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茶馆（第21期）| 从人机到两性 ——阿西莫夫《变人》漫谈

茶客闲谈

从人机到两性——阿西莫夫《变人》漫谈

基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现代人甚至“逆向”设计机器人大脑，用计算机电子信号的形式模拟复杂人类大脑，将这种大脑完整上载到机器人身上。在科幻作品中对机器人的探讨也是层出不穷。阿西莫夫，一个科幻迷耳熟能详的名字，我愿把他称为“机器人大师”。他无疑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最具创意且最多作品问世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一。勤劳写作和灵感爆发锻造了他的四百多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基地”、“帝国”和“机器人”三大系列。他的长篇小说一直是学界长期研究的对象，今天本文探讨的只是他的短篇小说《变人》（台译本《双百人》）。长篇与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差别，导致后者更能集中体现作者所表达的思想，相比之下，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虽然在名声上没有那么响亮，却更能反映出阿西莫夫对于“机器人学”的丰富知识以及作家自身的无限创意和奇妙想象。

《变人》以机器人安德鲁的视角展开描述，这点可以引起读者一个注意，这个独特的视角意味着作者本身是站在机器人安德鲁这个阵营中。在科幻作者笔下，人机关系是复杂、多元甚至矛盾的。在《弗兰肯斯坦》这部科幻小说鼻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机器人形象有意被妖魔化了，人机关系的话语被描述得十分紧张，人类长久以来对机器人的恐惧被阿西莫夫归结为“弗兰肯斯坦情结”。而《变人》的一个特点在于他将以往对抗式的人机关系缓和冷却，把人机战争拉回人机摩擦，人类与机器人的矛盾依旧存在，但作者不再像以往的科幻作家那样描写两者之间的大动干戈。这种缓和得益于阿西莫夫所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原则，作为一种机器人伦理制约着他们。这些机器人伦理暂时打消了人类对机器人的顾虑，但接踵而来的还有一系列自然发展的问题——安德鲁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他开始要求自由，要求拥有独立的社会人格。他与人类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希望人类用“人”的定义来称呼他，这意味着他需要一种平等。这种平等有别于奴隶对抗主人的那种追求，而是当机器人与人类在责任和义务上可以相互补充时，人类却依旧把机器人排斥在社会主体之外，这也可以解释安德鲁在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后，在他被人类授予荣誉或是被其他机器人“高高捧起”时依旧感到不满足。最终他选择“变人”，通过放弃自己机械不老身的自我牺牲方式以求得一种平等和认同。

对这篇小说最中规中矩的解读是“一个边缘种族（机器人与人类可以共生的情况下）不断遭到歧视，而其中最希望变为人类的一个成员以自我贡献与＂自我牺牲＂为代价争取了人类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人类中心论的故事。”然而，无论文学艺术是否反映了现实，读者在阅读过后或多或少会从中得到一些现实的联想或启发。以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阿西莫夫《变人》中的人机关系具有一种现存的两性的隐喻，我们把文中的机器人看作“他者”，这种身份代表着机器人实际上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观念、想象、价值、信仰与情感等的投射物。因此，笔者在这个解读中做了另一番联想。

有人曾经提出一种人兽结合的，残存在人身上的动物性特征的因子，由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两部分组成，即“斯芬克斯”因子。这个因子表明人类身上永远同时拥有理性萌芽和暴虐、野蛮等兽性的基因。那派学者认为，“长久来，人都在不同凡响的头脑智慧与这种兽性因子做着抗争，产生了饱含着自由与公平意识的道德、法律等各种自律与他律观念，也产生了文明、审美和各种陶冶的形式，努力将自己与其他动物相区别。”这意味着人类一生下来就要不断处理时时刻刻都存在的矛盾关系以至创造出人类社会的伟大成果，而我们不得不谈及的矛盾关系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

性别是如何产生的，这是自然的问题；性别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这才是人类自身的问题。阿西莫夫在讨论科幻小说的历史时就是这样感慨：“当代的科幻小说时常反复呈现给我们的是，孩子取代父母、宙斯取代克洛诺斯、撒旦取代上帝、机器取巧人类的故事。”而他偏偏写了一个机器人“自我牺牲”的故事。从安德鲁的自我意识觉醒到追求自由独立再到追求自己的社会人格的这段路程，实际上与近现代女性的觉醒和斗争运动有着极大的象似性，不如说成安德鲁的这种追求激活了作为女性的我开始反思自身的主体性。

社会的变迁一直是两性关系变革的重要线索，作为“探索未来”的科幻小说自然将社会背景拉到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却还不能触碰的时间点，因此在那个时间点上，“两性关系”又应该是如何变化，这无法不使一个现代读者做一些思考。自从农业社会代替了采集社会，人类普遍建立起一种以男性霸权为特点的两性关系，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使传统的两性关系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越来越繁重的社会运转机制需要女性“撑起半边天”，今天的人们都真切感受到这种变化，也正一手促成这一变化的最终形态。这种最终形态代表着一种和谐，代表着一种性别差异性的融合和共存，代表着一种女性新角色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现代女性的解放，在于她摆脱依赖和福利的同时承担起原本全部压在男性身上的担子，然而男性在这个过程不仅体验到负担减轻，还有一种霸权被消解的危机感。有的时候社会并不喜欢这种“男性化的女人”，因而出现“每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不幸的婚姻”这种说法。这无疑是对现代独立女性的诅咒和偏见。

笔者认为安德鲁所真切感受到的也是一种诅咒和偏见，即当机器人成长到可以充当人类社会这个大机器运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时，社会依旧不能忽略人类和机器人的本质差别，不能用同一种定义（人）来接纳他。对于女性来说，这种诅咒的背后有分工的问题，男性不愿意承担起大部分家庭责任，让他的女性在社会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对于安德鲁来说，这种诅咒的背后是机器人的长生不老和“超人”能力干扰着人类对他们的情感，以至于人类又需要又忌惮排斥着他们。

小说里，安德鲁的问题用牺牲的方式得以解决，而女性的问题也难免需要付出代价。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已经从躲在社会的背后变成走到社会的跟前，她像安德鲁一样觉醒过来，勇敢地不断地要求，不断地争取，在她为自己争取到一份贡献社会的机会后，还必须让所有人包括自己，坚定地接受和正视这份贡献，这才是人类社会不断抗争“斯芬克斯因子”的伟大成果。

作者简介

彩虹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18级学生，星火四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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