文。闻该馆中人云，每日来信及面索者，总有一二千份。预约者亦已不少云。”[15]这则告白又出现在两个月后的《小说日报》上[16]，由此可以看出商务使用“饥饿营销”手段，刻意制造广有应求的现象。
为字典作序，也是商务的传统。商务为了推广发行《韦氏大学字典》，曾约请当时政界、学界名流颜惠庆和顾维钧作英文序，蔡元培、王宠惠、黄炎培、蒋梦麟作中文序，外加主编郭秉文、张世鎏的序，共有8篇，盛况为商务之前发行任何辞典所未有。蔡元培提到：“商务印书馆发刊此书，适应新时会之要求，其不胫而走，可预卜已。抑字书编纂，为苦涩繁重之业，况是书卷帙之多，搜罗之富有，难非绝后，可云空前。”[3]前言黄炎培赞誉：“今兹所见，当以商务印书馆之《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为最宏博。”[3]前言商务以上述“时代巨子”的评价来凸显字典的权威性和学术性，并作为销售的卖点。
《韦氏大学字典》是一部中型偏大辞书，也是商务早期投入人力、物力最大的一次译介工程。商务借助报刊媒体，广而告之编译特色，散发精美样本，邀请名流推介，借助立体式宣传，带动和引发读者购买欲望，实现了提前预售的佳绩。上述做法成功地塑造了“商务印书馆”的整体品牌形象，为企业赢得了声誉。
四、《韦氏大学字典》的版权诉讼
民国初期，中国文教事业刚刚起步，尚不成熟，急需向欧美国家学习。“因思吾国教育，尚在幼稚时代，全赖译印外籍，以求增进。”[17]377当时出版界普遍认为加入西方版权同盟，势必阻碍教育的进步并损害民族工商业的利益，因此拒绝参与其中。但是随着出版业的发展，中外版权的纠纷日渐增多，其中“《韦氏大学字典》案”可谓其中的代表性事件。
1923年6月11日，《韦氏大学字典》原版出版商美国米林公司的代表克雷斯律师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提起诉讼，状告商务行将出版发售的《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侵害其版权及商标权。1923年6月13日，公廨准原告之请，谕禁商务在案件结束前销售该字典。[18]537面对西方的文化强势，在这场维护中国出版主权的斗争中，张元济等商务领导层认为应当合理维权。于是一方面聘请律师据理力争，维护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与上海书业商会联系，告知此案关系书业全体，应予重视。同时，又争取舆论支持。
《韦氏大学字典》案先后于1923年6月28日、8月21日、8月22日进行了三次开庭审理。其中8月21日的二审开庭辩论，奠定了商务胜诉的局面。当时商务延聘美籍律师礼明与丁榕共同参与法庭辩论。上海书业商会作为相关第三方亦延聘美籍律师罗杰参加辩论。礼明律师从4个方面为商务进行了辩护。
第一，从历史角度而言，英美两国均有长期不保护外人版权的历史，正如当时中国之情形。“美国自政府奠定之日起，直至1891年，对于外人版权，并未加以保护；英国亦然，直到1886年。”[18]538
第二，从道德角度而言，英美不能以过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中国。中国只有给国人提供低价的书籍才能促进教育的发展，“但欲供给国人以低价之书籍，即在不能保存外人版权，否则定价将为外国出版家所挟持而不能从廉矣。”[18]538-539
第三，从版权角度而言，基于1903年签署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1款规定，“米林公司所出版之字典，最初并未存心供华人教育上及享用上之用”[18]539，所以原告所申诉的《韦氏大学字典》不在版权保护之列，指控不能成立。
第四，从既有判例而言，商务翻译出版《韦氏大学字典》与1911年翻印《欧洲通史》案相同。1911年原告美国经恩公司最终败诉，依循前例，无可厚非。
1923年9月21日，该案判决米林公司败诉，商务胜诉。其判词主要涉及3个问题。其一，对于版权部分驳回不理。其二，商务提前印发的样本，上面有一个双圈的图案，类似米林公司的商标，“于原告营业上不无损害，令被告赔偿银一千五百两。”[19]其三，前次所发之临时禁谕即予注销。但是商务只能发行无韦伯斯特认证印章的字典，即“判令被告不得将前项说明书再行散布，并不得将说明书内图记用于所印各种字典。所有此项版模及印成未曾散布之说明书一并销毁”[19]。
总之，以商务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以及代表出版界利益的上海书业商会，从国家发展大局和出版界实际利益出发，以既有条约为依据，取得了《韦氏大学字典》案的胜诉。这在当时，是有时代积极意义的。[20]
五、《韦氏大学字典》出版的启示
民国时期，商务“英文字书中以《韦氏大学字典》的汉译及《综合英汉大辞典》的编纂为费力最多”[21]。《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始于张元济的谋划与推进，虽然采用了多样化的营销手段，但其初衷却是“扶助教育”的公心。其版权诉讼，更是成为经典案例，引发了社会关注，维护了民族权益。
第一，编译《韦氏大学字典》体现了商务扶助教育的理念。商务作为出版业的楷模，其经营理念可概括为“在商言商”与“文化本位”。虽然商务采用了商业性的营销手段，但是却视《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为公益之事，其一是考虑到中国社会“有恳切之需要”，其二是因为当时中国仅商务有“相当之组织设备与人才能将该书印行”。商务投入字典的费用总计15万元，虽不能获利，但自愿承受以为中国教育而尽力。商务一直以来意图用出版来引领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实现“文化商务”的出版格局。因而该字典的编译充分体现了商务创立之始夏瑞芳、张元济等商务同仁共同立下的“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方针。
第二，编译《韦氏大学字典》体现了张元济对英文辞书的长期重视。虽然张元济重视古籍的整理，但是由于通晓英文，所以他注意到英语在引进外国学问中的重要媒介作用。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发行的外语教科书与工具书从数量到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同业群体。从《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过程来看，张元济与主编郭秉文、张世鎏多次沟通交流，参与编译细节；发生诉讼后，主持董事会从法律、外交以及舆论方面积极应对。从更大范围而言，商务以强大实力编译《韦氏大学字典》，直接介入了西学东渐的知识生产，扮演了幕后的文化推手。作为这个大型文化机构的掌舵人，张元济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谓至关重要。
第三，《韦氏大学字典》案引发广泛关注，成为版权纠纷经典案例。该案是商务继1911年、1919年之后，成功处理的第三起涉外版权纠纷案。“万一商务印书馆败诉，即开一恶例，以后无论个人机关商店均不得任便译印西书。”[17]377由于“此案关系出版事业、文化前途，社会对之均极注意”[19]。当时舆论认为，米林公司控诉商务翻译《韦氏大学字典》案，不符合1903年中美商约，并且妨碍中国出版自由，因此文教各界上书政府，皆力挺商务。比如该案开庭同期，中华教育改进社认为“事关全国今后进化问题”，于是以实际行动声援商务，比如该社决议：“由本社电致江苏省长及上海交涉使，请将韦氏字典一案，据约驳拒，以保护华商版权。”[17]378
六、结语
严复在1902年出版的《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序中写道：“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以出版英文读本起家的商务印书馆在英语辞书的出版方面，可谓历史最长，建树极多。其中，《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是20世纪20—30年代商务在辞书领域西学东渐的一大工程。该字典汇聚了37位时代巨子作为参编人员，历经多年、花费巨资才得以完成。该字典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不仅为商务赢得了业界声誉，更为其后编辑《综合英汉大词典》等英文辞书积累了经验。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商务以“教育救国”为理念投入文化知识传播事业，进而推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改良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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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897-1987):我和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105.
[2] 潘小松.晚清民国双语词典文献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
[3] 郭秉文, 张世鎏.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4]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5]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138.
[6] 英汉字典界之异彩[N].申报, 1922-10-29(16).
[7] 韦氏大学字典[N].申报, 1923-03-01(2).
[8] 韦氏大学字典[N].申报, 1923-03-04(3).
[9] 韦氏大学字典[N].申报, 1923-03-11(3).
[10] 韦氏大学字典[N].申报, 1923-03-20(3).
[11] 英汉双解韦氏大学词典预约展期一星期[N].申报, 1923-04-01(3).
[12] 英汉双解韦氏大学词典[N].申报, 1923-10-14(3).
[13] 韦氏字典预约展期[N].申报, 1923-04-01(16).
[14] 商务书馆被控假冒商标案(二)[N].申报, 1923-08-23(13).
[15] 商务译印韦氏字典近况[N].申报, 1923-01-22(17).
[16] 商务译印韦氏字典近况[N].小说日报, 1923-03-17(12).
[17] 直接提交大会议决通过案六件: (四)请声明条约上特许翻译外版图书权利以裨教育案[J].新教育, 1923, 7(2/3): 377-378.
[18] 宋原放, 吴道弘, 张立升, 等.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 第1卷[M].陈江, 辑注.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19] 韦氏字典案判决[N].申报, 1923-09-23(14).
[20]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405.
[21] 汪耀华.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 1897-1950[M].上海:上海书店, 2017: 242.
（作者单位：1）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2）武汉工商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